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日頭》和“農民三部曲”

　　近日，省作協主席、著名作家關仁山的長篇小說《日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并于8月27日在第21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舉行新書首發式。作為關仁山“農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該書以現代中國北方農村為背景，對當下中國農民的出路、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和精神困境進行了深度探尋和思考。有學者認為，該書是一部深刻反映農村變革的長篇力作，它將傳統寫實與鄉村魔幻巧妙融合，書寫了傳統農耕文明逐漸瓦解的過程和新文明建構的艱難，關注和書寫了改革開放中的鄉土中國，富有歷史感和思想的深刻性。日前，本報記者在京與關仁山就《日頭》及其“農民三部曲”展開了一場對話。

　　《麥河》落選茅盾文學獎

　　記者：2011年夏，《麥河》曾經參與當年的茅盾文學獎評選，雖然順利入圍前十名，但最終還是以微弱劣勢與茅獎失之交臂。請問，這種評選結果，是否打擾了您的寫作心態與創作方向？此后，您如何安排自身的文學創作呢？

　　關仁山：這是一個敏感話題，還應該坦誠面對。每位作家都希望自己作品獲大獎，但是，評獎就像體育比賽，注定有人得冠軍，有人被淘汰，而且原因很復雜，作家不能為了獎而創作，這涉及寫作“為了誰”的問題。我就想，永生永世為那些土地上勞動的農民寫作，盡管他們不買我的書。可是，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聯播《天高地厚》時，收到貴州農民從田間地頭寄來的鼓勵信，這種獎賞更令人欣慰。那年《麥河》落選，我覺得，還是作品寫得不夠好。我馬上調整好心態，繼續寫《日頭》的創作大綱，絲毫沒有影響我的情緒，我以旺盛的精力，創作完成了“農民三部曲”的第三部《日頭》。

　　記者：作為“農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日頭》這部小說對《麥河》有怎樣的參照和突破？在讀者閱讀方面抱有哪些期待？同時，您又遇到了哪些美中不足的細節呢？

　　關仁山：說到《麥河》，它真是這部《日頭》的參照。一個作家的創作，無論是廣度和深度上，還是藝術創新上，都必須對上一部作品有所突破，否則就沒有寫作的意義。《麥河》是以一個唱“樂亭大鼓”的盲人視角寫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重點寫了今天的土地流轉。土地是小說的靈魂。《日頭》選擇了兩個人交叉敘述，小說中有兩個“我”，即兩個敘述人，一個是敲鐘人老軫頭，一個是天上的毛嘎子。兩種語氣敘述，前者在地上客觀參與，一個在天空抒情議論，這肯定是一個挑戰。其難度是實和虛的處理，弄不好會讓讀者以為是兩部小說，產生割裂感，無法有機地成為一體，成為故弄玄虛的敗筆。毛嘎子被賦予了一個特殊能力，他飛回村里，只能落在樹林里的一棵菩提樹上，老軫頭與毛嘎子之間能夠對話，智者的對話，眾人聽不見，這讓小說產生了有趣的形式感，也讓哲理思考自然呈現。

　　因為老軫頭是一個老農民的敘述，必然口語化，本土化，他親歷日頭村的變遷，一方面是權桑麻的親家，一方面又與金沐灶有著特殊關系，可以說是“準岳父”。他是敲鐘人，身份決定了故事的傳奇性和野逸風格。毛嘎子的語調優美抒情，長長的句式，讓其富有哲思和美感。因為我們通常把精神和心靈的愉悅稱為美感。有了這樣的審美目標，這個天上的敘述只能是精神或靈魂敘述了。即便是曇花一現的幻影，也要出現生命美感體驗，那是憂患之美，純潔和高尚之美。描述的故事不再是目的，他只是借助對故鄉的懷念和質疑，對人類的生存發問，是想讓作品來抒發人類的共同理想和心聲，蘊含其中的古怪的激情和精神疑難，讓讀者體悟鮮活澎湃的生命感。毛嘎子還有一些特異功能，他有在天上的云頂，根據星宿的閃光給人解夢的功能。實際上給予了他全知全能的視角，對老軫頭講述故事的局限做了補充。

　　當然，這部作品也難免美中不足，就是想象力沒有盡情發揮，毛嘎子應該思考人類的命運。

　　記者：您的“農民三部曲”，依次包括《天高地厚》《麥河》《日頭》。請問這三部長篇小說在藝術題材和小說創作上，具備哪些異同之處？在具體的創作當中，您碰到了哪些較難解決的問題，又是如何解決的？

