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厚讀”《金瓶梅》

　　先鋒作家轉型學者，解讀“中國古代第一奇書”的新著《雪隱鷺鷥》面世　　

格非“厚讀”《金瓶梅》

　　格非，生于1964年，著名作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他的中篇小說《褐色鳥群》曾被視為當代中國最玄奧的一篇小說，是人們談論“先鋒文學”時必提的作品。近年來轉型，陸續出版“江南三部曲”即《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 (資料圖片)

　　曾經的先鋒作家格非，在二十年里一邊寫作，一邊扎進《金瓶梅》的故紙堆里，他解讀這部“中國古代第一奇書”的新著《雪隱鷺鷥》已于本月下旬出版上市。

　　“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出自《金瓶梅》，“雪隱鷺鷥”的意象既喻指《金瓶梅》中深遠幽微的人情世態和歷史文化信息，也令其成了格非新書的標題。與以往諸人的評點不同，《雪隱鷺鷥》不僅僅從文學的角度，對原作進行觀察和剖析，更將其放置于十六世紀前后全球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并聯系明代社會史和思想史脈絡，來解釋書中提出的問題和留下的疑問。

　　不要把《金瓶梅》讀“薄”了

　　格非最早對《金瓶梅》產生興趣，可以追溯到近30年前。當時在北京的一次聚會上，文學批評家朱偉說：“不管怎么說，《金瓶梅》都要比《紅樓夢》好得多。”這一評價讓身為“紅迷”的格非備受刺激，回到上海，他迫不及待地將《金瓶梅》完整地讀了一遍。

　　這一讀讓格非對《金瓶梅》著了迷。他說：“那一次閱讀讓我深深感嘆《金瓶梅》描寫的精確性，這一點甚至好于《紅樓夢》。另外，《金瓶梅》在人物塑造上運用的筆法生動自然、活靈活現，讓我久久難以忘懷。”此后，格非開始收集《金瓶梅》的不同版本，一共收集了6種，放在家中和辦公室里顯眼的位置，隨處可見、隨手可拿，每一次閱讀都有不同的感悟。他笑著透露：“有一次，我太太在家中另一個房間里讀《金梅瓶》。過了一會兒，她眼淚汪汪地走出來。我問她：‘你怎么了？’她回答說：‘西門慶死了。’”“西門慶這樣一個‘惡棍’，他的死卻能讓人流淚，可見作者在技法運用和情感表達上的卓越之處。而書中同樣留下了很多疑問，比如里面從沒提及西門慶的身世，這也引起了我的好奇。”為此，格非翻閱資料、研讀明史，做了大量的筆記，最終集結成《雪隱鷺鷥》。

　　寫《雪隱鷺鷥》的另一個原因，則是讀者往往把《金瓶梅》視作情色小說，格非認為這是把《金瓶梅》給讀“薄”了。由于長期被禁，《金瓶梅》的名聲很大，但讀過的人卻并不多。格非回憶說，1987年他還在華東師范大學擔任助教時，《金瓶梅》還是禁書。有次學校通知，教師可以以研究為目的，申請購買《金瓶梅》，他立即申請買了一套。書拿到手后到處顯擺，兩個月后就失竊了，而其他物品絲毫未動，由此可見《金瓶梅》的吸引力。直到今天，《金瓶梅》的閱讀還局限在一個比較小的范圍，包括格非帶的中文系研究生，也有不少沒讀過該書。由此，格非希望《雪隱鷺鷥》能起到向公眾介紹并澄清《金瓶梅》特色的作用。

　　《金瓶梅》首提“真妄觀”

　　究竟該如何重新認識《金瓶梅》？格非認為，《金瓶梅》最大的魅力就是一點都不偽裝，不虛偽，用一種自然主義的筆法呈現世相，對人情世故毫不留情地揭露。在中國小說里，《金瓶梅》第一次系統地把“真妄”這個問題提了出來，而這正是大時代的反映。格非介紹說，明代宰相張居正有一句名言，說一時的是，就是另外一時的非，今天的是就是明天的非。李贄也說過同樣的話，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如果還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會面臨什么情況？就是所有人都偽裝，看著每個人都是善的，但每個人背地里一塌糊涂。所以《金瓶梅》里面沒有好人，因為作者看破了背后的這個偽。

　　格非說，自己讀《金瓶梅》一個深切的感受：在是非問題上面，簡單地來判斷善惡已經沒有意義了，先要回到“真”。真妄的價值高于善惡，先判斷真不真，然后再說好不好。因為時代有了這樣的思想，小說就相應地需要有新的結構，所以《金瓶梅》才會提出“真妄觀”。從更宏偉的歷史視角看，產生“真妄觀”的直接原因，是人性欲望的釋放；而欲望的釋放是伴隨著商業經濟的沖擊同時進行的，兩者其實是同一過程。

