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風格的重建與回歸

　　在當下文化背景下，部分作家的創作個性日益泯滅，創作風格漸趨消失，其作品的審美價值和藝術魅力正在淡化和削減。盡管這種現象絕非當代文學創作的主流，但如果任其滋長蔓延，將對中國文學健康發展構成一定的沖擊和挑戰。因此，吁求和呼喚作家創作個性和創作風格的重建和回歸，成為當前文藝理論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在文藝理論的研究視域中，關于篤化作家創作個性和創作風格早已不再是一個新鮮話題，因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時間里，這一話題構成了中國當代文論發展的重要維度和主要脈絡，一些文藝理論家借助于蘇聯著名美學家赫拉普琴科的思想觀點，不僅厘清了這個為社會歷史批評研究所始終規避的理論命題，而且打通了橫亙在社會學和心理學之間的思維障礙，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審視和剖解這一問題，以至于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一度掀起一股關于作家創作個性和創作風格的研究熱潮，并初步構建起以社會歷史批評為依托和統領的理論架構，且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上達成共識。用美學家王朝聞的話來概括就是“對于藝術家來說，創作個性的問題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藝術家如果沒有自己的創作個性，那么不論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內容的意義如何重大，反映的知識多么豐富，其成果都不可能具有為其他藝術家的作品所不能替代的特殊的美和感染力。一切偉大的藝術家都是由于他們具有自己的鮮明的創作個性，才能對藝術的發展作出獨特的貢獻，用自己的與眾不同的作品豐富了人類藝術的寶庫，使社會的多種多樣的審美需要得到滿足。”

　　文學創作既是作家的心理需要，又是作家的心理活動，作家通過文學創作抒發心緒，表達心愿，摹繪心跡，袒露心性，因此，揭橥創作個性和創作風格必須首先借助于心理學的基本原理。現代心理學通常把人的自然個性定義為人的全部心理狀貌，即具有一定傾向性的所有心理征兆的集合體，呈具整體性、獨特性、穩定性和社會性等特征。在這四個特征之中，獨特性對于作家的文學創作尤為重要，作家個性有別，其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辨別和對內部世界的感知、判斷就會不同，付諸于作品的主題內涵和語言表述也會大相徑庭，這種由外而內的區別也是造成作家創作個性和創作風格迥異的根本原因。心理學常識告訴我們，世界上不存在兩個個性完全相同的人，即使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作為自然人整體心理狀貌的個性也不會完全一致。就人的個性演化過程而言，“個性不是生來就有的，而是在個人的生理素質基礎上，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通過實踐活動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作為個體的人，其生命的每個階段都為個性的形成和發展貯存著不同的心智資源，嬰幼兒時期為個性的產生積累了先天的生理素質；稚童時期的人開始對自己、對生活萌生看法，開啟了個性發育的階段；青少年時期的人不斷強化自我意識，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日趨完善的階段，也是個性趨于成熟的階段；在其后的人生歷程中，伴隨自身生活經歷的增加和社會閱歷的豐富，個性也會相應地調整健全完善。個性是一個復雜而微妙的內宇宙，從個性的心理結構來看，它由獨特的心理傾向和心理特征兩個維度構成，其中，心理傾向大體涵納需求、情趣、興致、精神追求、理想信念和世界觀等，主要是經后天社會實踐磨礪而成，“它決定著人對現實的態度，決定著人對認識活動的對象的趨向和選擇”。心理特征是指一個人常態性地顯露出來的內心活動征兆，是個性中比較穩定的部分。而創作個性是“一個藝術家區別于其他藝術家的主觀方面各種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明顯特征的總和，它是在一定的生活實踐、世界觀和藝術修養基礎上所形成的獨特的生活經驗、思想、情感、個人氣質、審美理想以及創作才能的結晶”。王朝聞的這一結論表明，作家創作個性兼容了心理傾向性和心理特征兩方面的特點，同時又與自然個性有所區別，即創作個性格外注重個體內心獨特經驗與文學作品的深度結合，也就是說創作個性是通過作家的主觀努力付諸于作品之中，以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展現自己對生活的獨到感受，它更加注重創作者對現實的審美體驗和對作品的審美要求。個性是每個正常人都具有的，而創作個性卻不是人人都具備的，卓異而鮮明的創作個性是作家藝術家在社會實踐尤其是創作實踐中，對主體與客體、內容與形式以及主體審美心理結構的規制整合與綜合協調，只有將這些主客觀因素予以統攝和融合，并借助于獨特方式加以表達和展現，才能真正形成屬于自己的創作個性。由此可以看出，創作個性與自然個性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是作家主觀心理感受與客觀存在的文本之間的有機結合，這種結合關涉作家諸多方面的不同，比如對社會生活的體察、對素材體裁的遴選、對語言文字的運用，等等，都會使作家在客觀上顯示出迥異于自然人之處，正如黑格爾所言：“獨創性是和真正的客觀性統一的，它把藝術表現里的主體和對象兩方面融合在一起，使得這兩方面不再互相外在和對立。從一個方面看，這種獨創性揭示出作家的內心生活；從另一方面看，它所給的卻又只是對象的性質，因而獨創性的特征顯得只是對象本身的特征，我們可以說獨創性是從對象的特征來的，而對象的特征又是從創造者的主體性來的。”用黑格爾這段論述來解釋文學創作實踐，就是讀者感受到的獨創性來自于文學作品，文學作品又來自于創作者，正是創作者將創作個性完美地融匯于作品之中，才使作品呈現出獨有的美學價值。