　　關仁山：我創作《九月還鄉》《大雪無鄉》等作品時，對農村安撫靈魂的道路描述是單向的，在《天高地厚》這部小說中，開始追問農民的出路在哪里？但不能全景，難以壯闊，叫人不滿足。后來，我把敘事放在盡量宏大的背景上，開始了多向度的寫作，開始更為復雜、更為深入、更為超拔地講述冀東平原的動人故事。“農民三部曲”中，每一部都有改變。《天高地厚》生活氣息濃厚，寫得比較瓷實，缺少一些飛翔的東西；《麥河》就注意到了這些問題，有了一些變化，以一只鷹的兩次蛻變為隱喻，形而上的思考多了一些；《日頭》更注重虛實結合，魔幻的東西更多，虛幻的東西和哲理意味更足一些。

　　《日頭》是一座“分水嶺”

　　記者：我個人認為，《日頭》是您小說創作的“分水嶺”。所謂“分水嶺”，就是在《天高地厚》和《麥河》之間發生了重大變化。

　　關仁山：《日頭》是我小說創作的“分水嶺”，這個提法很新鮮。我想，如果說《日頭》是我的重要作品更為恰當吧。

　　有一次，我瀏覽河北作家網，一位朋友給我留言：你的創作不錯了，但還有遺憾，不能總按領導的意思寫，要寫真正的好作品。這個留言給我觸動很深。過去歌頌土地多了一些，這一篇再也不能與農民的苦難擦肩而過了，要加強批判色彩。換句話說，就是讓自己這部作品能夠遵從內心，遵從藝術，勇于探險。寫農民的書，怎樣才能做得好？有人說，農村小說只有寫得不像農村小說了才有可能出現好小說。《日頭》跳出了農民種地打糧的傳統模式，拋棄了原來用過的精神資源，帶著憂患意識去寫一種新的形態。農民的生活伴隨著苦難和眼淚，小說必然是沉重的。這類小說必須面對沉重的問題和嚴峻現實，所以說，作家必須是勇敢的。對于作家來說，存在的勇氣就是寫作的勇氣，而寫作的勇氣來自內心的強大。這對我是個嚴峻的考驗。我在寫提綱階段，不斷對自己說：這是“農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書，要面對良心說真話，以良心的名義。所以，在風格上就尖銳一些，大膽地探索一些問題，寫出時代的漩渦，寫出新農民的精神裂變。其實，小說解決不了所有的精神問題，但金沐灶仰望星空的姿態，代表時代的良心。我想以此引起社會的注意，如果真正為中國農民著想，就應該認真地去考慮解決這些問題。即使一時還不能做到位，也要將此作為長遠目標來努力。以此看來，說《日頭》是我小說創作“分水嶺”也有道理。我以后的創作，可能會在精神探索上更深入一些，走得更遠一些。

　　記者：創作《日頭》這部小說前后耗費了您多長的時間？其間寫作狀態如何？在藝術上的探索表現在什么地方？

　　關仁山：這部小說從搜集素材開始，到構思，到寫作初稿，三遍大改，共用了四年多的時間。寫作過程很痛苦，其間，確實出現過比較理想的寫作狀態。比如，故事的傳奇性，人攪著事，事推著人，農民在生活中探索性地往前走，這本身是故事，作品有了逼真的寫實，這是不夠的，作家要超越現實。顯然，這需要作家的想象力，將現實打碎再加以重塑。我想應該在隱喻和象征中建構傳奇。我想在故事和人物身上抹上一層傳奇色彩，讓他們部分地異于常人，異于常理。然后又在玄幻、詭秘和神奇中回歸常人，回歸常理。靠什么？魔幻是我所偏愛的手段之一。一提到魔幻，我們往往就想到西方的魔幻現實主義，特別是想到《百年孤獨》，但是，我所要做的是讓中國式的魔幻自然地走進作品。從《天高地厚》的蝙蝠開始，到《麥河》中的盲人與鬼魂對話，再到《日頭》里神話傳說中的紅嘴烏鴉和古槐流血，這些都是冀東平原的民間傳說。特別是紅嘴烏鴉，我在遷西的景忠山上親眼見到過。

　　好的小說家除寫作技巧之外，還要學很多東西，比如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民謠和民俗等，這對豐富小說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很重要。僅有傳說還不夠，一部厚重的作品必須要有文化的提升。小說的文化氣息，需要“國學”根底作支撐，我去北大聽過國學老師講課，還學習過基督教的知識。當然，文學作品表現的文化不能單一，應讓鄉村政治文化、倫理文化、自然文化、神秘文化等交織在一起。

