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情實感去融化冷漠才能給藝術帶來持久的感動人的力量

　　司徒喬——一個幾乎被忘卻的名字。當年魯迅這樣論述他：“知道他不管功課，不尋導師，以他自己的力，終日在畫古廟，土山，破屋，窮人，乞丐……”歷史確實太容易遺忘，因為每一個時代有基于自己需要的選擇，所以，歷史的遮蔽就成為無情之手常常翻亂史書的章節，甚至會顛覆曾經的榮耀。1925年孫中山逝世，司徒喬帶著畫板在孫中山的靈前畫速寫，并送給宋慶齡，后來掛在孫中山故居幾十年。1936年魯迅去世，他又用自制的竹筆蘸墨汁畫下了魯迅的遺容，并為魯迅葬禮畫了魯迅的巨幅遺像。可以說，這位冼星海的同學從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就為新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他一直關注社會下層人民的苦難，并不斷地將他們表現出來，成為20世紀中國美術的脊梁。

　　正如魯迅所說，司徒喬一如既往地用畫表達了對社會下層人民的關愛，他的情感表達立足現實的人文關懷，他的心每有所觸動，他的畫筆就緊隨之。1940年，司徒喬在馬來西亞期間看到僑胞演出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所激起的感動促使他完成了一生中重要的油畫代表作《放下你的鞭子》。這種感情的傳達，加之情感驅使下的語言的契合，使這幅畫成為20世紀中國油畫的代表作之一。而1946年創作的《義民圖》，司徒喬在5米多長的橫卷中描繪了30多個受戰爭災情影響的社會下層人物，他們中有經歷五省逃難好不容易回到家鄉、雙腿卻突然癱瘓的壯年大叔；有在戰爭中父母雙亡的十幾歲小男孩；還有一家14口人只剩一個的大嬸；一家9口死了8個的瘋子；享受不到殘廢軍人待遇的殘廢軍人跛子；逃難半路還把眼弄瞎了的男人；丈夫病著，母親太老，兒子太小，逃難前有所房子、現在一無所有的女人；孤兒寡母中有逃難到獨山，孩子的爸給日本鬼子捉去了；丈夫霍亂死了，孩子的頸骨被車子碰斷。每一組人物都是一段人間悲劇，司徒喬在畫中的每個人物旁邊以寥寥數語記錄了悲慘的故事。而司徒喬所發出的“希望啊你在哪里”，成為他們的代言。這是一個時代的寫照，也是一個時代中藝術家的真情實感。

　　司徒喬在那個時代所表現出的對下層人民苦難的關懷并非是個案，國畫還有方人定的《雪夜逃難》(1932年)、黃君璧的《渝市延燒圖》(1940年)、關山月的《中山難民》(1941年)、蔣兆和的《流民圖》(1943年)、蔡迪支的《饑餓》(1945年)等；版畫有胡一川的《流離》(1930年)、馬達的《饑之奔流》(1935年)、黃新波《失去土地的人》(1936年)、李樺的《辱與仇》(1940年)、楊納維的《難民群》(1944年)、汪刃鋒的《家破人亡》(1946年)等；油畫有吳作人的《重慶大轟炸》(1940年)、符羅飛的《地獄》(1947年)等。這些作品所串聯起來的一個時代里畫家的情感，成為這個時代中美術作品的魂魄，具有感人的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份情感更覺珍重，而與之相關的這些作品的審美力量像酒一樣，越陳越醇。

　　司徒喬筆下的民眾，饑饉、痛苦、受難、不幸，充滿愛憐和同情，他“含淚畫下去”充滿吶喊的畫面，現在有多少人能夠含淚看下去？更難以想象現在還有多少人能含淚畫下去？回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藝術家，激情、激憤，和著時代的旋律；看看當下那些為著自己的畫家們，冷漠、淡漠，簇擁著合唱隊唱詩班的旋律而對自己應有的責任熟視無睹。無邊的風花雪月，遍地的鶯歌燕舞，藝術缺少感動人的內容，審美更難有打動人的力量。所以，今天來看司徒喬和他那個時代的畫家更值得敬重。無疑，歷史是一個參照物。在過往歷史的對比下，人們常說的當代中國美術創作缺少精品力作，實際上缺少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深刻而多樣的社會現實，而畫家表達的情感也只是局限在自我的世界中，難以與社會發生關聯。被組織起來的寫生隊伍像旅游一樣，而獵奇的眼光更不可能發現生活中打動人的內容，尤其是市場化影響下的所謂的創作更是把那種不痛不癢的枯燥乏味的圖像貢獻給社會，因此，徒有語言和形式的藝術表現顯得蒼白無力。對生活的淡漠，對現實的冷漠，隔絕了藝術家的人文精神，也嚴重影響到當代美術創作的文化品格。

　　當以城市為中心、小資生活為情調的審美成為今天的主流，城市貧民、大雜院、農民工、建設者，以及散落在街頭和胡同里的下層民眾，需要怎樣的人文關懷，需要如何的藝術表現，是需要藝術家付諸情感去思考的，是需要藝術家深入體驗的。問題是，藝術家們普遍過著優越的生活而與普通民眾隔絕，他們所看到的都是歡聲笑語，因此，美術創作也就難以反映普通民眾真實的生活和實際的希冀。至于更為廣闊的老少邊窮地區，人民的現實生活是否都如年畫般的幸福吉祥，也有待于藝術家們真實的表現。看看那些打動人的表現貧窮和落后的攝影作品，其震撼人的力量就是因為生活的真實和藝術家情感的真切。

　　對于美術創作而言，市場的現實難以接受這類表現社會基層的作品，這也從一個方面阻斷了創作的動力。如果畫家不能在自我的方面傾盡心力去深入生活，那么，發生在當代美術創作深層的問題將決定這是一個鶯歌燕舞的時代。還有沒有人像司徒喬那樣含淚畫下去，或者用自己的人文關懷和藝術理想去表現普通民眾的基本訴求，讓他們獲得更廣泛層面的社會認同和關懷，從而維護他們的社會尊嚴，并提升他們的生活水平，讓他們同樣處于歡聲笑語和鶯歌燕舞之中？這是一個雙向的問題，藝術家投入了情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己的藝術創作中過去缺少的感人力量。風花雪月般無關痛癢的創作現實消解了當下美術創作中的人文精神，這個時代要出精品力作，藝術家就一定要付出真情實感，一定要加強人文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