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創(chuàng)造一個故事里的世界

　　隱匿在喧囂時代背后的作家

　　9月23日晚，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在京頒獎。格非、徐則臣、黃傳會、大解、劉亮程、孟繁華、趙振江代表獲獎作家發(fā)表獲獎感言。格非的獲獎感言，將曹雪芹和魯迅分別稱作中國古代文學和近現(xiàn)代文學的制高點，他說：“仰望這兩個高度，寫作者還需努力。”

　　格非的獲獎作品是中篇小說《隱身衣》，之前，這篇小說還獲得了2014年老舍文學獎。

　　《隱身衣》以格非的朋友老余為原型創(chuàng)作。老余是膽機(電子管發(fā)燒音響器材)愛好者，沒受過什么正規(guī)教育，按他并不因境遇窘困而改變獨特的人生信念，最終成了北京城聞名遐邇的“膽機之王”。

　　在這個時代，一個寫作者又何嘗不需要如此的堅持？格非不是流行作家，他的作品和他本人與時代的趣味有著鮮明的對立，他的寫作一直保持著特殊的文學氣息。

　　格非早期以先鋒小說知名，他與余華、蘇童、北村等一起，有意避開紛繁復雜的現(xiàn)實生活，而進入對文本的探索。他擅長在小說中制造謎題，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青春時代的懷舊情愫構成了他主要的抒情要素，而在《隱身衣》中，這種懷舊情愫變成更為宏大的感情。

　　曾兩次采訪格非，第一次是在銀川的全國書市，第二次是今年的上海書展。兩次采訪時隔兩年，格非的白發(fā)似乎又多了一些。今年他整整50歲，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終還是那個上世紀80年代文學潮流中走在最前面的先鋒。他說話的語速很快，邏輯縝密，出口成章，但從他的言談中很難捕捉到和俗世有關的只言片語。他以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與日常瑣事保持了應有距離。其實，這恰恰是一個作家應該具有的對生活的“警惕”。

　　格非說自己是一個比較嚴肅的人，確實不喜與人交往，能有個安靜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但他也有自己喜歡的生活。他在大學里做了二十年的教書匠，他喜歡音樂，家中有一整面墻的唱片，在《隱身衣》中他把自己對音樂、對音樂器材的獨特知識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他喜歡電影，欣賞費穆的《小城之春》和崔嵬的《小兵張嘎》；他喜歡圍棋，一心盼著自己喜愛的馬曉春九段能經(jīng)常贏棋。

　　除了這一切，格非最喜歡的還是思考。他認為，從根本上說，文學家和哲學家一樣，因為他們一定會發(fā)表對世界的洞見，發(fā)表他們的看法。只不過哲學家使用的是邏輯性的、陳述性的方法；文學家是通過打比方、講故事，通過陳述具體的形象來展現(xiàn)這種意味。“如果你更善于形象思維，你可能會成為一個文學家；你喜歡思辨，你可能會像尼采那樣通過思辨來思考問題。”格非選擇了文學，他認為好的文學一定有陌生化的效果，“如果文學不能超出我們的預想、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完全一致，那就完全不需要文學了。”所以，讀他的小說你會發(fā)現(xiàn)，你會隨著閱讀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謎一般的空間，在這喧囂的時代，他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故事里的世界。

　　格非口述

　　80年代的作家有一種共同體般的親密感

　　1986年，中國作協(xié)邀請我去青島參加一個筆會。在筆會上我遇到了多多、北島等大師級的詩人、作家。我跟他們的友誼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我見到了我的一個好朋友北村，我們那時候還很年輕，北村比我還小一歲。年紀大的作家們都在一起開會，不帶我們玩兒，我們很孤獨。跟我們一樣大的還有遲子建，但她好像也不太愿意跟我們玩兒。所以我記得有好幾天，我和北村都在討論殘雪的小說，她的作品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我對上世紀80年代還有一個重要感受，就是作家彼此聯(lián)絡很多，誰有了好書趕緊向朋友推薦，如果一個人買到一本很難買到的書，這本書就會以郵寄的方式在作家之間流傳。我記得當時在上海碰到過一件事情，有人帶來一本安德烈·紀德臺灣版的散文集，這本書很珍貴，但第二天那個人要回沈陽，六七個人都想看這本書，所以分給每個人看書的時間只有兩三個小時，必須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把書看完。那個時代就是這么一種氛圍，有一種共同體的親密感。這是我們今天應該反省的地方。

