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閩派批評的中國立場

　　只要讀一讀上世紀后葉國內的文學評論著作，就會發現“閩派批評”的稱謂曾一度流行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為數眾多的閩籍批評家同時躋身文壇，登高而呼，雄辯滔滔，許多重大命題的確立隱含了他們的思想貢獻。強烈的理論興趣造就了一個醒目的群體，“閩派批評”即是對于這個群體的命名。正如人們見到的那樣，文學史上許多命名并非精心策劃或者深思熟慮的產物，相當一部分美學潮流或者學術派別的命名是出于不無偶然的歷史機緣，例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朦朧詩”，或者“形式主義學派”“達達主義”“耶魯四君子”等等。“閩派批評”之稱也非來自學術特征的嚴謹概括，而只是源于一個簡單事實：閩籍批評家的人數明顯超過了其他省份的平均數。

　　可以列舉的閩籍批評家名單洋洋大觀。一部分批評家長期在京滬，如謝冕、張炯、陳駿濤、童慶炳、程正民、何鎮邦、張陵、李子云、潘旭瀾、朱大可等。他們多半是年輕時外出求學，畢業之后就職于京滬的學院或者研究機構。另一部分批評家長期活躍在閩地，例如孫紹振、許懷中、劉登翰、林興宅、王光明、俞兆平、朱水涌、楊健民、譚華孚、南帆等等。

　　如此多元的成長背景顯明，閩籍批評家并未承傳某種共同認可的文學觀念。因此，“閩派批評”并非一個彼此師承或者同聲相應的學派。從傳統的現實主義、人道主義到主體論、科學主義、后現代主義，閩籍批評家活動在跨度巨大的理論場域，有時會充當不同主題的領銜主角，譬如謝冕、孫紹振之于新詩論爭，陳曉明之于后現代主義。

　　為什么閩籍批評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論興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淵源？朱熹、李贄、嚴復不僅是著名的閩籍思想家，同時，他們的文學觀點與哲學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應。閩地的歷史上還出現了一些文化批評學者，他們在詩論方面尤有建樹，譬如嚴羽、魏慶之、劉克莊等。嚴羽的《滄浪詩話》最負盛名，“以禪喻詩”之說在詩歌批評史上影響久遠。辜鴻銘、林紓、林語堂、鄭振鐸均為文化大師，他們都具有獨到的文學理解、文學實踐與文學評判。總之，歷史上的閩籍思想家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思想資源，以至于坊間有“閩人好論”的戲言。盡管如此，我們仍然無法考證，20世紀80年代集體崛起的閩籍批評家具體受惠于哪些思想線索。他們相對一致的認識是，地域性的文化淵源無非是一個遙遠的背景，“閩派批評”的浮現更多取決于特殊的歷史機遇。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關思想解放的敘事逐漸成為主旋律。作為解放敘事的先鋒，文學承擔了重要的使命。文學批評的意義在于擴大戰果，開拓理論縱深。閩籍批評家接手的第一個理論戰役是“朦朧詩”之爭。從70年代末期開始，一批風格迥異的詩人涌現。他們的詩作充滿象征、意象和反諷，情緒憂郁、悲憤、孤寂，音調嘶啞。80年代初期，這些詩作陸續出現在刊物之上，立即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對于習慣傳統敘事的批評家來說，這些詩作古怪艱澀，主題朦朧——“令人氣悶的朦朧”就是當時的著名評語，也是“朦朧詩”之稱的來源。這些詩人中一位很重要的代表舒婷就居于閩地，她的詩作被視為對傳統敘事的尖銳挑戰。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詩風？《福建文學》率先發起爭論。一時間，應者云集，諸多批評家見仁見智，這場爭論成為許多閩籍批評家的崛起之處。

　　《福建文學》策動的論爭延續到1980年的“南寧詩會”，掀起了一次新的波瀾。閩籍批評家謝冕、孫紹振勇敢地為“朦朧詩”辯護，張炯擔任會議的組織者和主持人。會議之后，謝冕在《光明日報》發表論文《在新的崛起面前》，繼而又在《詩刊》刊登《失去平靜之后》。如果說，謝冕是要告誡人們沉住氣，保持寬容，勇于接受挑戰，并且歷數文學史上成功的變革，那么，孫紹振力圖闡發的則是新詩背后的美學原則——“與其說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說是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他的論文標題即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提出新詩異于傳統敘事，追求的是“生活融解在心靈中的秘密”。在孫紹振看來，這種美學原則的深刻根源是人的價值標準發生了巨大變化。至少在當時，這些觀點驚世駭俗。時至如今，“朦朧詩”已經得到文學史的認可，謝冕、孫紹振的“崛起”之說釀成了新的理論話題，王光明、陳仲義等閩籍批評家之所以能夠對新詩進行卓有成效的后續研究，他們的開疆拓土功不可沒。