　　格非由此認為，中國大的思想和社會轉型的脈絡，是從明代開始的，到今天還沒有完成。所以看《金瓶梅》會不斷地聯想到今天，把《金瓶梅》筆下的人情世故和今天的人情世故做比較，會發現書中人的薄情、寡義、虛偽、功利性，在今天社會多有投影。這種時代之間的聯系性，是《金瓶梅》吸引格非，并驅使他寫下《雪隱鷺鷥》動力。

　　以隨筆例話小中見大

　　在寫作《雪隱鷺鷥》時，格非采取了例話體這種較為通俗的體裁，援引大量書中原話，小中見大地逐例分析。角度新穎、結構綿密，字里行間處處閃爍著小說家的幽默和洞見。例如，格非用大量原書中敘述的經濟來往，判定西門慶為情商低財商高的“經濟型”人格，跳出了以往對西門慶“淫棍”、“惡霸”的定論，令人耳目一新。

　　這些例話的由來，大多是格非本人在讀《金瓶梅》時候產生的疑問。他舉了一個例子說，《金瓶梅》中經濟來往都是直接以白銀交付，粗略計算僅西門慶家經手的銀子就有十五至二十萬兩。但是明朝中國產銀極少，以往歷朝多以銅錢為流動貨幣，并且當時已出現了紙幣，為何書中卻僅使用白銀？是否當時的貨幣信用業已破產？帶著這樣的問題，格非翻閱史料，果然印證了這一猜想。

　　格非介紹說，從自己第一遍讀《金瓶梅》開始，就在做讀書筆記。十幾年間，《金瓶梅》讀了多遍，筆記也越做越厚，整理完之后構成了《雪隱鷺鷥》的大框架。之所以采用例話體，而沒有寫成嚴肅的學術論著，是想與不同層次的讀者都能展開交流。在格非看來，這樣寫作的難度甚至更大，尤其是卷二《思想與道德》部分寫得非常痛苦，因為要用簡單的話來探討非常“大”的話題，好在最終還是順利完成。格非說：“這樣寫作的目的，就是讓沒看過《金瓶梅》的人，也能看得懂；同時，也希望看了《雪隱鷺鷥》的讀者，產生興趣去閱讀原著。當然，我也非常歡迎并希望研究者和專家提出批評意見、進行學術探討。”

　　《金瓶梅》中世情投影至今

▲《雪隱鷺鷥》副標題：《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格非 著譯林出版社2014年8月定價：45.00元

　　在《雪隱鷺鷥》上市前夕，格非接受本報記者專訪，介紹了寫作此書的緣由。格非認為，自明朝或者說晚明開始，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宏大的轉型期，其過程一直延續至今。《金瓶梅》文中的人情事故在今天仍有投影；而中國當前社會發展中的許多現象和問題，也可以追溯到當時的歷史根源。可以說，《金瓶梅》為中國社會和思想的轉型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范本。

　　小說折射社會思想

　　《文化廣場》：您一直說，《雪隱鷺鷥》是把《金瓶梅》放到社會史和思想史之中進行考察。作為一名作家，為什么會從這個角度切入去分析一部文學作品？為什么會選中《金瓶梅》這本書？

　　格非：我在清華教一門“小說敘事學”的課，基本上都是從小說技法出發進行分析，我一直想跳出這個角度。我認為，小說反映的內容、小說誕生的背景與一個時代的社會、思想、文化是聯系在一起的，而《金瓶梅》特別適合做為研究范本。它比《紅樓夢》的視野更寬、內容更雜，和經濟史、社會史的關系更密切，也有寫實主義和自然文學的痕跡。同時，《金瓶梅》誕生的時代，正是中國一個大轉型期的開端，而這個過程，我認為到現在還沒有結束。《金瓶梅》筆下的人情世故，在今天社會多有投影。

　　所以我一直想開一門《金瓶梅》分析的課，已經向學校提交了申請，但現在還沒有開出來。不過要講《金瓶梅》的消息一傳出去，來聽課的學生比以前多了好幾倍。其實我開始時并沒有講《金瓶梅》，但學生數量一直沒減少，我就覺得有點對不起他們。我想，別對不起這些慕名來的學生啊，我就講《金瓶梅》吧。于是分了三次課，每次三個小時，細細講了一下《金瓶梅》。大家對《金瓶梅》的好奇心會比較重，也是選中它的一個原因。

　　《文化廣場》：您說《金瓶梅》筆下的人情世故，在今天社會多有投影。您也在《雪隱鷺鷥》前言中寫道：“當今中國社會狀況的刺激以及這種刺激帶給我的種種困惑，也是寫作此書的動因之一。”能具體說說嗎？

　　格非：費正清等一些學者說中國的轉型是1840年開始，西方敲開中國的大門，中國人被迫回應。這一點，很多學者都不是很認同，我也認為沒有多大說服力。

　　中國內部商業化開始的時候，這種轉型就開始了。所以中國的大轉型應該大大往前推，我認為是從明代中期開始的。而隨著這種轉型，欲望也被釋放出來。此時，社會能不能肯定欲望？欲望要不要納入“天理”？這是明代思想史最為核心的問題。在黃宗羲、顧炎武那里，其實欲望已經被“天理”所包容。但在這個從“滅人欲”到接納“欲望”的過程中，中國思想史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當然，歷史總會出現一些反復。“欲望”曾經被否定了，善惡、是非的標準成了政治上的規定，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現在，欲望再一次激發之后，這個標準有時候就變得不清楚了。從改革開放初期到今天，是一個小的轉型，放到大的歷史背景下看的話，社會所經歷的變革是相似的。