　　上世紀80年代，各種新思潮風起云涌，拿國內文壇來說，每隔一兩個月的時間，就會發(fā)生“重大事件”。所以你去看80年代的文學編年，你會發(fā)現(xiàn)，那是一個非常活躍的時期。我自己有幸經(jīng)歷了那個時期，今天想起來，覺得非常充實。現(xiàn)在我每次和余華、馬原他們見面，一起聊天的時候就會聊到那個時候。所以80年代在某種意義上是很值得懷念的。

　　那時候我在華東師大，很多年輕的作家朋友在我們學校定期聚會，討論文學，討論各自的作品。除了文學氛圍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是，那個時代評論家跟作家之間形成了很好的互動，一個作品剛剛發(fā)表，就會有很多評論家去解讀、批評。評論家、讀者在批評作家的時候不留情面，作家同行之間批評作品也不留情面，大家用不著顧忌說好話。

　　大家知道，今天這個風氣已經(jīng)變得很讓人難受了。今天在正式的場合朋友之間不能說壞話，因為可能對別人的市場有影響，作家之間都諱莫如深，都比較謹慎。甚至作家私下見面，有的時候也不太敢交流對作品的意見。如果要我來回答今天文學的氛圍和80年代有什么不同，我覺得我們今天受商業(yè)化的控制越來越強。所以我希望能夠有更好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有更好的年輕作家能夠出現(xiàn)，形成非常好的、良性的互動。

　　名人訪談

　　格非 創(chuàng)造一個故事里的世界

　　本報記者 何玉新

　　格非，原名劉勇，1964年8月生，江蘇丹徒人。1981年入讀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現(xiàn)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講寫作、小說敘事學、伯格曼與歐洲電影等課程。代表作《迷舟》《褐色鳥群》《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隱身衣》等。

　　回歸古典，仍是先鋒

　　記者：在上世紀80年代您是中國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到后來有人說先鋒文學的時代已經(jīng)結束了，最近這兩年因為馬原復出，又有人說先鋒文學復活了，這種變化是否會影響到您？

　　格非：馬原也好，余華也好，我也好，我們都是曾經(jīng)的先鋒派。但是我在我的小說集《隱身衣》的序言中講，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比較不幸，因為中國發(fā)生巨大的變革，在這樣的社會里，一個作家不變化是不可能的。文學需要不斷變化，那么這個變化是不是先鋒派所能概括的，我表示懷疑。有人說先鋒派已經(jīng)死掉了，我覺得這個說法也挺好，不死掉怎么會有新的先鋒出現(xiàn)呢？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過分強調先鋒派的復活。

　　記者：您過去的小說，比如《褐色鳥群》和《迷舟》，有很多實驗性的東西，后來的作品像“江南三部曲”相對來講接近于古典主義，請您談談這種轉變。

　　格非：我覺得一個作家應該多一些筆墨，一個作家只有一套文字是不對的，需要多準備幾套，到了一定階段以后，這幾個方面可以互相補充。一個作家的文字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鍛煉，我的基本看法是，真正有自己語言特色的作家其實很少，我這話說得很苛刻。但你放眼去看，真正有自己語言特色的作家，沒幾個。這是一個作家畢生的追求，文字要把非常準確的意蘊、那種微妙的東西傳達出來，這是文學最重要的功夫。有些作家大的東西能傳達，小的東西傳達不了。我也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在語言上有所變化。我的方法比較保守，我覺得變化不要太大，不要徹底把自己推翻，重新來一種語言。我不會這么做。每一部小說都有一些變化，集小的變化成大的變化，若干年以后你可能發(fā)現(xiàn)，你的文字已經(jīng)變了。

