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塔：解讀中國故事

米塔在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發言

　　在意大利文中“翻譯”一詞是搬運的意思，把一個東西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從甲到乙。它源于拉丁語的 “traducere(調動)”。 這就是說翻譯是一個過程，意味著要經過一個空間；而中文“翻譯”的意思不一樣，是把一個東西翻轉過來，進行表達的轉換。前者好像是動力行為，后者似乎是精力行為。

　　所以，按意大利文的意思，翻譯家的工作是在甲與乙之間建設一座橋，運送甲的意義到乙，用乙的符號理解甲的意義。這里我想講的是如何運送中文小說的意義到意大利文，怎么用意大利文的符號理解中國小說。

　　一座橋的作用是讓兩端連接起來，一個翻譯家的作用是讓兩個文化溝通。翻譯家得尊重作家， 譯文要忠于原文，可還得為意大利讀者服務，向他們奉獻一個用流利的意大利文寫的小說。所謂忠于原文不等于字譯，而是抓住原文的文體、韻律、風格。如果原文使用簡潔的語言，譯文就不能羅嗦，如果原文使用優雅的語言，譯文就不容粗糙。翻譯家的任務是用他 (她)的母語傳達這些特點。這的確是一種重寫，一種再創造。過去一個中國作家給我簽字的時候，寫了“感謝你用意大利文創造我的小說”。剛開始我想，不對，我沒有創作，我只是按著原稿來重寫，原稿好，譯文也好。后來我才明白了他的道理，因為翻譯文學也是一種藝術行為。原文只能通過翻譯家的知識、文化、功力、敏銳、理解、心理，才變成外國讀者可以接觸的文學作品。據說，一個高水平的翻譯家會讓讀者不覺得是在看一部翻譯作品，這引出翻譯家透明性的問題。可我想翻譯家并不透明，如果兩個翻譯家翻譯同一本書，結果一定不一樣。

　　翻譯不是簡單的工作，翻譯家要在字里行間解決問題，作出抉擇，考慮如何既尊重作家又服務讀者？怎么保證作家的要求和讀者的需要之間的平等？這種平等是不是能得到保障？在翻譯過程當中什么時候讓原稿占上風，什么時候讓讀者占上風？另外，翻譯文學不僅要求“信”，而且還要求“雅”。這和翻譯評論、雜文、散文等等完全不一樣，因為要求翻譯家有文學感，要求他們懂本國的文學。只有這個條件滿足了，才可以找到適合意大利文學界的語言與文體。譯文還要面對所有面世小說的挑戰，不管是意大利文的還是翻譯的小說。幸好，意大利翻譯家有位保護神--圣·吉羅拉莫 (San Girolamo)，他把圣經從古希臘文和希伯來語譯成拉丁文。他說過：“我不是按詞翻譯而是按意思翻譯”。歷史上他是否定直譯的第一人。

　　閱讀中國文學作品的意大利讀者當然知道他讀的是譯文，他想到另一個世界去游歷，同時他也希望，在那個新的世界會感到十分愜意。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等與意大利歷史、文化、社會當然完全不一樣。所以，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歷史背景，最好加一個序言或者后記，介紹故事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發生與發展。這一般不是翻譯家的任務，可我先是漢學家，后是翻譯家。再說，我翻譯的作品是我推薦的，我不是一個市場上的翻譯家，我有自己的文化規劃，因此和一個出版社合作，成為他們的中國文學顧問。除了序言或后記，可以在封面上刊登小說簡介，也可以加注釋。一般出版社不太愿意加腳注，因為擔心讀者厭煩，所以可以把注釋放在書尾，或者請翻譯家在譯文里想辦法解決一些問題。比如對意大利讀者來說，人名特別陌生，不好記，容易弄亂，特別是在敘述大家庭的故事時。過去有過翻譯名字的現象，現在已不再流行，可如果人名有意義，而這個意義與故事的發展有關，在原名后可加一個翻譯。比方說，余華在《許三觀賣血記》的人物里有許三觀的三個兒子：樂一，樂二，樂三。意大利文也有“樂”這個名字，由于故事頗富諷刺意味，翻譯名字可幫助讀者理解諷刺的意義。對姓名前的“老”或“小”的處理，剛開始我保留了原文，比方說Lao Liu, Xiao Liu，用拼音寫出名字，同時加一個注釋。后來為了譯文的流利就干脆把它們翻譯出來。最近，我又對這兩種解決方案都感到不滿意了。意大利文沒有這個習慣，年輕人一般用“您”稱呼老人，所以我想將來不再強調中文這個特點，讓上下文介紹人與人的關系。有關地方的名字都保留原文，有關食物或一些東西不翻譯而用拼音代替，比方說“炕”、“餃子”、“豆腐”、“油條”等。

