讓歷史告訴未來——記話劇《誰是強者》的誕生(梁秉堃)

　　34年前的1980年早春，乍暖還寒。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同志，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筆者有幸參加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盛會。

　　在座談會的閉幕式上，胡耀邦同志要求文藝工作者真正做到八個字——“敢想敢干，百折不撓”。他解釋說：“我覺得當前最可寶貴的就是這八個大字。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開創我國文學藝術新的大繁榮時代，干前人沒有干過的偉大艱苦的事業，你不敢想敢干、百折不撓，那怎么干得成！我們的隊伍太小了，我們不是一支大軍，是一支小軍……十幾年來，我們這支隊伍受到很大損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規律而凋謝了，有的同志則是被摧殘死的……”說到此處，他忽然一下子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激情地舉起雙手大聲疾呼著：“單憑這一點，我們的黨就要發誓，堅決不允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頃刻間，會場里先是一個震撼后的失語停頓，接下來便響起雷鳴般的熱烈掌聲，不少人還流出了難以控制的淚水。我作為普通的文藝工作者、劇作家，也深深為之動容了，眼睛紅潤了，心跳加速了。

　　在那之后不久，我便按照北京人藝的總體部署安排，深入到東郊的京棉三廠去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準備創作。然而，在改革開放的熱潮中，諸多新型的社會矛盾擺在面前，特別是尖銳、復雜、深刻、多變的社會矛盾擺在面前，我真是有些難以理解、猶豫不定，甚至裹足不前了。那么，文藝創作到底要不要真實地反映這些矛盾沖突呢？我不敢也不能找出答案來。當想到要觸及某些領導干部身上的陰暗面時，歷史上的教訓不能不使我戰戰兢兢、心有余悸。然而，正是胡耀邦同志那沉甸甸、熱乎乎的話語，為我當時的創作思想注入了“鼓足勇氣、奮力向前”的精神。經過一段學習與思考以后，我的腦子里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理念：作家只能在矛盾沖突當中來表現我們時代的本質和社會的本質。不敢觸及生活中的陰暗面，寫光明面也不會真正的具有力量、打動人心。作家的社會職責要求大家站到時代的尖端，以歷史的眼光和社會的角度，去觀察生活和提出問題，并且進行干預……為此，我打定主意就寫反腐倡廉的主題了。于是，我滿懷激情地一口氣寫出了《誰是強者》的劇本，并在劇本前言中這樣寫道：“真誠地對待生活，真誠地對待自己，也真誠地對待創作。這，就是我30年并不十分曲折的經歷中，為自己總結出來的一條‘座右銘’。我將以此不斷地激勵、鞭策自己，度過人生的秋天和冬天，爭取為人民寫出一點點像樣子的作品來。”

　　后來，在北京人藝黨委會和藝委會討論通過劇本以后，1981年的秋冬組織了排練和演出。由林兆華擔任導演，呂齊、修宗迪、嚴敏求、李士龍等擔任主演，成為新中國建立以后，話劇舞臺上第一部以反腐倡廉為主題的劇目。說起來故事并不復雜，劇情是這樣的：新華棉紡織廠的廠長袁志成在改革開放當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勇敢地利用現有的條件，擴建了一個9000紗錠的新車間，沒有料到的是在安裝好設備準備試生產的關鍵時刻，竟然遇到了無法越過的“攔路虎”。那就是，市屬電力公司以種種借口不給棉紡廠的電力增加容量，使新車間根本不能試生產。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經過眾人再三的勸說，一向作風正派、性格耿直的袁廠長，帶著辦公室主任硬著頭皮來到電力公司倪科長的家里要求幫助解決問題。同時，也“上貢”送來一條毛毯。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狡猾奸詐的倪科長表面上裝作正經不肯接受，實際上卻是暗示“禮品”還不夠規格，甚至提出了有人要以參加“職工大學”為跳板，直接進入棉紡廠里當干部。袁廠長一聽就火冒三丈，說什么也不肯答應。他怒不可遏地說：“有了點兒權就私事公辦，化公為私，這就是專啃社會主義的大耗子！……主任，走吧。我得快走了，再不走我就要罵人啦！”但是，倪科長他們的電力公司對此根本不示弱，非但堅持不給新車間電力擴容，還找出借口把原來棉紡廠的用電也給斷掉了。最后，只能是袁廠長告到上級機關，在市紀委的直接干預下，才使問題得到了解決。袁廠長還義正詞嚴地對電力公司的劉經理說：“‘文革’中黨的領導癱瘓了十來年，傳統作風、傳統政策都叫人家批了個精光，別人忘了不奇怪，你一個老黨員不能忘！怎么，黨風不正，社會風氣壞，別人看不出來，你也看不出來？”“這回我不通過任何一級組織，就用一個老黨員的名義問問你這個老共產黨員，還講不講一點兒黨性原則啊？”