　　記者：這個話題讓我想到文學的多面性和豐富性。與國外的作家作品相比，中國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存在一些明顯的“短板”，比如您剛才提到的文化意識缺乏的問題。那么，對于中國的當代作家來說，究竟應該怎樣彌補文史缺憾，如何發揮傳統文化的優勢投入到創作之中呢？

　　關仁山：好小說應該是寫文化。說到文化，我自然先想到燕趙文化，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一脈。

　　對于文化，樂觀與悲觀，都不是簡單的判斷。面對鄉村文化的崩潰，金沐灶從藥王廟的道士杜伯儒那里接受了道家文化，但是，刻骨銘心刻在他心底的還是佛教文化。他母親信奉佛教，他的父親和爺爺，是儒家文化的傳承者，但是他父親卻死在天啟大鐘前，他隨身帶著沾著他父親血液的拓片《金剛經》。佛家講“因果”，金沐灶身上的寬容、大愛得益于佛教更多一些，但是，道家、佛家和儒家以及后來槐兒帶來的《圣經》，幾乎在他身上都有所體現。其實，宗教在入口處雖然是有沖突的，但最后都歸結于善和愛。你感覺金沐灶完美了一些，因為他寄托了我的理想。但是，從故事中還是能看到我對他的不滿，對他還是有批判的。比如，他整合宗教的荒唐，他的某些偏激，他的魯莽，他的絕望。他把軫木撅折一半扔向天空，一半扔到河里，最終悲壯地消失，這些細節說明他絕望中有希望，希望中有向往。他注定是這樣的命運，他的來與他的去，建立在模糊渾濁上，是一種自然生長……

　　“農民三部曲”與現實主義創作

　　記者：您的長篇小說以反映中國農村的現實生活為主，身為作家，您為什么像農民種糧一樣，堅守農村題材的寫作？

　　關仁山：我對中國農村的社會現實有濃厚的興趣。農村題材的經典著作太多了，如《山鄉巨變》《創業史》等，人們很難逾越。不過，如今農村題材小說，明顯衰弱了，就像一穗“老玉米”，很難啃出新意來。我感覺，在這篇變遷的土地上，創作還能夠沖破舊有模式，依靠新鮮的生活，書寫農民的命運史和精神史。對于現實主義，有人強調它的批判功能，批判功能的確很重要，但是批判功能不能簡化生活的復雜性。我們呼喚一種開放式的現實主義，不僅生活氣息濃郁，而且還有概括功能、典型人物塑造、敘事的綜合能力等等。

　　我在《天高地厚》的后記中說過：農民可以不關心文學，文學萬萬不能不關注農民生存。我寫農民的小說出版后，贏得了一些贊譽，也聽到一些批評。把我劃進寫現實題材的作家，特別是寫當代農民的作家行列，我感覺沒什么不好。

　　記者：面對現實鄉村，作家很痛苦，原因是找不到新的精神資源，找不到與今天大眾的精神連接點。請問，舊有的傳統經驗還可不可以用？小情感、小圈子是不是可靠？是否會遮蔽更廣闊、更鮮活的世界？

　　關仁山：文學本身是一種困難的事業。一切都在克服困難、突破自我、突破前人中行進。每個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隨著社會的發展，作家感受生活的方式也會改變。要想全景深入地反映當代生活，蹲在一個地方不可能達到目的，就必須縱橫交織地全面體驗生活。

　　《日頭》區別于上兩部作品的最重要內容，是兩個人物形象的確立。權桑麻這一形象的意義就在于，他是中國農村基層的真實寫照，這個人物形象本身就涵蓋了中國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史。權桑麻建立的農民帝國，集專制、嚴密、混亂、愚昧、迷信、短視、功利、破壞于一體，他所構建的資本、權力、“土豪”三位一體的利益格局，成為中國社會利益鏈條的象征。權桑麻死了，但他的陰魂不散，他的脊骨保留在兒子權國金身上，也象征著權桑麻專制體制的實質性延續，改革的路任重道遠，中國的現代化既是制度的、也是人的和文化的。農民問題也不是單一的，而是復雜的。

　　記者：在農村題材這個范疇，國內作家的整體狀況如何？您如何適應這種“各領風騷”的創作環境？此外，河北作家存在哪些普遍性的不足？

　　關仁山：農村題材小說劃分已經不科學了，有人說，把農村小說寫成不像農村小說了，那小說就成功了。辯證地看，也有一定道理，現代農業發展目標是減少農民，少數現代農民留在土地搞現代農業。在城鎮化潮流中，大量農民進城，農村小說與城市小說也悄悄融合。中國有寫農村題材小說的重鎮如陜西、山西和山東等，東北的農村題材電視劇深受老百姓喜愛。河北作家寫農村題材的小說，是有現實主義傳統的，我們的作家有生活根基，有些青年作家，已經培育起了藝術創新的自覺，比如，繼“三駕馬車”之后，文壇又涌現出“河北四俠”。

