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明：形成“閩派批評”的三種因素

　　剛才大家的發言，給了我不少啟發，我也想到三點，說出來，供大家參考和批評。去年我們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中國現代詩歌的語言與形式學術研討會”的時候，開了一個“會中會”，是關于“閩派批評家”的座談會，老一輩的閩派評論家都參加了，對話的內容由我的學生記錄整理，以《關于‘閩派批評家’的對話》為題，發表在《福建文學》2014年第4　期。當時我主要是招呼大家，除開頭結尾外，沒怎么發言。但我還是有一些想法的，借今天的機會說幾句。

　　我覺得所謂“閩派批評家”這樣一個概念之所以成立，可能跟三種因素有關，一是歷史的機緣，二是中心跟邊緣的互動，三是閩派評論家確確實實有一些特色。下面我就這三個問題稍微做一些說明。

　　“閩派批評家”之所以引起注意，首先是因為歷史的機緣。“閩派批評”趕上了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就是我們現在還常常緬懷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這樣一個時代。當時整個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很多舊的觀念被打破。而我們的閩派批評家們，我們很多前輩，像謝冕老師、張炯老師、還有孫紹振老師，他們的壯年時期正好與這個時代相遇，知識的積累、思想的形成、創新的熱情與“撥亂反正”歷史要求一拍即合，可謂是干柴烈火。這也就是我為那個“對話”寫的“題記”中說的“曾在一個意氣風發的時代命名歷史也被歷史所命名”的意思，他們塑造了一個時代，也被一個時代所塑造。所以說他們趕上了非常重要的歷史機緣。這個機緣，從大處說是時代；從小處看是一批閩籍批評家走上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舞臺的中央。包括劉再復先生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所長，張炯先生主持文學所當代室，謝冕先生在北大當代文學教研室當主任，這些都是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前沿，人們最關注的發聲平臺。因為有好時代，有好平臺，中心與邊緣的互動才成為可能。所謂“閩派批評”，不是閩地一地的聲音，而是在外的閩籍批評家與本地批評家你呼我應的聲音。

　　這也與我想說的第二問題有關，中心和邊緣的互動。敬澤書記、晶明書記到我們福建來，不要一天就走了，福建是很有特點的省份，有很多可看的東西。“閩派批評”的興盛，也與地緣文化有關。我曾在一篇題為《與時代互動的知識分子》的文章中寫過：“福建也是一塊神奇的土地，被屏風一樣的武夷山隔開與保護，蝴蝶一樣的版圖，山和海奇妙的結緣。那蜿蜒曲折的河流和跌宕起伏的道路，除給人靈性與性情的滋潤外，也在不知不覺間塑造著人的堅韌；而那目光不能窮盡的大海，又讓它的子民回避了山地的狹隘，保持著生命的熱情與浪漫。那些被山風海潮塑造的性格，顯然更認同性情而不是事功，出的多是廣義的詩人而非治國平天下的人才。雖然上至宋代宰相李綱、近代的林則徐，近至當代的鄧子恢、項南，福建也出現過一些口碑不差的政治人物，但比起從柳永、嚴羽、李贄至林紓、辜鴻銘、林語堂這樣卓爾不群、特立獨行的文化人物來，他們在后代人的心目中，就不那么特點鮮明了。更何況像林則徐這樣的人物，本身也是一個詩人。詩人與政治人物的區別，是重視‘目的’與‘手段’的一致性，無論對待生命與‘事業’，都出自內心的需要，同時看重結果與過程，甚至更看重過程本身。”當年項南在福建念“山海經”，他念的是改革開放時代的政治經濟經。而文化上的“山海經”，則是山一樣的堅韌執著與海一樣寬闊的胸懷。

　　山和海沉淀在心靈中的那些東西，可能比我們自己所意識到的還多。雖然許多東西我們未必全部意識到，但是它沉淀在我們的血液里，變成了我們的性格和氣質，影響著我們的選擇的表達。我想說的是，閩山閩水塑造了我們，邊緣境遇成就了我們。是的，福建處在邊緣，離政治文化中心非常遙遠，但邊緣也有邊緣的意義。因為邊緣，你就得用功，就得認認真真讀書和思考。我在一本書的后記中講過我受教育的母校，許多老師學問遠遠大于他們的聲名，這讓他們的學生受益，邊緣使他們不那么心浮氣躁。為了回答中國詩人在上世紀中期是否能夠堅持寫作，如何才能既保持寫作的熱情又不失良知，如何只聽從藝術規律和內心的召喚，不趨時、不媚俗、不隨波逐流，使自己不失水準，經得住時間的考驗等問題，我認真研究過蔡其矯和他的詩，得到的結論是，在那樣的年代你不能在政治的中心地帶，你必須自我放逐到非常邊緣的地方去。

　　說邊緣有邊緣的可能和意義，與安居一隅、與世隔絕毫不相干。相反，近代以來閩文化的特點和能夠在全國產生影響，恰恰在于能夠高瞻遠矚，領風氣之先并與中心產生良好的互動。80年代“閩派批評”的崛起就是邊緣與中心互動的見證。“閩派批評”不僅是福建場域出現的批評現象，它跟眾多在京的福建籍批評家有關。“朦朧詩”論爭與舒婷詩的討論，文學研究新方法的實驗與討論，主體性問題的論爭，“閩派批評”在這三場大戲中出盡風頭，那個場次的演出不是邊緣與中心遙相呼應？因為邊緣和中心有這樣一種互動，福建的批評可以在與主流的互動中得到啟發，而中心也可以從具體的個案里面得到動力。當然，人不能兩次踏進一條河流，現在交通條件和傳播方式已經發生很大變化，許多地緣性的因素正在消失，邊緣與中心對話已經呈現出新的方式和新的可能，這是我們必須意識到的。

　　還有一個想法，“閩派批評”之所以被重視，是因為它有自己的特點。這方面大家談了不少，我想補充一點的，是上一次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開會時白燁提到的一個看法，他說“閩派批評家”與其他批評家很不相同的一點，是福建出的批評家比較重視理論，有比較好的理論素養。我覺得這是非常有道理的，在我們福建，不管是哪一輩的批評家們，都比較注重理論背景，盡量不就事論事，而是注意批評對象的理論梳解，包括把系統論、控制論引入到文學批評的“新方法”的討論，把哲學的“主體性”引入文學批評的文學主體性大討論，都有明顯的理論色彩。重視理論和方法，文學批評才會有背景、有實力、有見解、有銳氣。

　　歷史的機緣，中心和邊緣的互動，還有重視理論思辨和梳解，是形成“閩派批評”的三種因素。

　　(本文根據2014年9月27日“文藝批評的變革與創新——2014閩派文藝理論家批評家高峰論壇”即興發言整理補充而成)

（王光明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