　　正是由于揭露了社會陰暗面的緣故，演出以后受到種種非難，我們主創人員——包括劇院領導，一時都有些心神不定，緊張異常，惟恐演出在政治上“越過了雷池一步”，乃至會遭到“槍斃”停演的噩運。11月25日正式演出開始以后，觀眾踴躍，一票難求，現場也反應強烈火爆，但是我們的心還是高懸著放不下來，而市文化局的領導更是著急地等待中央領導快來看戲表態。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一切都處于悄悄的“冷處理”狀態，新華社以及各家主流報紙、雜志也都遲遲不敢發消息、談觀感、作評論，乃至觀眾的座談會也不便出面組織。我當時深切體會到，一個戲在演出以后如果毫無反響，如同什么都沒有發生一樣，那才是最折磨人、傷害人、煎熬人的。劇本里描寫的并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重大社會事件，只不過是寫了棉紡織廠廠長袁志成，為了加快實現“四化”建設，在擴建新車間當中遭受到相關單位的要挾、利用、盤剝，逼迫他向不正之風就范、投降；在“關系學”的重重包圍中，他也一度動搖做了讓步和妥協。可是，當袁志成違心地去給倪科長上供時，又實在容忍不了對方的胡作非為，乃至“獅子大開口”，終于拍案而起，痛加指責，揚長而去。戲里最大的、要批評的對立面人物，只不過是一個市輕工業局的黨組副書記，這就仿佛是捅破了老天似的，被看作是“離經叛道”的問題作品。老實說，那時的文藝作品中只能寫一點農村生產小隊長、大隊長的毛病，連寫一點老干部的毛病都是犯大忌的。我們劇作家還處于一種“帽子很多，膽子很小，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被動、消極、無奈和沮喪的狀態之中。

　　在那段時間里，導演林兆華就發牢騷說：“講心里話，我對反映現實斗爭的戲，是有創作熱情的，甚至是偏愛的。但現實總給我一個感覺：搞一出現代題材的戲像是后娘生的孩子，而搞一出中外名劇，一是根本不要審查通過，二是宣傳部門毫無余悸地宣傳，三是也容易出名得利。”我也聽到了許多好心人的種種規勸：一、最好回避現實生活中尖銳的、不易解決的矛盾，何必一定要“頭撞南墻”；二、表現現實生活矛盾沖突，分寸不好掌握，只能是吃力不討好；三、社會問題提出得再正確，解決的方法再恰當，也會顯得虛假、浪漫，觀眾根本難以相信……如此等等，就只好等著上級下“停演”的命令，卸妝、回戲算了。

　　1981年12月16日的夜晚，是我永遠也不會忘懷的。當時，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并在那里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的習仲勛同志，剛剛調回北京來。應我們的邀請，習仲勛同志立即來觀看《誰是強者》，演出以后他到后臺來看望大家，并發表了重要意見：“我看這個戲很好。真實，深刻。現在很需要這樣的戲。黨風問題不解決，社會風氣問題也解決不了，‘四化’還怎么搞？”“我們的黨已經有60年的歷史，有光榮的傳統，有力量戰勝不正之風。”他還說：“你們的膽子要大一點，不要怕。對于不正之風就是要暴露。暴露它是為了糾正它。現在這方面的問題很嚴重，一定要解決。當然，也可能有人對這個戲有意見，那也沒什么。”

