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共產黨員的良知——評豫劇《焦裕祿》(李小菊)

　　“讓群眾吃上飯錯不到哪里去”，焦裕祿這句簡單直白的話，是豫劇《焦裕祿》最打動人心的一句唱詞。它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良知、一個官員的良知，而在政治問題大于一切的特殊時期，這句話的提出、堅持和實現，則經歷了更艱難的痛苦、掙扎和斗爭。

　　吃飯，是百姓日常最重要的事情。對于災荒之年的百姓來說，吃飯問題更是天大的問題。焦裕祿生活的時代，就是這樣一個經歷了天災人禍的時期。1962年的中國，剛剛經歷過政治“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1962年的蘭考，是整個中國的縮影：風沙鹽堿使莊稼幾乎顆粒無收，大批饑民外出逃荒要飯。豫劇《焦裕祿》的故事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了。

　　大雪紛飛的蘭考火車站，深夜探訪的縣委書記焦裕祿，見到成群結隊、拖兒帶女出外逃荒要飯的饑民，心痛不已、愧疚不已。聽到勸阻饑民出外討飯的“勸阻辦公室”主任顧海順說，上級領導因大批群眾外出討飯“臉色很難看”，焦裕祿說：“不能光看領導的臉色，也要看看父老鄉親的臉色”。顧海順說“沒糧食神仙也不中”，焦裕祿回敬道：“餓著肚子還不讓討飯，那是要出人命的。” 顧海順又說出一句讓人匪夷所思的話：“這算啥，關鍵是我們在政治上不能出現問題。”焦裕祿聞言果斷下令，撤銷“勸阻辦公室”，成立“治三害”辦公室。然而蘭考畢竟沒有糧食，焦裕祿能為車站災民做的，只能是給他們提供熱水，讓他們順利扒上火車，并告誡他們“雖討飯咱也要遵法守紀”、“平安出平安入”，勸告他們“為救急逃荒是權宜之計”，“有志氣靠雙手開創新局”，相約明年春耕時回鄉種田。焦裕祿的這些言論、做法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是有極大的政治風險的。然而，這些又何嘗不是最實事求是、體察民情的做法呢？

　　夜訪治沙能手、林業技術員宋鐵成一場，是焦裕祿為解決蘭考風沙問題，起用專業人才的舉措。他為被錯打成“右派”分子的宋鐵成平了反，鼓勵他為治風沙獻策獻計。以工代賑，不但解決了種樹治沙的人員問題，也解決了賑濟災民的問題，一舉兩得。然而，巧婦難做無米之炊，群眾因饑餓導致的浮腫病越來越嚴重，賑濟之糧從何而來？一籌莫展的焦裕祿萬般無奈之下，只得違反國家糧食政策，采納了采購議價糧的建議，到糧食豐收的登封縣購買糧食。然而，這一舉動被人舉報，地委派調查組嚴查此事，作出了處分出面辦理此事的副縣長、保全焦裕祿的決定，并查封了買來的糧食。一面是饑腸轆轆的群眾，一面是自己的政治前途，焦裕祿面臨艱難的抉擇。經過痛苦的思想斗爭，焦裕祿最終認識到：“讓群眾吃上飯錯不到哪里去”，“餓死人絕不是黨的政策”，決定把糧食分給饑餓的群眾，做好承擔一切責任的準備。

　　讓群眾吃上飯，是焦裕祿在艱難時期的工作宗旨，也是焦裕祿愛民思想的重要表現。忘我，是焦裕祿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工作的境界與精神。在群眾利益與政治前途的沖突中，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來實現這一目的。他忘記了個人得失、利益，也忘記了自己日漸嚴重的肝病。該劇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事”來體現焦裕祿的忘我精神，風雪夜車站慰民、不惜得罪同事而撤銷“勸阻辦公室”、頂著政治高壓、冒著受處分的危險購糧分糧，均是借事寫人。此后，該劇把重點放在焦裕祿與病魔做斗爭上面，以此進一步表現焦裕祿忘我工作的精神。疼痛襲來之時，他拿起茶缸蓋頂在肝部，以至于他坐的藤椅扶手都被頂破了——這一幕觀眾都再熟悉不過了。暴風雨之夜，焦裕祿忍著肝臟的劇烈疼痛，親臨抗洪救災現場指揮，當扛麻袋的群眾倒下之后，他不顧一切，沖下河堤，撿起地上的麻袋，想要堵到缺口之上，卻終因病體虛弱，倒在抗洪現場。這一切，都強烈地震撼著觀眾的心靈。即使是躺在病床之上，他仍然心系蘭考人民。他從報紙上讀到有關蘭考縣瓦窯公社大災之年大豐收的報道之后，滿腹疑慮，他質問村支書韓大剛糧食畝產有沒有水分？有沒有虛夸？他沉痛地指出，提供糧食產量的虛假數據，就會造成上級的錯誤決策，過量征購，又必然導致老百姓口糧的減少，這又重新給老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他痛心疾首地指出，這不是天災，是人禍。韓大剛羞愧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按焦裕祿的囑托降低了虛高數據，返還了征購過頭的糧食。

　　焦裕祿的事跡膾炙人口，近年來，有關他的影視作品更使焦裕祿形象深入人心。豫劇《焦裕祿》故事情節跌宕起伏，戲劇節奏張弛有度，戲劇沖突扣人心弦，塑造的焦裕祿形象鮮明，感人至深。不久前，該劇在保利劇院上演時，幾乎每一場、每一個精彩唱段，都贏來觀眾熱烈的掌聲，這在戲曲演出中是不多見的。這掌聲，是給好人、好官、好戲、好演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