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需要制作人——與話劇《離去》制作有關和無關的思考(周莉)

話劇《離去》劇照 王雨晨 攝

　　一名優秀的演出制作者應具備如下標準：準確的市場判斷力、專業的審美理念和能力、良好的經濟頭腦與市場概念、完備的法律意識、敏銳的洞察力、好的溝通能力、充沛的精力。換句話講，制作人是在藝術家、觀眾和管理部門三方面之間處理具體事務的中間人，是舞臺演出分工日趨細化下的產物。

　　在國外，制作人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在國內，制作人曾遭遇過不小的爭議。好在，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社會環境的變化，制作人的概念已被廣泛接受，并得到了尊重。幾乎每一部戲劇，即使處在萌芽狀態，無論導演、編劇還是投資人，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我們需要一個制作人。

　　制作人角色和定位的樹立以及清晰化，是話劇生產走向專業化的象征，也是走向產業化的重要一步，因為其不僅很大程度上牽引著整個市場的導向和觀眾的審美趣味，而且從題材內容、演出陣容、舞臺形式到宣傳方向都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如今，只有懷有理想并兼具戰略眼光和社會責任感，高度重視制作本身的品牌建設的制作人，才能在藝術和市場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反之，制作人如果不具備較好的文化藝術素養，沒有創意能力和判斷力，只是一味追求盈利、跟風追雨，最終只會把觀眾搞到疲勞，把話劇帶入死胡同。

　　在戲劇項目制作的起點和終端，即商業投資與藝術成品之間，制作人常常具有雙面性和“多面人”的特征，即在商業投資面前他是藝術家，在藝術創作團隊中他則扮演著商人的角色，更多時候，其商人屬性更多于藝術屬性：他必須把握市場需求，考慮團隊生存、演出票房和市場認可度，善于和各種機構及人群溝通與合作。更重要的是，在執行過程中，制作人要爭取少花錢，做大事，讓團隊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讓投資達到“利益最大化”。

　　作為中國國家話劇院制作協調中心的一名工作者，我在國話作品《離去》的整個制作過程中體驗著另一種制作者“角色”，這也是我始終朝向的追求：在一所國家藝術院團，在以社會影響力為首要任務的前提下，制作人的追求和標桿又往往存在著許多與前述內容的細微區別，須更為理性地思考，在這樣一部優秀的戲劇作品搬上舞臺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離去》是美國當代劇作家奈戈·杰克遜在1997年完成的劇作，在美國一經上演，便獲得了巨大成功和熱烈反響。2014年，王曉鷹導演相中該劇并將其搬上舞臺。《離去》并不以波瀾壯闊的規格、一波三折的劇情、跌宕起伏的設置而推動，僅僅關乎生活里的一點點狀態，但是從這一點點的狀態中折射出來的巨大內核，卻是近些年世界戲劇發展的重要方向，而這一角度在中國國內的戲劇市場上卻是罕見的。美國歷史較短，其民族文學的形成較晚。19世紀中期，受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美國詩歌和小說發展迅速，涌現了惠特曼、霍桑、梅爾維爾等一批經典作家。19世紀后半葉，鄉土文學崛起，馬克·吐溫等一批現實主義小說家的創作成就在國際上的影響日益增大。但同時期的美國戲劇發展緩慢，顯得有些滯后，沒有出現有世界影響的劇作家。奈戈·杰克遜的這一部作品另辟蹊徑地闡釋了一個生命的內涵。

　　由這樣一部并不商業的美國戲劇在中國的演出，我想到了一些關于美國戲劇演出制作中的問題。在同行的交流中，我偶然獲悉，據美國劇院和制作人聯盟演出季統計：截至2008年，營業的百老匯商業劇院不超過70家，全年總收入為近10億美元，觀眾大概是1500萬人次。而據美國非營利戲劇的行業協會——美國戲劇交流協會統計，全美的非營利職業劇團有1800家，票房收入大概為9億美元，捐贈收入為8.5億美元，觀眾大概為3500萬人次。美國的非營利戲劇是美國戲劇藝術管理模式的主流。以上事例給我們的啟示是：不以營利為目標的劇院，應有自己明確的使命和目標，而戲劇藝術的管理模式，也應該和使命和目標相結合。

　　中國國家話劇院所創作和上演的劇目，也是以這樣的目標為己任的，商業和市場并不是國話制作人要追求的目標，引導觀眾和培養市場才是我們所關注的。從《離去》首演的第一輪來看，它所獲得的社會反響和觀眾口碑讓我們欣喜。《離去》所關注的社會、家庭等問題，讓走進劇場的每一位觀眾找到了情感宣泄點。

　　中國國家話劇院院長周予援提出了中國國家話劇院將開啟“保留劇目制度”，這樣的想法是大膽而必要的。其實，真正的劇目輪演制是指劇院擁有固定的演員劇團，同一舞臺上，一周中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劇目上演，而到下一周則又輪番上演一遍。莫斯科劇院就以此藝術管理方式聞名于世，而目前實行此戲劇管理模式的在世界范圍內已經屈指可數。中國國家話劇院正在用這樣先進的理念和穩步的推進積極地發展著自身，也用自身發展著中國戲劇演出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