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鷹：堅守、創造與開拓

　　辦這個論壇本身就是一個意在變革與創新的舉措——為了理論評論事業的長青，為了文化的積累，為了開辟新的坦途。大家都知道，評論家很難獲得和作家、詩人等量齊觀的名望和聲譽，無論是從國民教育體系的關注、文化史的書寫、還是他人的引證等等，評論家似乎不太可能獲得更大的聲望，或許這就是宿命。作家、詩人在頒獎臺上接受祝福和喝彩的時候，評論家和編輯、記者是一樣的，他們往往在臺下、在幕后、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凝視和領受著對別人的喝彩。

　　閩派理論評論家在我們國家的文化生活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他們極有學術淵源，極有創造活力，在相當程度上說，他們所獲得的聲望，是別的理論評論家難以企及的，說明他們有足夠的文化自信，而我覺得這種自信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慢慢樹立起來的，這種自信說到底透露出來的是對文化品格的堅守，是勇于創新精神使然。

　　從閩派評論家身上，我們能夠看到一代一代學人對古今中外思想文化資源運用的創造性貢獻。比如在文學理論評論方面，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古典文藝理論、西方古典文論，還是后現代理論等等，閩派理論評論家兼收并蓄、創造性運用，他們憑借著他們的文化實踐勇氣，創造性地運用所有文化資源，在此基礎上，有所升華、有所超越，從而推出了大量新的成果，延展、開辟了理論可能，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永遠是個大課題，處理不好理論就是空的、灰色的、僵死的。閩派評論家建立了良好的傳統，給我們理論聯系實際、理論更好地介入文藝實踐提供了良好的范式。孫紹振也好，林興宅也罷，他們在當年的時代氛圍之中，以自己的理論武器，實踐勇氣，理論、解剖、說理、論辯，形象而具體地解答了當文藝理論、文藝批評遇到文藝實踐的時候，如何發聲，以及如何能夠切實推動創作，推動文藝的發展等問題。這方面的經驗非常值得總結，不單是范式，也包括文化情懷，其實都是極有力量的。

　　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都是言說、都是表達方式、都是精神文化存在的外在方式。閩派評論家在文藝批評、文藝理論的言說方式上，我覺得同樣提供了非常好的范式。大家可以讀一讀、體會一下謝冕的詩論，他的所有詩論都是可以當作詩來讀、當做散文來讀的，能夠讀到很多在別的詩論里讀不到東西，當別人的評論在術語里兜圈子的時候，他感性地進入文本、進入詩的核心，在里面可以感悟到評論家的體溫、脈搏、呼吸，這同樣是創造的結果。

　　文藝理論、文藝批評對于凝聚價值共識，對于確定民族共識的最大公約數，對于樹立核心價值觀，同樣也能夠發揮很好的作用。閩派理論評論家在這方面也很有建樹，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張炯先生。他的研究和評論始終和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聯系在一起，他分析文本、提出理論，從來沒離開過社會和時代大的背景，沒有離開進步思想價值的積累這樣的指導思想。比如他領銜搞大中華文學史，把各個民族的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都放在一起研究等等，就是一種凝聚共識的努力，這種努力是有深遠意義。他們的研究和批評實踐，不僅僅把理論置于研討會現場、置于講堂、論壇上，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國家和人性的完善這些方面，著眼的是我們國家文化建設、國民素質提高的實際需求等。

　　閩派理論評論家對于文藝批評、文藝理論在方法論、機制、路徑探討等方面的提示意義也是巨大的。多少年以來，我們的理論評論受蘇聯影響，主要運用先社會學、再藝術學的方法，或者說是運用美學的、歷史的，內容加形式這樣的模式進行、來完成的。從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閩派理論評論家，無論是從國外理論的引入，還是從新的思維方法的運用，都為文藝理論評論開辟了新的巨大可能。就如物質生產中，工具、方法的改進與提供異常重要一樣，思維方式的革新，思路方法的提供，意識模式的探索，會為理論評論的開辟可能性一樣，閩派評論家和其他全國優秀評論家一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讓我們充分感受到文藝理論評論深邃的思想，強烈的文化底蘊，以及思維的智慧，而這種智慧可以來自中國，也可以來自外國，要與我們國家的文藝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

　　只要踩在精神耕耘這片大地上，就會有豐饒的收獲。祝愿閩派理論評論家學術之樹長青！

（梁鴻鷹　《文藝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