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韻長存憶斯人

——寫在京韻大鼓藝術家駱玉笙百年誕辰

　　今年8月，是著名京韻大鼓表演藝術家駱玉笙(2014.8.31-2002.5.5)先生百年誕辰。

　　從事曲藝工作近30年間，我有幸親眼觀看駱玉笙先生藝術表演的機會不能說很少，但與她的實際交往卻非常有限。前后也就四次，而且集中于20世紀90年代的上半期。但是，留給我的印象與影響，卻是非常深刻的。

　　仔細回味與駱老的交往過程，腦海里蹦出的兩個最為鮮明和主要的詞匯，就是謙恭和敬畏。所謂謙恭，通俗地說就是謙虛和恭敬。雖然駱玉笙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深廣影響力，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十分崇高和偉大，但她給我的第一印象，的確首先是謙恭。所謂敬畏，就是對人對事懷有莊嚴認真的心理，抱著謹慎小心的態度。而這，正是那些真正有修養、有德行的成功者必備的品格。

　　駱玉笙先生在我的印象中，就是這樣一位秉持謙恭而心存敬畏的人。這可能與她幼時成長于社會底層、長期接受傳統教育有關，也與她長期為觀眾服務，視觀眾為衣食父母，將藝術視為生命，從而為人作藝嚴肅認真有關。

　　具體說來，我與駱老的所有交往，可以概括為4次交道和4篇文章。

　　第一次是在1991年的5月，第一屆中國曲藝節(天津)期間。由于之前給她寄過一篇發表在1990年6月15日《今晚報》上有關她早年學藝精神的隨筆《“偷藝”的啟示》。她便特地請我去她家里玩。我趁機向她請教了“‘唱曲’與‘唱歌’和‘唱戲’有何區別”的專業問題。記得她面對我的提問，沉吟了足足有兩三分鐘，最后輕聲而又清晰地說出了“曲藝是橫著嗓子唱，唱歌和唱戲多是豎著嗓子唱”的話。雖然當時我對她的這個回答也理解得不很確切。但卻給我很大的啟迪。后來經過多年思考，我在撰寫出版《中國曲藝通論》時，據此對唱曲的“說唱”、歌曲的“歌唱”和戲曲的“扮唱”，進行了一些專業化和理論性的闡發揮。

　　第二次大約是1991年的6、7月間。我去天津出差，給她送去了當年6月1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為她從藝60周年所作《風格獨樹，老而彌精》一文。她真誠感謝并告訴我，她讀了當年3月16日我在《光明日報》發表的《琴師弦師非等閑》一文，非常贊同我的觀點。表示琴師和弦師非常重要，她自己就是弦師教授出來的。她1934年拜著名弦師韓永祿為師，才學習的京韻大鼓。正是恩師為她“量體”設計的唱腔曲調，奠定了她自己所謂“駱派”風格的基礎。她強調，琴師和弦師是演唱者藝術上的搭檔與合作者，紅花綠葉要相扶，對他們要格外尊重，不應隨便輕慢，面對成績和榮譽，更不能掠美和獨攬。

　　第三次是1993年國慶節后，我到北京安定門外她在北京的臨時寓所探訪，順便送上了1992年9月26日我在《文藝報》上發表的《駱玉笙在京韻大鼓發展史上的地位》一文。她這次沒多說別的，而是特別提到我編的《王濟曲藝文集》。說這本當年9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書，她的老團長王濟先生第一時間就送她了。她認為我給他們的老團長和天津的曲藝做了一件大好事，鼓勵我多做為老同志和曲藝界“攢家當”的事。

　　第四次是1995年12月，即第二屆中國曲藝節于河南省平頂山市結束后，在北京虎坊橋工人俱樂部禮堂進行匯報演出時。她在后臺當著許多候場同行的面，要我也為他們演員寫些曲本和唱詞。我說我是搞評論和研究的，不會寫也沒創作過曲本和唱詞。她就說曲藝不能沒有作家的扶持，曲藝界自己的作家太少。并不無自豪地告訴大家，幾年前擔任文化部長的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就應約專門為她寫了《文人與酒》的唱詞，讓她有新的節目可以排演。

　　現在回想起來，駱老每次與我交流，總是談專業、談事業，多稱贊、多鼓勵。對他人謙恭有余，對藝術敬畏有加，從不夸夸其談、自我標榜，更沒有一些名人大腕的傲慢與輕狂。讓人充分感受到一位資深卓越的前輩藝術家對同行晚生的關心、信賴和鼓勵、期望。還記得第三次與我談話時，她說到了自己的“駱派”，認為是否能夠成為流派并不重要，能把老祖宗的東西學到手傳下去、讓聽眾滿意才重要。當時并不清楚她說這話的真正用意與背景，但促使我一直思考她所創立的流派問題，知道關于“駱派”一直有些不同的認識。于是便在2012年她逝世10周年紀念之時，在當年第10期的《曲藝》雜志上發表了《從京韻大鼓“駱(玉笙)派”形成看曲藝如何繼承和創新》的論文。這是我迄今所寫有關她的4篇文章中，她本人唯一沒有看到的一篇。值此駱玉笙先生百年誕辰之際，足以告慰九霄之上抑或九泉之下她的是：不管您老的態度如何，京韻大鼓的“駱(玉笙)派”藝術，已然成為后世宗法的重要流派；并將與您本人的名字一道，深深鐫刻在中國曲藝浩瀚深邃的歷史天幕上，永遠綻放于京韻大鼓郁馥蔥蘢的藝術園圃中。

　　(作者為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