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斯奮:本土化創作也要有不守一隅的文化視野

劉斯奮近照

　　□圖/文 羊城晚報記者 吳小攀  實習生 張甜甜

　　1《白門柳》：

　　用嶺南精神創作出的江南小說

　　羊城晚報：您文藝生涯的奠基之作是長篇小說《白門柳》，當時為什么會選擇這么一個非本土的題材來創作？不擔心這樣一個非本土的題材不好把握？

　　劉斯奮：作為一個廣東人，我對廣東、廣州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我的文化視野從來都沒有局限于廣東，我一向是從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來觀察和思考問題 的。既然我想從自身的修養、積累出發去寫中國的文化，就不能拘泥于廣東；而明清之際的江南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并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要揭示 中國文化在某個歷史發展階段的最新動向，明末清初的江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另外，歷史小說和現實小說不一樣。歷史是已經過去的歲月，時 至今日，可以說江山依舊，但人事早已全非，地形地貌固然需要考察，但當年的人和事則只能憑借歷史資料去想象揣摩，就這一點而言，不論是江南作家還是嶺南作 家其實都是一樣的。當地作家會有地利與人和的優勢，但外地作家卻是旁觀者清，受成見成說影響更少些，創作起來更加自主。

　　羊城晚報：但畢竟您是廣東人，長期受到嶺南文化的浸染，這對創作這部小說有什么影響？

　　劉斯奮：嶺南文化的特質據我的總結就是：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因此，我在創作中所恪守的，一是要敢于有所突破。古代的精英知識分子階層，古代 的大思想家，以這些人物作小說的主角，前人似乎未有范本，應該說是一個有相當難度的新嘗試。二是以平視的角度對待這些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把他們作為一個 有血有肉的平常人來探究、來描寫。之所以能夠這樣做，也許都是源于嶺南文化的創新傳統和平等精神。

　　羊城晚報：《白門柳》寫的是江南題材，有很濃的江南味道，而您是廣東的作家……您認為這部小說是屬于嶺南文學還是江南文學？

　　劉斯奮：我覺得它屬于中國文學，這是由我的文化視野決定的；或者說，它是用嶺南文化的精神去寫出的一部關于江南的歷史題材的小說。這本身也已經跨越了地域。

　　2美術創作：

　　突破嶺南一隅走向全國

　　羊城晚報：您在美術創作審美上有沒有自己的追求目標？

　　劉斯奮：這和文學創作類似，還是我對嶺南文化的那三點歸納。我沒有明確的師承，但人人又都是我的老師，也許就是所謂博采眾長，然后自成面目吧！我很強調 走自己的路子。因為在藝術創作中，共性是沒有多少價值的，只有獨一無二的個性才是有價值的。所以我根本不想歸入哪一派，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藝術感覺，努力 把畫畫好，才是最重要的。寫完小說，不想干了，就畫畫，先是畫古代人物，再畫現代人物，現在又畫山水……當然，每樣都有一定的目標和追求。

　　羊城晚報：加上詩詞、書法創作及文化理論的提出，這種跨界確實可以看成是嶺南文化精神一種影響。

　　劉斯奮：工業文明之后，從家庭小作坊生產到大工業的流水線生產，這在物質生產上極大滿足了社會對消費的需求，是人類社會一次大飛躍，功不可沒。但嚴格的 專業分工，也對人的精神創造產生負面影響，嚴格的專業分工，壓抑了人的多種潛能的發揮，標準化的大批量生產，則扼殺了精神創造的個性。嶺南文化精神也許有 助于突破這種后現代困境。

　　羊城晚報：雖然您強調了不守一隅的精神，但在您的這些畫作中還是隱約可以看到嶺南的影子，比如畫中的山水總是溫潤的。

　　劉斯奮：這只是表象，造成這種面貌也許是我更崇尚中國傳統的審美理想，即含蓄、圓融、內斂。而且，中國傳統的繪畫也傾向于表現人生美好的一面，不像以原 罪、救贖為核心的西方文化那樣直接表現死亡、血腥、戰亂。至于整體畫風，我則是繼承了中國文人畫的寫意傳統，這次到北京中國美術館搞展覽，就有評論家認為 我是最大限度地去西方化，并糾正了嶺南畫風中某些功利和媚俗的偏頗。當然，由于我生長于嶺南，平時所見都是青山綠水，這自然會強有力地影響著我的心境和創 作。不過重要的是同樣是青山綠水，如何畫出自身的個性和特點，畫出自身的文化情懷，而不是盲目的模仿和跟風，才是最重要的。也只有這樣，廣東繪畫才會突破 嶺南一隅的局限，真正走向全國。

