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向陽下鄉記》：主旋律的喜劇表達(李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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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向陽下鄉記》創作和播出的成功，是當前國產農村現實題材喜劇創作的一個可喜突破。現實題材的喜劇不好拍：就題材而言，現實題材應當抓住社會發展中的熱點話題，謳歌時代前進的先進人物和主流價值觀；而就喜劇而言，最深刻的喜劇則是以表現時代前進中阻礙前進步伐的思想和做法必然可笑地失敗為主要內容。所以，現實題材要達到真正的喜劇效果，十分困難。在這方面，《馬向陽下鄉記》做出了非常可貴的努力。

　　《馬向陽下鄉記》力求以輕喜劇的美學風格去展現農村現實，沒有無厘頭，沒有低級趣味，不靠惡搞，不靠巧合，特別是不靠拿人物的生理缺陷開玩笑來取得喜劇效果，而是靠硬碰硬的喜劇功夫。編劇和導演本著對創作的真誠態度，深入生活，實地考察，發現現實生活中，特別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相對落后的農村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那些真實的喜劇因素，將它們加工概括。偏遠落后的農村和整個中國現代化趨勢的反差為創作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素材。由于物質生產水平落后，農村文化中殘留著一些消極因素，諸如閉塞所導致的落后習慣和性格想法，都阻撓著現代化的進程。但時代在前進，又決定了堅守舊的做法、舊的習慣，最后必然要以可笑的失敗為結局。劇中的李云芳一直支持馬向陽的工作，但一說要搞超市，要拆她的小賣部，她就反彈了，這是由其文化水平和自身經歷所決定的。村會計梁守業沒有什么本事，不能走出去，沒有更高的眼界去開闊自我，認識世界，加上劉世榮給他的影響，別說帶領村民致富，他所想到的只能是把錢往自家劃拉。如果主創團隊沒有跑那么多地方，沒有采訪過60多個“第一書記”，這些事例都是無法憑空概括出來的。可見，生活的真實沒有辦法去臆造，只能從真實的生活中發現。

　　《馬向陽下鄉記》的另一個成功之處，在于該劇對喜劇人格或者說喜劇性格和沖突的發現。作為一個下鄉的城里干部，馬向陽工作上不能說不盡職盡責，但他活得很從容，總是以“玩”的態度去對待很多事情。他的這種身份和性格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巨大的敘事張力。大槐樹村貧困落后的現狀和他自身擔負的任務，都挑戰著他“玩”的心態，挑戰著他的認知和一腔熱血。他本想在大槐樹村湊和一年，但作為一個要強、真誠、以善心對人的人，一旦融入村里的工作，他便會把全部的本事使出來，想盡辦法造福村子，最后竟然歪打正著變成了一位成功的“第一書記”，一個有為的男人。馬向陽的喜劇性格和他所處的喜劇環境結合，就產生了饒有趣味的喜劇效果。

　　劇中另一個主要人物是“二叔”劉世榮。故事的主要矛盾沖突從頭到尾都是圍繞馬向陽跟劉世榮展開的。劇中，劉世榮仗著自己村中“大姓”族長的地位，妄圖操控黨支部，村民大會，甚至選舉。但是他碰到了“先進”的馬向陽，最終必然以可笑的結局來結束自己的過去。從時代前進的意義上講，馬向陽和劉世榮最終都完成了蛻變。而現實生活中，人們也必然要在某一天笑著和自己的歷史道別。既有對忠于生活的喜劇元素的發現和提煉，人物性格和矛盾沖突又同樣源自于生活的真實，《馬向陽下鄉記》著實跳出了以往農村現實題材喜劇的創作理念和模式，為今后現實題材喜劇的創作提供了新鮮經驗。

　　《馬向陽下鄉記》不僅僅是深入生活肌理，展現時代風貌，更觸及到了社會的深層矛盾。如在土地流轉政策的推行過程中，黑心商賈的欺詐、農村殘留的陳腐家族統治思想，都阻礙著政策的順利實施。一如劇中所表現的，大槐樹村第一次集體土地流轉時上當受騙，承包商沒給一分錢就跑了，村主任只得亦追亦逃地在外面待了一年，使劉世榮借機在村里重新操起了舊的家族統治思想。在輕喜劇風格電視劇中觸及如此深刻的矛盾，并不多見，這充分體現了創作者敢于直面現實矛盾的勇氣，體現了其對生活和藝術的真誠。總體上來說，關于藝術作品如何在對時代采取肯定和歌頌態度、謳歌主流價值觀的同時，深度探討現實矛盾問題，《馬向陽下鄉記》做出了良好的嘗試，提供了先進的經驗，更為所有藝術工作者留下了繼續前進的空間。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