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讀趙瑜等著報告文學《王家嶺的訴說》

　　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年多時間，但發生在2010年3月28日的那場王家嶺礦難，提起來卻依然記憶猶新，它留給我們的依然是格外清晰難忘的印象。王家嶺礦難雖然有多達153名礦工被困在地層深處，但經過以政府為主導的多方積極營救，最后115人得以生還，其余38人不幸遇難。與其他那些同樣屢屢發生然而生還者卻為數寥寥的礦難相比較，這次王家嶺礦難，居然能夠有115人被救生還，確實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作是建國后礦難營救史上的一個奇跡。很顯然，在礦難頻頻發生的中國，王家嶺礦難之所以看起來特別引人注目，既與礦難本身有關，更與這樣的一個營救奇跡有關。

　　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伴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一種以人為本的觀念確實已經開始逐漸深入人心。我們注意到，這次王家嶺礦難發生后，不僅有以政府為主導的各方積極營救行動的迅速展開，而且，更有電視臺作為一種強勢媒體差不多從頭至尾全方位不間斷地直播了整個救援過程。王家嶺的礦難救援直播，可以說牽動著無數中華兒女的心。這種電視直播形式本身，就意味著以人為本理念的一種切實踐行。

　　電視直播可謂是新聞報道的一種最新形式，而新聞報道與報告文學的一個共同點，卻是對于事件真實性的追求。照理說，既然電視臺已經秉承著真實性的原則對于本次礦難以及營救過程進行過同步直播，那么也就沒有報告文學什么事了。因此，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首先就是，在電視以及廣播、報紙等新聞媒體都已經全面立體地報道過王家嶺礦難之后，山西省作家協會的趙瑜等五位作家為什么還要再次對于這一事件及相關當事人進行深入的采訪，并且要寫出《王家嶺的訴說》(首發于《中國作家》紀實文學版2010年第7期，作家出版社2010年9月版)這樣一部長篇報告文學作品呢？

　　在這里，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差異頗大的真實概念。一種就是電視廣播報紙等新聞媒體等一力遵循的淺表層次的現象真實，另一種則是報告文學作家們所欲探尋的更深層次的本質真實。之所以會存在如此鮮明的差異，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就在于，報告文學從本質說其實是一種特點鮮明的知識分子寫作。“而報告文學作家卻必須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附麗于現實問題之上，直陳其事，直抒胸臆。他們的言說不大可能借助于什么藝術偽裝，也失去了種種藝術手段的保護。在此意義上，他們的言說與其說是一種作家的行為，不如說是一種知識分子行為。這也就是說，與其他作家相比，報告文學作家更容易行使知識分子的角色扮演；與其他寫作相比，報告文學寫作也更能夠成為一種知識分子寫作。”(趙勇《論趙瑜與他的報告文學寫作》，《中國作家》2010年增刊9月號)之所以強調報告文學寫作實際上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寫作行為，就是要從根本上凸顯出報告文學作家一種對于事實進行沉思的本質特征。對于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來說，他的寫作目的并不僅僅只是對于表層事實的客觀呈示，更是對于事實成因進行一種深層次的思考與追問。在我看來，趙瑜等五作家在電視廣播報紙之外依然要進行《王家嶺的訴說》的寫作，其根本原因或許正在于此。