　　同時，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的賀敬之同志也來看戲，談了很好的意見：“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戲。在一段時間里，我們一直盼望著這樣的戲。這是一個表現了新的生活、新的斗爭、新的人物的好戲。”“照我看這是一個很不得了的好戲。好好宣傳一下這個戲可以打消一些人的顧慮。難道寫了尖銳的矛盾就是否定共產黨？怎么能那樣對待中央的文藝政策呢？看戲的時候，我的情緒一直在隨著袁廠長走，喜怒哀樂都有。我們黨現在確實有許多困難，但是也有充分信心。袁廠長這個人物寫得好，很感動人、激動人心。袁廠長是代表著一種向上的精神力量。這個戲觸及的問題很深，使人感覺真實。作者是有生活的，演員也是有生活的。戲里塑造了不少活生生的人，很引人入勝。這就能夠給人以真真實實的鼓舞。看了戲使我感到——我們的黨畢竟是共產黨！”“當然，題材仍舊需要廣泛，但是現實生活中大的矛盾一定要寫。”

　　曹禺院長也說：“這是一個站得住腳的好戲，是一個喜劇。可貴的是，有人物，很深刻，很生動。看了戲很興奮，演員一個是一個，都演得很好。這個戲扶了正氣，打了邪氣。”

　　戲劇評論家趙尋這樣說：“我想，《誰是強者》所以受到觀眾的歡迎，至少是由于在藝術創作中取得了這樣三點成就： 一、通過真實而深刻的描寫，提出了一個關系四化建設與國家前途，為千百萬群眾所關注并有切身之感的主題；二、這個主題思想是正確地、準確地從生活的矛盾提煉為戲劇沖突而顯示出來的；三、這一戲劇沖突是通過有血有肉、有思想感情、有性格特征、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構成的。這種創作方法表現了革命現實主義戰斗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接下來，《文藝報》和《人民日報》文藝部聯合在人藝召開了數十人參加的首都文藝界人士座談會，由馮牧主持；會上發言的有曹禺、舒強、趙尋、吳雪、風子、侶朋、顧驤、王景愚、陳默、林涵表、蘇叔陽、刁光覃、劉夢溪，等等。

　　座談會連續暢談了12個小時，對這個戲從多方面進行了評論、論爭、探討，既肯定了成績，又指明了不足，也提出了相關的文藝創作政策問題。而且，這次的“座談會紀要”，還破例在《人民日報》上全文發表出來。

　　在這種大好形勢之下，來看戲的觀眾更是猛增，應接不暇，北京人藝只好排練了兩組同時演出，一口氣就演出了134場。據不完全統計，1982年上半年在全國范圍內，先后有1000多個劇團(包括戲曲劇團把話劇改編成自己的劇種)都演出了這個戲，一時成了戲劇界、文藝界的“熱點”和“焦點”。緊接著，該戲又獲得了文化部和中國劇協頒發的1981年—1982年“全國優秀劇本獎”、北京市優秀劇本一等獎和優秀演出一等獎。

　　在這里，不能不提及1985年夏天里，由劇本《誰是強者》結成的集子——《梁秉堃戲劇集》出版時，由于是之執筆所寫的那篇“序言”。他說：

　　12—14歲，酒廠學徒；14歲，參加文工團；18歲調入‘北京人藝’，先干燈光，后又在舞臺美術部門干具體的行政工作，其中也斷斷續續地當過演員；1964年開始寫上了劇本。

　　今天，出了這本集子。

　　這就是這位作家的幾乎所有的經歷。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好學的人，不肯偷閑的人。

　　老舍先生曾告誡他：‘要勇敢地寫，不成功就勇敢地扔嘍。’他聽話，他就這樣做下來。同志們曾鼓勵他：‘要至少每周精讀一個劇本，寫書的人首先要多讀書。他依從著做了，他寫了不少，也扔了不少。這本集子里的四篇劇作，都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寫出來的、選出來的。在這期間，他始終泡在北京的工廠里，旁及于工廠的上下左右。廠子里的，工業戰線上的眾多的內行們都熱情地幫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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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篇劇作是按照寫作的時間，順序地排下來的。讀者不難發現作者創作的足跡：努力擺脫膚淺的配合政治的習慣寫法，頑強地使自己的眼和筆向著生活和人的深部探尋和開掘，于是出現了袁廠長、漂亮姐兒、哈哈經理，和最后那篇戲里的幾個結結實實的人物，只要他認真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相信他必將會有更大的收獲。

