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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朋老友,大家好!
在我進入狀態之前,為了談到今天的話題請允許我回顧一下我兩年前的局面和景況。
上次我們聚會在這里的時候(2012年8月),談到了我認為是“世界文學”的特點并提到過莫言老師作為一名“世界文學舞臺上的潛在表演者”。 那個時候的他不知是否已胸有成竹,也許他們已經告訴他了,可是他全不露神色。后來我們才知道,莫言通過獲得了世界最大的榮譽在世界文學的臺前立足了。我們三家合一(國家、作家、翻譯家)的合作成功了,這一下也就確定了我們三家的方向是正確的。
在我們西方人意思里“三”是一個很吉利的數字,古希臘的哲學家和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它是“完美數”之一,因為“三”是第一個單數和第一個雙數的綜合。在我們的民間傳統里“三”是好的,因為它代表宗教里的三位一體(圣主、圣子、圣神)。中國數字三也凝固了“天地人三元合一”的概念。佛教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
中國,對我來說,是最難解讀的秘密。
它不僅僅是一個國家,還是整個一個世界,從金碧輝煌的大都市到便于俠隱的深洞,經過沙漠、圣山、原野、大海。有人懷疑它、有人迷戀它、有人渴望抓住它,可是它神秘地、矛盾地以晃動的身影時有時無地展示在我們眼前。它多么龐大,與我所熟悉的、令我放心的西方世界多么不同。每一處、每一地都有自己的特點,并且用它的獨特性呈現在我眼前。
解讀中國是很艱難的任務,因為有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中國同時存在,我們必須經過很多深層的理解階段才能看出哪個是它的真相。同時存在著西方人眼里的中國、中國人眼里的中國、中國想給外界所顯示的形象等等。它能同時肯定又否定我腦子里所有的文化定型,在敘事中強力地顯現真實的、虛假的傳奇使我越來越眼花繚亂,一直到一天我終于覺悟了:停止判斷對錯,開始觀察、細聽、觸摸、欣賞。
1988年的我從冷漠的倫敦剛剛到北京學習的時候,到王府井大街采購,那時持續地身體與身體的接觸、摩擦足夠挑戰我的神經。出門、坐車、逛街對我來說等于一種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到了后來突然有一天,一個概念炸燃于我腦海里:中國是一條巨大的鯨魚,混雜于上萬個黑色頭發的人山人海中的我是最安全的、最舒適的、最溫暖的。從那一天起,我就尋找人和人的接觸、人和人的交流、陶醉于中國人的好奇性,欣賞他們對我的照顧。開始希望中國和這里的人接受我、理解我、不把我當外人。初步地明白了為什么不管是什么外來的民族終于都被中國吸收了、消化了與納入其中的原因。我停止掙扎了,我柔軟起來了,同時我的五官敏銳起來了。我學會不讓第一個印象占滿我的心里,學會觀察細節,細聽語調,我的嗅覺也靈敏了。再后來,通過享受著完全淹沒于人海至深以后,我重新發現我的獨特性,知道就是因為我獨有的本質,中國人對我感興趣。意識到發揮這一切是我的幸福,我最寶貴之處。
所有移民到另一個國家的人經常經歷一種從離間到歸屬的過程,可是我認為僅限于在這一點就意義不大了。在中國這種快速變換的環境里,我們也不斷地得到“重新發明自己”的機會。在中國這個巨大的千鏡之屋,我找到了仔細反射我形象的一面鏡子。所以我開始在離間和歸屬之間的自由空間進行我的解讀操練。
剛剛安家于北京的時候,我第一次聽說在中國的“老外”常用的一個說法:誰在中國呆一周就能寫一本書,一個月以后差不多能湊合一篇文章,時間長了什么都寫不出來了。
我也患了這種“沉默癥”。因此,這次我決定要從最小的單元說起:為了試圖解讀中國的故事,也為了再一次確定數字“三”對我們的吉利,我選擇了在我腦子里代表中國的“三個詞”來形容中國和中國人獨有的故事:痛苦、韌性、重生,這三個也可以視為“一個事實和兩個能力”的歸納法。
“痛苦”(也是專家所謂的“創傷”)陪伴了中國好幾十年了。
作為文學的現象,描寫痛苦為了治愈創傷是一批作家的創作目標,它包括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傷痕”文學、八十年代的“尋根熱”和九十年代的“傳統文化熱”的作品。雖然尋根文學受到了世界尋根潮流的影響,包括莫言老師經常提到的馬爾克斯、福克納等作家,同時中國作家也在尋找自己的獨特文學樣式、風格。
