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題材美術創作在新中國的發展與二十一世紀現實中的問題

　　中國美協近年來在推動少數民族題材美術創作方面付出了諸多辛勞，獲得了豐碩的成果，讓人們把視線在新世紀又一次聚焦在民族題材之上，可以說，力度之大、范圍之廣，是此前少有的。

　　關于少數民族題材的美術創作，早在南朝時就有蕭繹的《職貢圖》，展現了當時國家間或漢族與少數民族地區間友好往來的景象。在其后的相關創作中，少數民族題材除了進貢等表現歷史關系的作品外，還有征戰等其他一些內容，表現出了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交往的歷史，代表性的作品有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明代《平番得勝圖卷》。進入20世紀，關于少數民族題材的美術創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出現了一批代表性作品和代表性畫家。總結這一歷史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30年代左右到新中國成立之前。這個時期有很多畫家基于社會的特殊情況而行走于西北，他們被眼前所看到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景象所感動，因為這是他們過去所沒有過的觀感和體驗，其中像韓樂然、司徒喬等畫家的寫生作品，就是這一時期美術史中最特別的內容。當然，由于他們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態度各不相同，關于少數民族題材的作品在表現上可能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對于風情的表現卻是相同的取向——以采風為特征，以寫生為手段，景觀和服飾都和他們以前作品中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這種個人化的表現與此后第二個時期的社會化的創作有著本質上的差異，盡管依然是少數民族題材。

　　進入到新中國成立的50年代，從采風轉向表現為主的少數民族題材真正進入到創作階段。第二個時期以民族團結、民族風情為主題，成為這一時期主流的政治主題之一，迎合了新時代的政治需要。其中成功的示范性的表現，直接影響到這一題材在新中國美術創作中的興起與發展，也為這一題材在新中國獲得了特殊的社會地位。1955年7月31日，第五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國際美術競賽和展覽在波蘭首都華沙開幕，這是新中國首次參加的國際美術交流活動，共有34件作品參加，其中有國畫作品12件，而在這12件作品中卻有7件是少數民族題材，獲獎的《兩個羊羔》(周昌谷作)則是藏族題材，由此可見新中國美術創作中的少數民族題材的特殊性，其中的原委更值得探究。1957年，黃胄以新疆少數民族題材的《洪荒風雪》在“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國際美術競賽中獲獎，更加強化了這一題材在美術創作中的特殊地位，再次引起了業界對少數民族題材美術創作的關注，其成功所帶來的示范性，對后來很多畫家關注少數民族題材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這一時期內董希文的油畫《春到西藏》利用少數民族題材進一步推動了他在油畫民族化道路上前行。而黃永玉的版畫《阿詩瑪》所展現的裝飾性的表現，同樣以少數民族題材帶來了版畫藝術發展的示范性。其他如潘世勛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等則在主題美術創作方面獲得了在題材方面的優勢。另外，有組織的西藏寫生也獲得了創作上的豐碩成果。可以說，少數民族題材是特殊時代的一個審美孤島，顯示了少數民族題材在新中國特殊語境中的特殊地位。第二個時期一直延續到“文革”，同樣是通過少數民族題材的創作在“題材決定論”的現實中獲得了社會的認可和社會的地位。

　　第三個時期是在第二個時期所沉積的新傳統的基礎上，作為“題材決定論”等過度政治化的歷史性反撥，重新回到少數民族題材美術創作中采風和風情的表現上，成為與第一個時期相關的一種歷史性的延伸。在這個延伸中不僅反撥政治主題對少數民族題材的影響，還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中回歸藝術本體，探尋新的語言，在“文革”后期、改革開放初期發揮了特別的作用。一方面是機場壁畫中袁運生的《潑水節——生命的贊歌》所帶來的強烈的社會反響，另一方面是陳丹青的《西藏組畫》給予業界在語言探索方面的表現力的震撼，加之出現了裝飾性的“云南畫派”所引發的形式美的時尚，少數民族題材在“文革”后期到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一個多元的高峰。袁運生、陳丹青、劉秉江、妥木斯、艾軒、丁紹光、蔣鐵峰、韓書力等一批畫家所構成的畫家群，對于當時中國美術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已經凝聚成美術史的特殊篇章。可以說，這是一個與特定歷史時期相關的過渡時期，歷史很快就翻開了新的一頁。藝術市場和當代藝術沖擊之后，藝術的發展在潮起潮落中已經不需要借助于少數民族題材來形成一個高峰，也不需要借助它成為一個發展契機。

　　歷史很難復制。因此，當美協在21世紀不斷推出關于少數民族題材的創作活動和展覽的時候，人們忽然發現時代變了，過去的很多方式已經不能適用于今天，做了也顯得很勉強。因此，當下的少數民族題材美術創作盡管人多勢眾，卻少有能夠被人們指認的精品佳作，也很難出現具有代表性的畫家。而從整體上看，因為解決了交通的問題，過去難以企及的高原在陸地和空中都有通途，所以，少數民族創作越來越集中于西藏，但西藏題材的影響力遠遠沒有達到前輩的高度。而過去曾經有過的云南畫派已經煙消云散，以黃胄、妥木斯為代表的新疆題材美術創作，也在后繼乏人的現實中難有突出的表現。總之，少數民族題材的美術創作越來越薄弱。

　　這是一個時代的悖論：交通方便了，畫家多了，作品多了，但是，沒有代表性作品，更缺少耳熟能詳的代表性畫家。當然，從宏觀上看現實的問題，并不僅僅反映在少數民族題材之上，歷史已經進入到沒有代表作的時代。可是，事出總有因，問題在哪里？問題盡管有多方面，但主要在有能力的畫家一方面缺少深入而持久的生活與積累，另一方面面對新的時代難以尋獲能夠打動人的語言和方法；而沒有能力的畫家則表現了整體上的繪畫技能的衰退和普遍性的繪畫水準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