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好的劇團也會面臨因社會變化帶來的危機

    曹禺是北京人藝的首任院長，北京人藝是新中國第一個排演《雷雨》的劇院。幾十年來，《雷雨》被無數次搬上舞臺，并且歷經不同時期的不同版本。上圖為1954年，北京人藝排演的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版《雷雨》。夏淳擔任導演，鄭榕飾演周樸園，朱琳飾演魯侍萍。

　　我們希望人藝的藝術家們明白，要讓自己心愛的劇團永遠成為中國話劇的第一殿堂，就必須要讓自己的經典從“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只有這樣，才能聯(lián)手同時代的觀眾。

　　前一陣，因北京人藝的《雷雨》遭到大學生觀眾的“哄笑”而引起的爭論可謂是熱鬧了一陣，可惜的是本來可以產生積極效果的辯論無果而散。對自我魅力深信不疑的人藝來說，觀眾的這一反應如同雷擊，為了自我保護，不得不用架起避雷針的方式進行自我保護，用玷污經典的大旗嚇退潛在的反對派，以結束這一令人尷尬的場面。也許，人藝真的是錯過了一次進步的機會，因為最好的劇院都會面臨因社會變化帶來的危機，而直面危機也許是自我反省和危機公關的極佳機會。

　　記得當時我是從微信上得知這一信息的，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哈哈大笑。盡管幾乎二十年前我就預料到觀眾有一天看這部戲時會產生“笑話感”，但真出現了，頗有點措手不及的感覺。必須鄭重聲明的是，我的笑絲毫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而是一種對社會進步的認同，那是一種讓人心滿意足的會心一笑。

　　這一信息勾起了我許多回憶。最早的回憶來自于上世紀80年代初。那時，剛到西柏林的我最熱衷于看話劇和看電影，特別是觀看那些早聞其大名，卻從沒見過廬山真面目的作品。西柏林有一些小影院，專門放一些老電影，那里就成了我經常去的地方。有一天，我去看《亂世佳人》，初中時我就看過原作《飄》，極其欣賞郝思嘉的性格并對她的命運充滿了同情。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在影片放映過程中，觀眾席中不斷爆發(fā)一陣陣哄笑聲，觀眾對郝思嘉的愛情和坎坷的命運根本不屑一顧。觀眾的笑聲也破壞了我觀影的氣氛，當我走出影院時，內心只有一種亂哄哄的感覺。過了好久，我才了解西柏林的觀眾對好萊塢的愛情片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態(tài)度。對他們來說，這樣的愛情模式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欺騙，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愛情并不是幻覺，而是不斷經歷抗爭、退讓和妥協(xié)的產物，愛情只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而現實生活遠比好萊塢電影更殘酷和更無情。多年后，當我在柏林電影節(jié)上觀看美國參賽電影《走出非洲》時，觀眾席中發(fā)出的一片片噓聲就不再讓我吃驚了，我終于明白歐洲一部分觀眾是拒絕一切不真實和制造幻覺的作品的，在他們看來，這和藝術完全沒有關系。

　　如今，西柏林影院的笑聲傳到了我們的劇院，引起了不滿、憤怒，當然還有認同。我則屬于后者，因為多年前看過的《雷雨》在我的記憶中，是一部讓人不舒服的作品。不僅演員的表演多少有點夸張，而且整個舞臺的呈現也非常守舊。

　　人藝的一些經典作品和《雷雨》一樣，幾乎都是幾十年不變，這種古董式的演出既是這座赫赫有名的大劇院的看家本領，又是這一劇院潛在的危險。那么如何才能走出這一困境呢？依我看來，人藝必須認真研究兩個問題：一是對經典作品應如何演繹和呈現？二是對審美的理解。

　　多年來人藝始終相信，他們在舞臺上所創(chuàng)作的就是“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任何超越這一版本的演出就是對現實主義的玷污。且不說他們的人物塑造是不是足夠典型，就從他們對原始版本的如此自戀，也足以說明他們的狹隘。按照他們的邏輯，每一個劇本就只能擁有唯一的舞臺演出版本，否則就是對作品的不敬。他們忘了，劇作只是二度創(chuàng)作者的素材，二度創(chuàng)作的秘密就是藝術家要用自己的思想來填滿作品的空隙，挖掘更深的內容，并讓作品有一個新的升華。有一百場哈姆雷特的演出就會有一百個不同的哈姆雷特，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正是這樣的發(fā)展才永恒保留了莎士比亞的魅力。

　　作為人藝的經典之作，《雷雨》當然也理應出現各種不同的版本。這不僅是因為在傳統(tǒng)的演出中，存在不少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這是保留經典的唯一途徑。在現有的人藝版本中，人物的演繹可謂單一和簡單，例如對四鳳的演繹。四鳳基本上就是“天真和純潔”的化身，似乎沒有沾染一點社會生活的習氣，幾乎是“不食人間煙火”，只為了愛情而生。我不信，在這樣一個家庭(母親坎坷的經歷和父親世故的人生哲學)長大的孩子，在這么一個充滿危機的大家庭工作多年的年輕女子會永遠保持兒童般的天真。這違背了現實生活的邏輯。此外，《雷雨》中的其他女性角色也還有很多挖掘之處，現在的舞臺呈現幾乎都還沒有觸及。當然，人物現在誦讀臺詞的方式也比較成問題。我們只要試想一下，如果現在電影里的對白猶如上世紀30年代電影中說話的方式，會出現什么效果呢？除非是要拍喜劇片，否則沒有導演敢這么做。

　　改革開放以來，國民在審美上出現的變化可謂有目共睹，不僅出現了審美的多樣化，而且個性化的追求也越來越強烈，日常生活中是如此，在藝術文化的需求方面也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如果說，自然主義的表現方式，如雷聲大作，尚還能吸引一部分老年觀眾，對在電腦中體驗過無數冒險游戲的年輕觀眾來說，這樣的操作小菜一碟不說，還會造成可笑的效果。一言以蔽之：在這個飛速變化的年代，話劇人應不斷地用新的想法，包括現代心理學的常識去審視一部經典作品的人物，從當代人的審美出發(fā)構建作品，這才是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開始，缺少這一步，作品就會流入俗套，就不可能贏得新的觀眾。

　　應該說，北京人藝的《雷雨》引起的這場小風波并不是什么丟臉的壞事，更不是證明如今大學生的退步，而是一場與雷聲相伴的及時雨。當晴空再現時，我們希望人藝的藝術家們明白，要讓自己心愛的劇團永遠成為中國話劇的第一殿堂，就必須要讓自己的經典從“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只有這樣，才能聯(lián)手同時代的觀眾，才能把哄笑變成歷史，而不是讓哄笑像繞梁三日的哀號那樣，令一些藝術家費解、困惑甚至憤怒了。

　　　　(作者為翻譯家、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