　　《文化廣場》：您是一位作家，但在《雪隱鷺鷥》中，歷史社會研究的分量比文學評論的分量更重一些。您是怎么考慮的？

　　格非：除了作家之外，我也是一名高校教師，帶學生讀書、研究經典是我的本職工作。在中國的傳統里，文史哲向來是不分家的，例如《史記》，既是歷史典籍，也是文學經典。我認為，史學由歷史學家研究還不夠，也不能僅僅研究史料。《雪隱鷺鷥》是將文學、歷史研究結合的一次嘗試。當然它不是學術專著，但我希望能引起爭鳴。

　　水滸紅樓和《金瓶梅》一脈相承

　　《文化廣場》：您說《水滸》、《金瓶梅》、《紅樓夢》這三部古典小說有承繼關系，怎么理解？

　　格非：我曾講過，《水滸傳》里的“是非”比較清楚，《金瓶梅》中的“是非”極不清楚，《紅樓夢》中的“是非”則是既清楚又不清楚。《金瓶梅》的主角西門慶是《水滸傳》中的人物，在《水滸傳》里就是一個惡棍的面貌。《金瓶梅》中的人物則只有“真、妄”之分，并沒有對人物的善惡做出判定。而在《紅樓夢》中，不光有“善、惡”、“真、妄”，還有“清、濁”這樣一對概念。《紅樓夢》在主體上保留了《金瓶梅》的方法——特別強調佛和道，通過佛和道來勘破世界的欲望，特別是道家講究的清靜無為、講究后退，它企圖通過這個方法來彌補這個世界的功利。《紅樓夢》從這個角度上也繼承了《金瓶梅》的主旨。

　　但是《紅樓夢》并沒有用“真妄”(在《紅樓夢》中是“真假”)來取代“善惡”。“善惡關系”在《紅樓夢》中依然大量存在，界限清楚。所以這兩本書互相補充，開創了中國文學一個新境界，這種新境界是由《金瓶梅》和《紅樓夢》共同完成的，但最終是在《紅樓夢》完成，從這個角度上說，《紅樓夢》是對《金瓶梅》中思想偏狹的一種糾正。

　　《文化廣場》 ：您如何評價《金瓶梅》和《紅樓夢》？

　　格非：《金梅瓶》在世界觀、價值觀、修辭學等方面都帶給讀者一種空前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而《紅樓夢》更宏大、更綜合。從個人喜好上說，它們很難分出高下；但如果是外部的評價，我更傾向于《紅樓夢》，因為《紅樓夢》彌補了《金瓶梅》的虛無感，但我不得不承認《金瓶梅》在很多領域里面都做了很多開創性工作。并且，在西方，《金瓶梅》的影響大于《紅樓夢》，因為《金瓶梅》的寫法更接近于西方的現實批判主義和自然主義。《金瓶梅》在敘事的自然度、視野的廣闊度、塑造人物等方面超過了《紅樓夢》。

　　我們總說《紅樓夢》繼承了《金瓶梅》，好像《金瓶梅》不用讀了，這是完全錯誤的，特別是對于作家來說，《金瓶梅》提供的寫作素材和視野，實在很重要。

　　下部書或評點《世說新語》

　　《文化廣場》：《雪隱鷺鷥》出版之后，您還會繼續寫這樣評點古籍的書嗎？

　　格非：如果可能，我還想寫一本研究《世說新語》的書。但是寫作這樣的書需要長時間的積累，《雪隱鷺鷥》花了十幾年，從《金瓶梅》的讀書筆記精煉而成。而且寫評點文章，也耽擱了我的小說寫作。所以研究《世說新語》的書什么時候能出來，現在還不好說。

　　《文化廣場》：現在這類評點、解析古代經典的作品并不鮮見，比如《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就非常受到大家關注。您對這種現象有何看法？

　　格非：我沒有看過《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所以也無法做出評價。不過我自己在研究過程中，并不喜歡看別人的同類研究作品。之前寫《雪隱鷺鷥》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臺灣地區有個研究《金瓶梅》學者，跟我在一些看法上面比較類似，建議我可以去看看，但我一直沒有看。因為我擔心他寫了我想寫的內容，那我就不想寫了。當然每個人的身份不同，他對《金瓶梅》的解釋、看問題的角度都不一樣。比如有個研究《紅樓夢》的專家陳大康，他是學計算機出身，但卻提出了一個紅學專家都沒有想過的問題：為什么書里王夫人和李紈這對婆媳沒有說過話？如果這些評點文章能吸引更多的讀者去讀古典小說，去思考和研究，那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