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振：“閩派批評”的歷史過程及其特點

　　我首先要回答一個香港朋友昨天給我提出的一個疑問：閩派存在不存在。這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表現出閩人的坦率和敏銳。實際上，剛才南帆在他的致辭中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閩派批評”早在80年代就得到王蒙的肯定，可以和京派、海派并駕齊驅。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前后，福建是思想烽火臺的前沿，名家輩出，以嚴復等人為代表，曾經創造了閩派的輝煌。到了50年代以后，由于我們是前線，地處偏遠，當時鷹廈鐵路還沒有，從上海到廈門要走一個禮拜，在這種情況下，閩派從經濟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都是極為邊緣的。

　　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突然覺醒了。都是舒婷惹的禍，產生了“朦朧詩”大辯論。這個辯論標志著閩派文論的崛起。閩人有特別強烈的鄉土情結，比如遠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菲律賓的閩商，他仍然覺得自己是福建人。這種鄉土的自豪感、鄉土的自戀，使得閩人以福建為中心，形成一個具有輻射性的文化共同體。我們沒有北京的優勢，沒有上海的博大，但是我們有一種輻射力。

　　理解“閩派批評”，不能從定義出發，而應該從它的歷史實踐過程出發。之所以說它是一個派，我覺得是在三個歷史階段中形成的：第一個階段就是朦朧詩的大辯論。舒婷的出現引起了一場巨大的轟動，涉及文藝界乃至思想界的一個大解放。這時候它就引起了全國的注目，在這樣一個比較偏遠、薄弱的文化省份居然崛起了這么一大批人才。這場辯論持續的時間特別長，而且在那個思想轉折的關頭，影響面是現在任何一篇學術文章難以企及的。第二個階段就是“閩派批評”曾經參與、甚至于發動過一次80年中期的“文學主體性”大論戰。這個大論戰也是我們文藝思想解放的一個大烽火臺，參與的人其中有林興宅，也有我，也有劉再復，等等。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哲學的論戰，而且是一場重大的啟蒙。它已經不僅僅是詩歌的問題了，而且是哲學以及文化、美學理論的問題。第三個階段是到90年代以后，我們慢慢積累了大量的積淀，在理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就，到目前為止，至少在許多方面，我們占據著比較領先的地位。

　　以上這個歷史過程，凝聚著閩派文論的一個重大特點，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變革與創新。從“朦朧詩”開始就是詩歌的變革：詩究竟是一個時代的話筒，還是作為一個藝術來追求，這是根本的問題。作為一個純粹的時代話筒是不通的，恩格斯本身就反對新詩作為時代的號角，而我們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卻違背了恩格斯的這個命題。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是一個星河燦爛、群雄并起的時代，但我們凝聚力更加強大了。雖然我們沒有一篇文章、一個研究把閩派文論做一個歸納，但是我們的隊伍在現當代文學評論、文藝理論、散文理論、創作理論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震撼性的效果。這一切回顧起來應該說是為了親切的懷念，我們在取得這些成就的過程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正是經歷了一系列痛苦的搏斗，我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比如說“朦朧詩”辯論，最開始的時候，舒婷在廈門是受到圍攻的，《廈門日報》整版整版地批判舒婷。然后是福州搞舒婷討論會，舒婷最初還以為福州也要批判了，結果我們福州一致支持，只有個別的人表示異議。個別人說話很尖刻，以致于把舒婷都搞哭了，我們也很紳士風度，裝作沒看見，讓她去擦干眼淚再進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要給閩派批評做一個定義，我有一個想法。它并不是閩籍理論家的一個團體，主要還是一個變革與創新的總的文化指向，一種文化觀念。在“朦朧詩”辯論中，項南非常堅定地支持了“朦朧詩”。我們“閩派批評”在存在過程當中，除了我們本身的努力，還不能忘記的就是這位賢明的領導。所以我們回憶這些驚心動魄的事時，不能忘記的還有我們在當代文藝創作探索過程中，魏世英組織的舒婷詩歌討論會，以及他主編的《當代文藝探索》。

　　我們的經驗是很豐富的，但是教訓也是有的。我們的人才凝聚力還不夠，一方面人才有強烈的鄉土自豪感、自戀感，即使離開了福建，她們也會因為是福建文人而自豪。比如冰心，她沒在福州呆幾天，林徽因也是，但他們還是認同福州。反過來說，我們也要總結經驗教訓，大量的人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一方面是鄉土自豪感，另一方面是我們的人才凝聚力還要進一步加強。

　　現在我們是缺人才，缺精品，但是我們有很多人才在福建的時候沒有受到重視，到了外面大紅大紫起來。然后我們才說，他是我們福建人啊。現在我們一定要看到我們福建有成就的、有希望的、有出息的、有潛力的，不管是作家還是評論家，我們要大力把他推銷出去。

　　不管是歷史的還是眼前的，我們總結力度還是不夠的。我們閩派的文學評論還是有光輝歷史的，同時還是有值得汲取的教訓。我希望這次討論會可以制定一些措施，可以保護有希望的人才，一方面讓他成長，大開眼界；另一方面能夠讓他在福建開花，或者在外面開花以后，再回來。謝謝大家。

(孫紹振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