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追尋與反思——豫劇《焦裕祿》劇本創作談

　　焦裕祿，可以說是河南現代戲創作中被表現次數最多的人物。上世紀60年代，在穆青等人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發表后，全國掀起 了學習焦裕祿的熱潮，河南戲劇舞臺上就涌現了幾十個版本的“焦裕祿”。但是，受當時創作觀念的制約，這些戲難以真正觸及深層的生活矛盾，較多是好人好事的 一般性展示，并沒有出現震撼性的力作。上世紀90年代初期，河南戲劇界又出現了數臺表現焦裕祿事跡的劇目。這些作品較之上世紀60年代有了一定提高，也力 圖根據戲劇規律設置矛盾沖突，有些事件或場面寫得比較感人。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仍存在著明顯的缺憾：只注意展示“英雄事跡”，而缺乏在更深更廣的時代背 景上去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與同一時期出現的電影《焦裕祿》相比，有著明顯的差距。

　　新世紀重寫焦裕祿，是我創作生涯中最為艱難、最為煎熬的一次創作經歷，幾乎是在絕境的掙扎中尋覓前進。最大的難點是如何把大家耳熟能詳的題材既 寫出新意而又不脫離大家對焦裕祿的“經典”印象，如何把半個世紀前的遙遠往事寫得既有歷史深度又能與當代觀眾的情感、認知相溝通。

　　這觸及到對蘭考“三害”的認識，更觸及到對1958年“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歷史反思。如果還是囿于20世紀60年代的老材料、老故事、老視角、老手法，恐怕很難超越過去幾十年中曾經出現過的焦裕祿題材戲劇，很難吸引、感動當代觀眾……

　　我查閱了大量資料，也走訪了許多過來人，深深地認識到，蘭考的災難，既有天災，更有人禍。蘭考在1957年之前，由于植樹造林，自然面貌已經有 了很大改觀。正是1958年濫砍濫伐林木，違反自然規律亂改農田，才造成了風沙、鹽堿、內澇“三害”重新肆虐。當時焦裕祿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復雜、困難的局 面。他肩負著黨組織的重托來到蘭考，要凝聚人心，抗災治災，為民造福。然而，恰恰當時的許多路線政策并不能提供這種支撐，甚至還與其相抵牾。作為一個清廉 務實、與百姓心心相連、具有大愛情懷的共產黨人，作為在第一線做實際工作的縣委書記，他面臨著很多無法解決的矛盾。他在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同時，其內心 深處的糾結和困惑也是必然的。如果說上世紀60年代穆青他們寫焦裕祿長篇通訊時不可能觸及到這個層面，那是一種無法逾越的時代局限；那么將近半個世紀后， 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如果現在我們重寫焦裕祿仍然不能清醒坦然地面對歷史、反思歷史，那么重寫這個題材的意義究竟還有多少呢？我們還能在 多大程度上使這個老題材煥發出新的思想感召力和藝術魅力呢？這種認識應該是重寫焦裕祿的思想起點。

　　在豫劇《焦裕祿》劇本中，我采用的故事素材既有老的“經典素材”，也有其他焦裕祿作品未曾關注、未曾使用過的新素材。但所有的素材，我都力圖用新的視角、新的手法，強化、開掘其中的戲劇性和思想內涵，使其呈現出新的審美風貌。

　　“購買議價糧”是電影《焦裕祿》首先使用過的素材，在豫劇《焦裕祿》中，它被強化、延展、升華，成為全劇分量最重的“核心事件”，也是對焦裕祿 黨性、人性的一次巨大考驗。購買議價糧在當時是一種危險的“擦邊球”，極可能因“違反國家糧食政策”而遭致嚴厲懲處。所以，當縣長張欣理提出買議價糧的動 議時，焦裕祿猶豫過、擔心過。但是，浮腫病的不斷蔓延，鄉親們一個個餓倒的現實，宋鐵成的猝然去世，深深刺痛了他，警醒了他。在執行政策的“原則性”和生 死攸關的“人性”較量中，人性中的大愛、惻隱再次占了上風。面對調查組“政治高壓線碰不得”的提醒，他憤然吶喊：“讓群眾吃上飯錯不到哪里去。”面對“張 欣理已經把責任都擔起來了”的“善意保護”，他勇敢擔當：“真有錯我擔責任，縱受處分也甘心。”疼百姓、愛百姓、為百姓著想，使焦裕祿最終有勇氣突破特殊 時期某些錯誤政策的局限，作出超出常人的行為選擇。劇作正是在焦裕祿內心的猶豫、權衡、糾結的痛苦中，在突破政策局限的艱難抉擇中，顯示出其人性的光輝。

　　“病床上痛斥韓大剛”一場是《焦裕祿》對當年“浮夸風”運動的一次痛切回應。“浮夸風”是當時除卻天災之外，給國家造成災難的巨大“人禍”。作 為親歷者，焦裕祿對它帶來的危害有著切膚之痛。所以，當得知韓大剛虛報產量后，他痛心不已，斥責韓大剛：“過量征購將給老百姓再次降臨一場災難。這不是天 災，是人禍！”“蘭考的百姓已經夠苦了，我們不能再虧了百姓啊！”在這里，焦裕祿的黨性和對黨的忠誠，與對百姓的悲憫之心，與善良人性是融為一體的。

　　真正的黨性與人性中的“善”應該是融通一致的。焦裕祿說：“讓老百姓過上好生活，是咱們黨的根本宗旨！”這是他對黨性最樸素的理解，也是最通俗 最貼切的表達。50年后的今天，當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使中國社會徹底擺脫饑荒，走上富裕，然而貧富懸殊、干群關系緊張又成為令人深切憂慮的社會問題的時 候，這些最普通的家常話卻具有了振聾發聵的力量。其奧秘就在于其樸素的人性力量對當今社會現實的針砭和觀照，契合、呼應了時代的需求和群眾的強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