　　我跟學生說，語言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學生回答，準確。我又問他們，語言的最高要求是什么，學生說不知道，我告訴他們，還是準確。這兩個“準確”可能不一樣，最低要求的“準確”可能是把一個事件交代完整，人物各安其分；最高境界的“準確”，那種細微之處，微妙的地方可能是毫厘之間的東西，稍微過頭一點兒，那個文字就不能看了。特別考驗你的文字功力。

　　記者：您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譯到國外，但您的小說語言可以說是唯美的、古典的，這種中國式的語言，在翻譯上會不會有很大的障礙？

　　格非：我經(jīng)常舉的一個例子，“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jié)又逢君。”中國人讀非常有味道，英文怎么翻？完全沒辦法。這是文學里非常大的遺憾。國際上有一種說法，昆德拉式的寫作，他要表達的意思非常清晰，句子也比較明白，比較短，翻譯的時候比較好辦。最難翻的可能是張愛玲的作品，她的作品好的地方在于味道，味道一旦失去，翻成英文可能一塌糊涂。所以我們對于自己的作品翻譯成外國文字，或者我們閱讀翻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時，都會有一些寬容。我在讀外國作品之前，我可能會想這是哪個國家作家的作品，是誰翻譯的，我對他們信不信任，作家都有這個習慣，首先會問這個翻譯家靠不靠得住，如果靠不住，就不讀了。

　　作家要適應市場，也要有所反思

　　記者：現(xiàn)在這個時代越來越市場化，做什么事情都在考慮受眾，在寫作時您會考慮到讀者閱讀的感受嗎？

　　格非：對我來講，真正的讀者我可能認識的很少。讀者在哪兒？我是為虛幻的讀者寫作。比如說，我的書在一千年、兩千年以后還有讀者的話，這些讀者我不認識，但是我還是會為他們寫作。我寫作的時候可能會想到跟兩百年以后的讀者較量，我會思考，兩百年以后的人讀我的書的時候會不會明白我的書？

　　我的讀者有兩種，一種讀者對我語言上的變化可能不太高興；也有讀者認為我在80年代的作品不能看，現(xiàn)在的作品更好。我覺得讀者在解讀方面有各自的自由。不管怎么樣，我的看法是這樣，一個人在35歲以后會發(fā)生重大變化。就是說，我原來不太喜歡的東西，突然喜歡了。我35歲以后對詩意、浪漫有一點排斥。不是完全排斥，而是我已經(jīng)接受不了那種不著邊際的浪漫了。那么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也許有一個原因，80年代我讀現(xiàn)代主義作品比較多，30歲以后開始重新讀經(jīng)典，讀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福樓拜這些作家的作品，我相信這種閱讀對我會有所影響。作家不能裝，假如說我已經(jīng)出現(xiàn)變化了，我就不能堅持認為我以前的想法是對的，我在創(chuàng)作起來也只能適應這個變化。

　　記者：您會重讀自己的作品嗎？

　　格非：對于讀者來說，讀一本書，都希望把這個書記住，尤其是好書；可是對作家來講，寫完之后最大的愿望是把這個書忘掉。因為如果不忘掉的話，就沒辦法展開新的工作。所以多年來我也形成了一個習慣，就是我很少重讀自己的作品。把一個作品寫完，就好像把一個負擔卸掉，這個時候你就覺得天空突然變得很清新，所有的工作都很新鮮，我就開始積累這種新鮮感，當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會突然出現(xiàn)想寫小說的愿望。

　　記者：您的小說里有沒有自己生活的呈現(xiàn)？

　　格非：有，但我要告訴你的是，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最痛苦的就是既要把自己的痕跡放進去，同時也要抹掉，讓它變成另外的東西，這是創(chuàng)作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你如果在我的小說里發(fā)現(xiàn)哪些東西是我個人的經(jīng)驗，那我覺得你就是很了不起的讀者，因為這種發(fā)現(xiàn)需要很多層次的轉換。