　　當前文學創作的不盡人意，表面原因之一是作家創作個性的放逐，深層根由則是創作風格的流失。我們知道，創作風格是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經創作個性的有機整合后所顯現的獨特的藝術風貌和格調，對于一個成熟的作家來說，創作個性早已為作家的世界觀和審美觀所浸潤、滲透和點繪，同時又凝結和承載著作家的藝術修養和審美取向，因此，一個優秀的作家也是一個將創作個性有機轉化為創作風格的作家，是一個視創作風格為生命的作家。歌德把創作風格看作“是藝術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藝術可以向人類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黑格爾則將創作風格解釋為“一般指的是個別藝術家在表現方式和筆調曲折等方面完全見出他的個性的一些特點”。二人的論斷殊途同歸，既表明創作風格對于作品的成功和創作者的藝術成就至關重要，也表明創作風格和創作個性一樣，不是每個作家都具有的，而是少數作家在其創作實踐過程中將自己的創作個性見之于作品逐漸形成的，是主體個性、表現對象、表現方式和手段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一種生命和精神的體驗方式，建立在這種體驗方式基礎上的創作個性經過積淀和升華，便遞嬗為一種創作風格。

　　我國文學界對創作風格的關注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三國時期的曹丕。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對八種文章的創作風格作如下闡發：“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并對當時一些作家的創作風格進行點評：“徐干時有齊氣”、“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這是見諸于史書的關于創作風格的精辟見解。之后，陸機在曹丕論說的基礎上提出創作風格多樣化的觀點，即“體有萬殊”，認為作家有什么樣的個性特點，創作就會相應地有什么樣的藝術風格。中國古代文論中對風格論總結得比較系統而深刻的是南朝時期的劉勰，他在《文心雕龍》專門論述了“體性”，在他看來“體”就是創作風格，“性”就是創作個性，認為“體性”是一個“因內而附外”的統一體。劉勰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啟發了后世文學批評家對創作個性與創作風格關系的深入探究。明代李卓吾對二者關系做了比較嚴謹而生動的表達：“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舒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這些均說明，創作個性是創作風格的靈魂和骨殖，創作風格是創作個性的延展和升華。作家創作風格的形成和發展，雖與創作個性密不可分，但更受客觀社會條件的制約和影響。“文學家是自己時代的兒子”。任何創作風格都毫無例外地要與作家所在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發生聯系。這些聯系是綜合性的、全方位的、多方面的，既影響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觀，也影響作家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緒。杜甫感時憂世的情懷和沉郁奇崛的詩風，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情感和犀利、尖銳、冷峻的文風，都是他們所處的社會歷史狀況的折射和反映。另外，一定時代的社會心理和審美趨向，對作家創作風格也有所浸染。法國理論家丹納把社會審美心理稱作“精神氣候”，認為這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它“仿佛在各種才干中做著‘選擇’，只允許某幾類才干發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別的”。丹納此言具有充分歷史依據，古希臘雕塑藝術的繁榮，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眾多才華出眾的文學藝術大師的出現，都是與特定的時代潮流和社會審美趨向分不開的。不同時代的社會生活狀況與人們的社會心理，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也會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特點。《禮記·樂記》寫道：“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樂如此，文學亦是這樣。也就是說“文變染乎世情”、“與世推移”的文化心理直接影響著創作風格的形成和變遷。因此，作家創作風格是其創作個性的外在體現，而時代則是培育作家創作風格的深土厚壤。作家只有在把握時代發展走勢、秉持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基礎上，有意識地追求創作個性對創作實踐的影響，努力涵育自己的創作風格，才能卓然于作家群體之上，才能贏得文壇的關注和讀者的青睞。

　　反觀當下的文學界，許多作家為了取悅市場和大眾，忽視自己作為審美主體所具備的超脫、輕盈、澄明、純粹的心境，逐步放棄創作個性和創作風格，不僅直接降低了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而且間接影響了讀者審美趣味的提高。作為以問題為導向的21世紀的文學工作者，有必要從理論上進一步啟發作家淬煉創作個性與創作風格，引導作家用自己的真情實感去觀察社會體悟生活，用自己的獨特方式書寫作品言說故事，以豐贍充盈的創作個性和絢麗多姿的創作風格，將當代文學推向新的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