　　“朦朧詩”爭論之后，眾多閩籍批評家共同卷入的另一個理論事件是“文學批評方法論”的論爭。由于解放的敘事縱深擴展，思維方式的改變是遲早的事情。20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讀文學？是不是僅有社會歷史批評的惟一視角？各種零星的嘗試和實驗之后，理論的總結勢在必行——“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于1986年的春天在廈門召開。當時，符號學、精神分析學或者接受美學等諸多西方批評學派尚未登陸，打動批評界的是以自然為范本的科學主義。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甚為時髦，不少文學研究論文以列舉圖表、數據與數學公式標榜科學精神。廈門會議的論辯之中，林興宅拋出了一個大膽的命題：詩與數學的統一。不過，過度的科學主義引起了另一些閩籍批評家的非議。他們看來，科學方法僅僅提供各種描述真實的視角。

　　眾多閩籍批評家的知識譜系相距甚遠，可是他們圍繞相近的問題持續地思考，這只能解釋為歷史的迫切性。“閩派批評”的出場引起了廣泛關注。當年，王蒙曾經對文學批評發表過一個頗具影響的觀點：“閩派批評”堪與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勢。籍貫、地域文化淵源、歷史機遇——“閩派批評”命名的依據顯然是三種因素的相加，盡管三者意義并不相等。然而，這個命名之所以流行，顯然得益于幾次影響廣泛的批評實踐。沒有批評實踐的支持，種種人為的輿論吹噓走不了多遠。必須補充的一個事實是，福建省文聯上世紀80年代創辦的理論刊物《當代文藝探索》為“閩派批評”的登場提供了重要舞臺。

　　20世紀90年代，“閩派批評”之稱逐漸淡隱。當然，這不等于閩籍批評家銷聲匿跡。一些批評家雖然年事已高，但是老驥伏櫪，他們仍然密切注視文壇動向，不時發表真知灼見。更多的批評家精思不輟，開拓不已：謝冕對于詩歌一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終聚焦于詩歌領域；王光明、陳仲義與謝冕相近，詩歌的信徒是他們從未放棄的身份；相對地說，孫紹振的學術戰線輾轉不定，他曾經涉入普遍的美學問題，繼而轉向了微觀的文學寫作、經典文本分析和中學語文教育。

　　上世紀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學術背景將性別研究推向前臺。至于陳曉明、朱大可、謝有順俱已卓爾成名，他們廣泛涉及當代文學及當代文化的各種問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由于學院造就的良好學術環境，許多出生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閩籍批評家正在迅速成熟……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是否到了重提“閩派批評”的時候了？

　　重提“閩派批評”，制造鄉賢的學術聚會或者地域文化表彰是次要目的。重要的是發現新型的話語平臺，召回曾經活躍的批評精神。閩籍批評家是不是可以如同當年一般犀利驍勇，積極介入各種重大的文學話題，正本清源，激濁揚清？這也是文化環境的迫切要求。

　　現今的文化環境之中，文學批評正在滑向邊緣。娛樂新聞、明星八卦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戲節目占據了大部分傳媒的資源；許多人心目中，網絡文學幾乎等同于文學的范本。與此同時，經典文學體系的聲望急劇下降，嚴肅正在某些人心目中演變為令人厭倦的品質。這時，文學批評何為？文學批評將在這個時代文化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愈來愈多的批評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分量。20世紀曾經被稱為“理論的時代”。繁盛的理論生產為文學批評提供了多種考察文學、考察世界的視角。批評家可以發現各種文學話題，還可以借助文學話題闡述對于世界的各種觀點。“閩派批評”的歷史證明，由于批評家不懈的吶喊、辯駁、闡發和倡導，某些顯赫一時的聲音消失了，另一些“大逆不道”的觀念逐漸成為共識。作為文化空間的開拓，文學批評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文學范疇。如果說，“閩派批評”的稱謂曾經貯存了豐盛的文學記憶，那么，許多閩籍批評家即將開始面對另一個新的故事：這個稱謂如何內在地織入文學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