　　我也有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有時，我懷疑自己寫長篇的能力，這個能力指的是綜合素質，尤其是思想的力量。既然是小說，是寫愛恨情仇的，其情感深度代表作品深度，作品深度靠思想力量。好小說最缺的不是故事，是哲學，是思想，所以必須埋下問題，浮起追問。金沐灶是個民間思想者，借助他對這些問題進行追問，這樣方能帶領讀者去思考。沒有思想的手術刀，哪能剖析農民貧困的根源呢？

　　記者：如今，您的“農民三部曲”已經出齊，將來您還會繼續關注農民的命運嗎？商品社會對閱讀也有沖擊，農村題材受到青年讀者冷落，此后，您如何規劃安排自身的文學創作呢？作為省作協主席，您認為河北整體的文學創作在全國處于怎樣的地位，目前呈現出哪些特點呢？

　　關仁山：在剛剛結束的第六屆全國“魯迅文學獎”的評獎中，河北的作家胡學文、張楚和大解獲獎。從這個情況看，河北的創作在全國不弱。但是，我們也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的大作力作還不多。河北作協很重視青年作家培養，近幾年每年都舉辦青年作家培訓班，今年還要召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表彰成績突出的十佳青年作家。為青年作家出版叢書，研討他們的新作，河北文學院“合同制作家”向青年作家傾斜。一句話，我們要為青年作家服務，為他們的好作品問世提供脫穎而出的平臺。

　　多年來，幾代青年讀者一直都非常喜歡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如果我們寫出好作品，青年讀者也會喜歡的。如今，“農民三部曲”已經全部出版了，此后的寫作卻不能停止。我對自己的創作沒有長遠規劃，適合什么就寫什么。是生活感動了我，我才有激情寫作。《日頭》寫完后，農民和土地我還會繼續關注的，還要嘗試寫一些城市生活的小說。

　　《日頭》節選

　　關仁山 著

關仁山

　　仰了臉兒瞅，雪紛紛揚揚。

　　雪花將古鐘糊住了。古鐘掛在狀元槐，槐枝嘎地響了一聲，不知是鐘太沉，還是雪太厚。老槐樹枯著，竟然沒折，家雀呼啦啦飛了。灰巴巴的槐樹枝，一律快活地動著，彈出雪粉。槐樹下的麥秸垛也氣吹似的脹起來，隱隱有些抖動。

　　常日溜達的老人和孩子，一個也不見。

　　雪越下越瘋了，看樣子一時半會兒歇不住。雪和泥攪成一團，踩在腳下，揉搓出干燥的摩擦聲，哧啦哧啦的。路很滑，我走得不緊不慢，卻跌跌撞撞的，只一個孤獨的影了。

　　我就是會講故事的敲鐘人老軫頭。

　　我踏雪敲鐘來了。我在槐樹下站了好久，雪粉從枝杈上掉下來，奇怪的是這雪粉竟像烙鐵一樣燙人。

　　我開始用軫木敲鐘了。

　　咣！咣！鐘聲跳著，滾著，響遠了。

　　我叫汪長軫，是一個八十八歲的老人。我須發花白，臉上的褶子很深，牙掉得沒剩幾顆。我穿戴邋遢，卻滿面紅光。到了這把歲數，難免有些怪異，神神道道。我種過莊稼，守過大車店，當過飼養員，殺過豬，宰過羊，賣過雞蛋，還是村里最后一個敲鐘人。在村人的印象里，我老軫頭是和古鐘、槐樹、紅嘴烏鴉、血燕連在一塊兒的。盡管耳朵被鐘聲震木了，我還是樂意敲鐘。鐘聲就是村里的日子。每逢節日，我就敲鐘，要是趕上日月同輝的日子，村里就會出現異象，還得敲鐘警示村人。眼下人人都焦慮，想錢想瘋了，日子難免過得雞飛狗跳。鐘聲能給人警醒，給人安詳。我推著慈悲木開始敲鐘，雙手觸摸慈悲木的一瞬間，手竟有些抖。悠揚的鐘聲在大雪天里響起，順著老街蕩出去，滾過大平原，爬上披霞山，滿世界都是天堂的聲音了。鐘聲的余音，野外都能聽到。隆隆的聲音猶如遙遠的雷鳴，給小村平添了一股浩蕩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