　　翻譯的時候有一些社會習慣要改，比方說中國的“一樓，二樓”等跟意大利人的習慣不一樣，我們的“一樓”是中國的“二樓”，“二樓”是中國的“三樓”等，中國的“一樓”我們叫“底層”。另外一個例子是懷孕的時間，經常遇到這么一個說法，“她過了十個月生了孩子”，翻譯的時候也得改，因為按我們的習慣一個孩子的懷孕期是九個月。

　　翻譯工作有一個傾向，即使用同一個詞匯表達兩種文化中并不相同東西、習慣、想法。可同時我想，我們要注意避免譯文太“意大利化”的現象。比方說，中國的“上帝”和我們意大利人的“上帝”不一樣，如果用“圣父”翻譯會有誤解，因為意大利讀者會聯想這就是天主教的“上帝”，對兩個文化的勾通會發生曲解。所以最好譯成“天主”或者“上蒼”，這兩個詞的文化特點沒有“上帝”那么強。另外的例子是“酒”，意大利人馬上聯想是“葡萄酒”，所以翻譯的時候不要用“vino(葡萄酒)”，而得用“白酒”，“酒精”。描寫美女，意大利人習慣說“她和維納斯(Venere)一樣美”，Venere 是古羅馬神話中愛與美的女神。中國人習慣說“她和西施一樣美”。如果用Venere翻譯，讀者會馬上理解是什么樣的美麗，但是同時會以為中國文化里有一樣的女神。再舉一個例子，“毫無辦法”可以翻譯成“我們到了水果”，讀者馬上明白意思，這一種表達和意大利人的吃飯習慣有關系，水果結束一頓飯，跟中國的習慣不沾邊。在這些情況下，服務讀者又帶來了對中國文化的誤解。

　　有時，為了抵消這種惡果，我就決定保留一些差異。比方說“吸一袋煙的工夫”這個習語可以直譯，即使意大利文沒有這樣的說法，意大利讀者也容易懂這個意思。這么做也可以解決另外的問題：吸一袋煙需要多長時間？不容易算，要看個人的習慣。直譯保留原文的未定性，“魚肚色的天”也屬于這個范圍。這些比喻，這些表達方法，我覺得很有吸引力，把它們引進譯文會使意大利文更豐富。

　　我認為，近來中國文學的譯文質量越來越好，尊重作家，服務讀者，又“信”又“雅”。翻譯家越來越多，譯作也越來越多。如果中國小說引起的反響不大，原因不在于翻譯。究竟在何？當然難說。也許與被選的書有關，也許與讀者的習慣和要求有關， 也許與書的推介有關，也許與當時的文學界有關。意大利讀者等待一部小說向他們介紹一個世界觀，等待人物心里分析豐富、文體優秀、引人入勝的故事。選書的時候要考慮這些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會影響對書的理解，從而決定對其歡迎的程度。要選擇能和全人類溝通的中國小說。

　　米塔(Maria Rita Masci )

　　女，現任意大利鴕鳥出版社中國當代文學顧問，博士學位。主要翻譯和編輯的作品包括：凌叔華的《酒后》，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殘雪的《天堂里的對話》，蘇童的《妻妾成群》、《刺青時代》、《紅粉》，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世事如煙》，白先勇的《孽子》，劉索拉的《大繼家的小故事》，王安憶的《長恨歌》，劉恒的《蒼河白日夢》，以及韓少功、莫言和徐星等作家的作品。1992年獲陰線(Linea  d'ombra) 雜志評選的推動新文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