　　一個記者描述一個東西，記錄下來就行了；但作家不是，作家是看在眼里，暫時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他會把這個經(jīng)驗積累在大腦里，到寫作的時候要反芻——就像牛吃草一樣，牛吃了之后吐出來的不是草——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反芻，反芻以后才能形成別的東西，這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常識。所以我覺得毫無疑問，我的小說寫的都是我自己的經(jīng)驗，沒有我體會之外的東西。但這個經(jīng)驗也不全是我自己經(jīng)歷的，也包括很多這個世界其他的信息，這個過程比較復雜。比如我讀過的李白、杜甫、曹雪芹、列夫·托爾斯泰，我也需要和這些人對話。比方說，我看到他們表達孤獨的主題，假如換成我，我要怎么表達？他們表達過荒謬性的主題，換成我，我怎么表達？這就是對話關系，可以運用到寫作中。

　　對年輕作家要寬容和鼓勵

　　記者：現(xiàn)在大家都在玩朋友圈，您對文學的圈子怎么看？您這一代作家會和“80后”“90后”作家交往嗎？

　　格非：在小說界，尤其是最近這30年以來，大家的代際劃分還是比較嚴格的。“80后”“90后”的作家我也認識，其中有一些是我的朋友，但很少來往，大家很少在一起談事。我也不知道小說界這種“規(guī)矩”是怎么形成的，我們的上一代——馬原、韓少功、莫言、史鐵生，我們大家能夠坦誠相見，他們也很樂意提攜我們，很少有前輩作家說年輕人寫得不行。包括王蒙，他對很多年輕人不遺余力地贊揚。等我們“60后”這代人變成白發(fā)蒼蒼像我這樣，我們可能也從前輩的做法里吸取到一定的東西，所以我們對年輕作家雖然有的時候也不是很滿意，也會有些意見，但總覺得人家剛剛開始寫作，對他們應該寬容。我們跟“80后”“90后”作家彼此之間相敬如賓，都尊重對方的創(chuàng)作，大家也去彼此了解，但是很少對同行的作品進行指責，所以大家相處還算是比較愉快。其實一個時代不可能只出一兩個好作家，往往是會出一大堆作家，你看拉丁美洲、歐洲的例子都是這樣。我很希望我年輕的同行能寫出非常好的作品，這樣整個中國的文化水平才能提高。

　　記者：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包括有些“90后”網(wǎng)絡作家，寫作時喜歡用一些網(wǎng)絡語言，您怎么看網(wǎng)絡語言？

　　格非：文學語言有時會被大眾語言借用，尤其是現(xiàn)在這樣一個傳媒發(fā)達的時代，文學語言跟大眾語言之間的交互作用越來越明顯。一個作家很難不受大眾語言影響，但是我平時上課也會提醒學生要注重表達的效果，要明白自己想表達的東西是什么，這時候你使用什么樣的語言方式我覺得非常關鍵。一個作家在語言上要保持足夠的警惕，要知道哪些語言被污染了，哪些語言不能充分表達作者的意圖。對一個作家來講，對語言的考慮永遠是要擺在第一位的。我以前的寫作老師，華東師大的葉百豐老師有句名言：“作為文學系的教學老師，對年輕人一定要寬容，一定要鼓勵他們。”這也是我做老師多年的習慣，我從來不在課堂上批評任何一個學生的作文寫得不好，如果你在課堂上批評一個學生的作文，這個學生一輩子都會受到打擊，會永遠忘不掉。你怎么知道人家若干年以后不會成熟？

　　記者：您一直在大學教書，很多人都會對一位著名作家的課程產(chǎn)生興趣，能不能談談您講課的風格？

　　格非：我上課從來不點名。有的人從很遠的地方到北京游學。有一個學生在我的班上聽課，突然問了一個問題，我說你是哪兒的？他說是渤海大學的，我說你怎么跑到這來了？他說他已經(jīng)聽了很久了。社會上有很多人到學校來聽我講課，教務處希望他們登記，我不知道為什么要登記。相對來說我的課比較放松。學生可以隨時打斷我的話，跟我討論。不過現(xiàn)在學生膽子還是很小的。我也不重視考試，一篇文章也好，寫兩個題目也好，怎么能考出一個人的水平？很難。我基本的方法就是讓學生交論文，可以花時間準備，大家都一樣公平。你花的時間多，你的積累好，知識全面，我給的分數(shù)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