　　3本土性：

　　廣東文化就是雜交文化

　　羊城晚報：您怎么看文藝創作過程中對于本土性的強調？

　　劉斯奮：如果本土性是指題材，特別是現實題材，自然無可厚非。因為一個藝術家，對于生于斯、長于斯這片土地，無疑有著先天的生活優勢，表現起來會更加得 心應手。比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廣東涌現出一批直接反映改革開放的電影、電視劇，像《雅瑪哈魚檔》、《公關小姐》、《外來妹》、《情滿珠江》、《英雄無 悔》、《和平年代》，等等，都曾經引起全國轟動。而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長期生活在廣東，是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不過后來，這種廣 受關注的效應失去了勢頭，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其中并非不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本土作者的創作觀念未能跟上時代的發展。

　　事實上，隨著時間 的推移，觀眾和讀者的品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已經不再滿足于對生活作原生態的再現，而是要求從題材、觀念到表現形式都有更大的開拓，更高的提升。而 我們的作者，卻仍舊只滿足于原來的一套，變得止步不前，最終失去觀眾和讀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實上，即使是現在，廣東有很多生活形態、思想觀念，都仍 然是走在全國前列的。問題是我們的文藝家如何使自己對這種現實生活的認識和表現，從原生態的層面上，提升到一種新的審美高度和思想高度，從而給觀眾和讀者 以更深刻的啟迪和更高層次的審美愉悅？而這，實在是當前本土性創作所共同面臨的一大課題。

　　羊城晚報：您如何看待近些年來廣東所謂新移民作家的現象？

　　劉斯奮：我從來都不狹隘地強調本土性，廣東文化的本土性從來就不是封閉自守。廣東是歷代移民大量地、不斷地遷入的地區，不同地域的文化在這里“雜交”， 其強大活力也恰恰體現在這里。也許可以說，廣東文化的本土性就是雜交性，也是這個社會開放包容的原因。我注意到一個現象，對嶺南文化感興趣而且去研究的， 大多是來自外省的新移民。作家也是一樣，他們來到廣東，發現這里和家鄉不一樣，馬上引起研究和創作的興趣。有時候本土人習以為常，見慣不怪的生活形態，他 們反而能發現其中的不尋常。這也有點像我寫江南風物時的情況。當然，也不能滿足于浮光掠影，需要真正沉下來，慢慢地去深入琢磨體會，包括廣東的現狀和歷 史。如果說，我作為廣東作家，尚且能寫出《白門柳》，那么對于新移民作家，就沒有理由懷疑他(她)能寫出一部更加出色的關于廣東的作品來。

　　羊城晚報：如何看待有些評論家呼吁廣州文藝創作要對諸如西關風情的再現？

　　劉斯奮：廣州西關是一個廣府地區習俗比較集中的地區，加以關注和表現當然有必要。但西關風情涵蓋不了整個嶺南的文化，如果只強調這一點，倒把本土性理解得狹窄了。

　　本版于7月27日、8月3日相繼推出《廣東女作家為什么那么紅？》、《女作家為廣東文學“熱帶雨林”增添斑斕色彩》策劃專版，引起讀者關注，關于廣東文藝本土創作的討論進一步深入。廣東本土的文藝創作存在什么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為什么一談本土創作就有點尷尬？

　　除了“時代背景”還要重視地域性

　　曾大興(廣州大學文學地理學研究中心主任)：從小學到大學，老師跟我們講文學作品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在黑板上寫“時代背景”這幾個字，告訴我們這個作 品產生的時代背景，這個作家產生的時代背景。這個確實很重要，但是僅僅這樣還不夠，為什么？因為任何事物都是在時間和空間中形成和發展的，時間和空間是事 物運動的兩種基本形式。而我們過去講文學基本上只有時間這個概念，只講文學的時代性，只講作家、作品的時代背景，這就有很大的片面性。為了還原文學的真 相，我們還應該有空間這個概念，還應該講講作家、作品產生的地理環境。

　　中國的文學從《詩經》開始就有地域性，尤其是到了當代，文學的地 域色彩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鮮明。我們現在熟悉的當代著名作家莫言，他的創作就以山東高密東北鄉作為根據地。陜西有三個代表性作家，賈平凹、陳忠實、路 遙，這三個人剛好出生在陜西的南部、中部、北部。賈平凹的作品是陜南風格，陳忠實的是關中風格，路遙的是陜北風格。

　　再往南邊數過來，幾乎每個省都是這樣，往南到廣東，古代作家就不用說了，現代作家有創作了《蝦球轉》的黃谷柳，創作了以廣州西關為背景的《三家巷》的歐陽山，再就是陳殘云，他寫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生活就是以廣州白云區一帶為背景。在年輕的作家當中，梁鳳蓮是一個代表。

　　陳實(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還有，陳國凱寫特區，呂雷寫新時期的西江流域，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打工文學”，包括鄭小瓊、王十月、謝湘南，等等，這些作家的作品里基本上寫的都是廣東改革開放的生活。