那個時候的中國還自以為是第三世界國家群體中的一國也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具有著走向世界的希望,實現與世界對話的目標。那些年在寫作中很多作家吸收了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敘事和表現方式,他們對促進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實驗與先鋒后的九十年代,傳統文化的重啟也推廣了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在當代的世界文壇也初步地亮相。
“韌性”是外國人眼里的中國優點。
這里我必須先開一個括弧了:我的確相信,如果任何民族經過像中國民族所經歷過的歷盡滄桑、翻天覆地的歲歲月月,人們都會精神崩潰、塞滿精神病院。這下可苦了全球的所有心理醫生了。可是中國人并不是,他們抖露出來幾千年磨合的“韌性”對付苦難、找回自己、確定獨立的角色的方法,張揚中國傳統的價值觀、道德觀、倫理觀。他們給這種努力也找回了說法:“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世界的”的思維。這個時代的文學是保守性,也是超越性的。在“反思”和“改革”的文學里中國人確定自己,而且經過網絡的普及,更多的普通人獲得了想像、沉思的機會,增強人表達、交流的平臺。
“重生”和中國的世紀
二十世紀被我們稱為“美國的世紀”,那么大家已公認了二十一世紀就是“中國的世紀”。治愈了創傷、發揮了韌性的作用,隨著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崛起、它無數方面的進步,國家提出“軟實力”的戰略要求。我認為軟實力的第一個成功的表現就是莫言老師獲得諾貝爾獎,這個讓更多的中國文學作品被翻譯成外文。
當然,還有電影、話劇、音樂、美術都走向世界,獲得了傳播,增強“中國故事”在世界的千萬個敘事中的獨立地位。中國在全球藝術中是以重生的方式出現的,全球的人自然而然地踮腳張望,由于中國之大,中國神秘,中國有趣。
所以,消化痛苦為治愈創傷,發揮韌性為浴火重生是我解讀中國故事的總結。
連在我的小領域里我也感覺到國家支持軟實力戰略的好處。經過兩年的等待終于《人民文學》雜志接受我的請求,同意出版一年一期的意大利文版,我和朋友傅雪蓮與《人民文學》的同事從事編輯總監的工作。
在九十年代以后開始的中國重生,我們的翻譯工作忙起來了,得到國家經濟支持越來越多了。光說我自己,目前除了《人民文學》雜志意大利文版的編輯工作還有三本書正在積極地翻譯:劉震云的《我叫劉躍進》、《我不是潘金蓮》,莫言的《四十一炮》。幾乎現在沒有一分閑著的時間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個翻譯都像我那么忙,可是也那么滿足。
最后我想感謝中國贈予給我許多寶貴的禮物:我從二十多年在中國的生活中得到了一種歸屬感,發現有話可說了,而且周圍的人真心地對它們感興趣。這也是因為我與大家不一樣。我學會了接受這一點,并且學會了珍惜“不一樣”的優勢。
最后請允許我總結一下:
1.中國的故事我僅僅解讀了一小角,可是越看越有趣,讓你多想看,繼續看一輩子;
2.因為解讀它很難,所以各種各樣的成就會給你一種優越感、滿足感;
3.因為解讀它很難,你會變得越來越謙虛,同時你的靈敏度會增加;
4.在一個獨一無二的地方生存,你也變成了獨特的,同時經歷過離間與歸屬的一種混合物。
順便我想趁這次機會,代表我自己也無疑的替今天在場的幾位同行們,感謝莫言盛情的邀請讓我們與他一起前往瑞典分享那次愉快的慶祝會。
讓我們的數字“三”有一次顯靈,希望更多中國作家通過我們外國翻譯的努力獲得世界文壇的各種各樣的殊榮。
李莎 (PatriziaLiberati)
女,現在意大利駐華使館文化處任職。翻譯了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勞》、《變》、《蛙》,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馮華的《北京一夜》、何家弘的《血色腰帶》和南派三叔的《北京之夢》等。2009年因翻譯《生死疲勞》獲意大利普羅契達 - 艾爾莎·莫蘭黛翻譯獎。還翻譯了孟京輝的話劇作品《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臺詞意文版。正在翻譯劉震云的《我叫劉躍進》、《我不是潘金蓮》,莫言的《四十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