　　當前，在文學理論建設方面，出現了空前活躍的形勢。幾乎是所有的文章都吸引著我們去讀、去思考；并從中選擇出于自己有益的東西。結論，當然會因人而異；求同，在這方面是完全沒必要的。我們只需要在政治方向上的一致，這當然是最重要的。然而在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的方面，愈是多樣才愈好。我愿意與梁秉堃同志一起學習、思考。使我多懂得些知識，使他能夠在今后的創作上結出沉甸甸的果子來。

　　幾十年來，于是之和我是“半師半友”的親切關系，他寫的這篇“序言”，猶如是和我在燈下的促膝談心，有鼓勵，有提醒，有指導，有幫助，是那樣的真誠，那樣的中肯，那樣的動情，那樣的愛護。如今，只要我一閉起眼睛來，腦子里就會立刻閃現出這樣的情景——1981年的炎熱夏天里，我們躲在北戴河招待所的房間中，日日夜夜，揮汗如雨，他幫助我逐段、逐句、逐字地把《誰是強者》全部的定稿改了出來……應該說，于是之在《誰是強者》劇本的整個創作過程中，從收集素材到確定主題，從結構提綱到寫出初稿，從聽取意見到修改劇本，以至從反復修改到最后定稿，他花費的心血和勞動并不比我少。在定稿以前，于是之曾經動手給我改了一遍稿，請注意僅僅是用鉛筆改過的，這是為了不妨礙我最終的定奪。他還有一條規定，即“改后不看，你我兩便”。他鄭重其事地說，關于這個劇本的生活和人物只有我是最了解、最熟悉的，因此決定權必須歸我一個人所有，任何人無權干涉。

　　我個人的理解是，《誰是強者》的誕生，關系到文藝作品“敢不敢碰現實生活中的尖銳矛盾沖突”的重要命題。從一定意義上說，作為劇作家對于這個命題是回避不了的，是想躲也躲不掉的。為什么呢？因為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信仰者，作為真實地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革命現實主義文藝家，是理應從生活實際出發去描寫矛盾沖突的。如果現實生活當中確實存在著具有典型意義的尖銳矛盾沖突，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一定要回避它！當時，我在深入工廠近兩年的時間里，無數活生生的事實，使人深切地感受到經濟建設與不正之風的矛盾是相當普遍而又尖銳地存在著，是非要解決不可的。那些堅定的改革者們向不正之風進行的艱苦斗爭，那些不亞于戰爭年代的閃光思想、行為、語言、作風，也都如同烈火一樣燃燒著我的心。我雖然也有過動搖和灰心，但是終于覺得如果自己不堅決地站在他們一邊，不為他們去吶喊助威，那就是失職，那就是白白辜負了人民給自己的這支筆！實踐證明，寫光明事物并不一定要搞“假大空”，恰恰相反，觸及現實中的尖銳矛盾沖突正是寫了光明事物，歌頌了社會主義新人。因為，社會主義新人確是在與腐朽事物，甚至是在與暫時還很強大的腐朽事物的搏斗中成長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觸及到尖銳的矛盾沖突才能給人們以更加切切實實的信心和力量，才能使人們真正看到光明前途。在這次創作當中，我深切地體會到，只要我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頭，那些尖銳的矛盾沖突不但是可以碰的，而且是應該大碰特碰的。盡管這是一條相當曲折坎坷的、艱難困苦的創作道路。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黨的長期發展文藝之方針政策，題材、樣式、風格當然可以也應該多樣化，異彩紛呈，琳瑯滿目，但是弘揚“主旋律”、傳遞“正能量”的方針是不可動搖的，而且“主旋律”一定要能“主”得起來，能夠帶動、影響其他作品；“正能量”一定要“傳”得起來，使更多的受眾入腦、入心。

　　或許，這就是歷史告訴未來的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