　　本土文學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概念

　　梁鳳蓮(廣州市社科院嶺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現在為什么在廣東和廣州一談本土創作、本土特色，好像就有一點尷尬，我們要面對地域特色日漸模糊和融合的 現狀。因為廣州已經成為一個移民城市，匯集在這里的人都帶來了各自的母體文化，各種文化在這里碰撞。真正可以作為創作的旗幟來張揚的地域文化，還需要好好 地去匡正、認定、澄清。就是真正以地域特色作為標識，正視在各種文化匯集、碰撞和變異中，怎么樣繼續保留古老的地方特色魅力？

　　曾大興： 我認為本土文學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概念。本土文學的題材是本土的，但是它所包含的意義應該是全人類的，也就是說應該具有普遍意義。像莫言他寫的是山東高密東 北鄉的故事，但是他所體現的是整個中國農民半個世紀以來的生活與心路歷程，這就具有普遍意義。沈從文寫湘西，體現的是對單純、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具有普遍 意義；魯迅寫紹興農村，所揭示的是舊中國農村的破敗景象與農民的悲慘命運，也具有普遍意義。題材是局部的、本土的，意義是廣泛的、普遍的，這才是我們所說 的本土文學。如果題材是本土的，意義也是本土的，那就有局限性。

　　本土文學不僅僅是本土作家創作的，外地作家也參與了本土文學的創作。我 們以中國文學史為例：像蘇軾被貶到惠州來的時候，就寫了許多以嶺南本土為題材的作品。比如《荔枝嘆》：“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 顆，不辭長做嶺南人。”像這樣的作品，你是把它劃到嶺南文學？還是劃到巴蜀文學？韓愈也是這樣，他先被貶到陽山，后來又被貶到潮州，他在這兩個地方都留下 了很多作品，例如他的《山石》，就很有可能寫在陽山這一帶，這就屬于嶺南文學。

　　本土文學的作者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本地作家，也就是土 生土長的作家，一個是生活在本地的外地作家，像古代有的是被貶謫在這里，有的是被流放在這里；1949年以后，有的是作為干部調配到這里，有的是因為其他 原因短期居住在這里。從外地到嶺南，他是一個客居者，但是他寫的是嶺南題材，那么他的這一部分作品就屬于嶺南文學，也就是本土文學。本土文學不僅僅是本土 作家創作的文學，任何人，只要你熟悉這個地方的生活，你就可以從事本土文學的創作。這樣來看，廣東的作家究竟有多少？我想一定是很可觀的。

　　一個作家，如果對本土文學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如果他的作品沒有一個地域標記的話，他是很難被人們記住的。自從有諾貝爾文學獎以來，幾乎每一個獲獎者的 頒獎詞，都會強調他卓越地描寫了本民族、本地區、本國人民的生活，也就是說，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當然，在中國，在廣東，也有少數作家不是這樣，寫 了很多，但是沒有任何地域特色。按照地域性文學史的編寫原則，這樣的人是進不了廣東文學史的。

　　為什么很多廣東作家浮在表面？

　　梁鳳蓮：為什么很多廣東作家浮在表面，沒有潛進去？目前的一個誤區是，把文化當成一種裝飾、一個單純的背景，或者一個附庸的東西，而不真正去追究為什么 它會對人產生這樣的影響。很多東西在廣東文學創作里還是空缺，這個空缺還導致文學機構長期形成一個模式，就是雇傭軍的模式、空降兵的模式。像亞運會都是請 外援，包括很多粵劇，最搞笑的是也請外地文研所，然后讓我們的粵劇編輯把它補上廣東話，全部置換了，貌合神離，而且根本找不到它的精髓。

　　對本土文化只有了解才有認識，只有認識才有認同，只有認同才有熱愛，只有熱愛才會共同地建設它、完善它。假如這個鏈條一斷裂的話，很多誤解的東西就會產 生，因為這已經是一個移民世界，每個人帶著不同的文化烙印來這里，你沒有文化認同的話，就必然有道聽途說、忽略放棄，形成種種誤讀，導致現在的困境。

　　文化認同之外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文化融合，誰融合誰就有話語權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經常用北方的標準，或者用一種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標準來衡量我們，這是歷 史造成的。如果你再用中原唯一尺度的話，我們肯定被邊緣化了。要認識它、了解它、熱愛它，然后要建立自己的評判標準，擁有自己的話語權。

　　地方文化成熟的標志，唯一的標志就是文化產品的輸出，你真正能通過文化產品輸出去改變別人的價值觀，這才是文化成熟的完全意義。假如政府的倡導，從業者 的覺悟，對文化的熱愛，這三者不能結合的話，我們能出什么？我們就只能出“小女人散文”，“小女人散文”不是不好，但是隨著文化的縱深發展，社會往前推 進，這種自愛自戀、風花雪月的東西就很難有什么社會正能量。假如你的書寫只是對你個人的宣泄，你可以在日記上鋪天蓋地，假如作為文學藝術作品發表出來，你 不可避免就要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

　　本版版圖/東方IC

吳小攀、張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