　　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五作家通過尊重個性、分頭采訪、材料共用，最后由一人統一撰稿的方式，完成了對王家嶺礦難的敘述。說實在話，在已經通過電視直播方式經受過一次情感的沖擊之后，《王家嶺的訴說》以其新的表現形式以一種深沉的理性沉思力量，再一次構成了對于我們心靈世界的強烈沖擊。當發生在礦難中的那些令人或同情、或感動、或悲憤、或沉思的畫面和聲音業已被新的新聞材料、新聞事實所取代，當“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魯迅所謂國民的“健忘”本能悄然發生作用時，這部報告文學以一種畫面和聲音替代不了的獨特品質證明著人間災難的存在，證明著礦難中無數生命的隕落。作者們以一種不懈追問的方式，把此次礦難事故放在了歷史的坐標系上來加以書寫。隨著閱讀進程的步步深入，生活中那些假相的面紗開始被層層剝離，礦工(其實都是來自于鄉村世界中的打工農民)艱難的困窘處境漸漸變得公開，成為了一種不無荒謬色彩的真實，從而一次又一次地沖擊著讀者的情感底線，令人在難忘的記憶中發出久久的喟嘆。與那些新聞媒體所做的報道相比較，可以說，這樣的書寫更讓我們感到震驚，更能夠引發我們的深思！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們在這里當然不可能全面論述《王家嶺的訴說》的深層價值，但趙瑜等人以王家嶺礦難為切入點，對于近百年來中國礦難史所進行的深入反思，卻具有著讀來令人振聾發聵的思想藝術效果。在我看來，作家們之所以要從王家嶺的礦難，首先追溯到發生于1949年的山東淄博礦難，然后再追溯到發生于大躍進期間可謂慘絕人寰的大同老白溝礦難，其意圖正在于藉此而對礦難近乎于相同的成因進行鞭辟有力的探詢與反思。只要簡單地聯系對比一下，就不難發現，這幾次大的礦難的成因，實際上都與我們的領導者不顧客觀規律，漠視礦工生命，一味盲目地追求進度和產量存在著直接的關系。關于這一點，趙瑜他們在作品中其實已經有著深刻的揭示：“我想到，這場發生于1960年的‘大同礦難’與1949年的‘車七礦難’，其成因雖然多有差異，然而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在激進的政治革命背景下，急功近利，漠視生命，以嚴重的官僚主義代替崇高的科學精神。”“違犯客觀規律瞎指揮，必將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盲目躍進，爭搶速度，惡果便會突來，生命便會成為犧牲品。而今天的現實，依然沉重。”如果說，此前發生的大同和車七兩次礦難的成因，更多地與當時的激進政治存在著緊密關系的話，那么，這一次的王家嶺礦難實際上就是過分追求經濟效益所導致的嚴重惡果。無論是政治也罷，還是經濟也罷，歸根到底，還是對于普通人生命價值一種漠視的結果。能夠把王家嶺礦難提升到這樣的一種精神高度來加以思考和認識，所充分體現出的，一方面是五位作家強大的理性表現力量，另一方面則是他們深刻真誠的悲憫情懷。

　　很顯然，如果更進一步地追問下去，自然就會涉及到我們這個現實社會更加內在深層的社會機制問題。設若不是這樣的一種社會機制，那么令人總是格外震驚悲傷的礦難當然也就不會如此頻發的。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比較一下作品中所舉出的一組數據，就不難得出相應的結論來。“我國的百萬噸死亡率為2.4，即每產200萬噸煤，要死5個人。這一比率高于印度10倍，高于俄羅斯50倍，高于美國100倍。我國每年實際死于礦難人數7000人，美國則在30人左右，在許多國家，某些年份已經達到‘零死亡’。”必須承認，這些冷冰冰的數字既是殘酷的，同時卻也是真實有力的。這樣一組可謂是反差極大的數字對比，到底意味著什么，我想，結論其實已經不需要再說出來了。在這樣的一組數據中，在趙瑜等五作家合著的這本《王家嶺的訴說》中，我們再一次真切地領受到了報告文學所具有的理性沉思力量。

　　閱讀這本沉重異常的《王家嶺的訴說》，在我，是一次只有幾小時的短途旅途中的事情。至今都記著當時的閱讀情形。車窗外飄著的，是不無凄迷感覺的綿綿秋雨，耳中不時傳入的，是車廂內嘈雜喧囂的人聲，但我的整個身心，卻完完全全地徹底沉浸在了王家嶺的世界之中。我要說，在那個時候，趙瑜他們確實用真實的書寫征服了我。以至于，那些情不自禁的淚水，總是不期而至地襲擊著我。在被感動的同時，我的思緒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關于中國礦難的沉思之中。盡管已經有過無數次的沉痛教訓，但是我們的礦難卻為什么還是不斷會發生呢？什么時候我們才能夠真正徹底地與礦難訣別呢？在這里，我只能說，我們真誠地期待著那一天的早日到來。

　　2010年9月30日下午四時許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