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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告訴你哪些東西 是文化中最重要的”

    ——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景海峰教授訪談錄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8月07日09:53 來源:深圳特區報 王紹培 文/圖
    景海峰景海峰

      暑期的深大校園格外寧靜。景海峰教授的辦公室窗外一片綠蔭。景教授為人謙遜和藹,頗有儒家的君子之風。他見到記者時,首先抱歉假期一直在外面轉,有時手機信號不通。學校一放假他就去了河南汝州,探訪了宋代理學創始人周敦頤的遺跡,后來又去了希臘。剛剛回來幾天,馬上就去貴陽參加一個國學方面的學術研討會。他說貴州的有識之士在貴陽的風景名勝之處花溪蓋了一個“孔學堂”,比山東曲阜的孔廟還要氣派……

      1985年,剛剛研究生畢業的景海峰被他的導師湯一介帶到深圳大學,一晃就在深大呆了將近30年了。這30年里,景海峰沒有虛度光陰,他從事中國哲學史和儒學研究,碩果累累:專著有《熊十力》、《梁漱溟評傳》、《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新儒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熊十力哲學研究》等。編著有《當代新儒家》、《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百年中國哲學經典》(5卷)、《傳薪集》、《文明對話》、《全球化時代的儒家倫理》、《拾薪集》等。合作整理校點《熊十力全集》(9卷10冊)等。執編《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4輯)、《文化與傳播》(5輯)等。目前在研的課題有: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招標項目“儒學與詮釋學”(項目主持人),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儒藏》編纂與研究”(子項目負責人)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儒藏》精華本”(子項目負責人)等。在目前的國內,景海峰堪稱是國學研究和“新儒家”的領軍人物之一。

      國學有變成中國文化生命力主體的趨勢

      記者:您是研究“國學”的專家。據您所知,“國學”這個概念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流行的?

      景海峰:如今“國學熱”,社會上各種層面的人都在談,對國學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門的。我們1978年讀大學時,還不知道“國學”這個概念。大概是在1993年之后,才用到“國學”這個詞。后來我們知道,在清朝末年就有“國學”的說法。實際上,在中國古代很早就有這個概念,儒家經典《禮記》的《學記篇》里面講到,周代貴族教育有不同的等級和名稱。最基層的就是“家有塾”,就是現在說的私塾。然后是“黨有庠,術有序”,實際上周以前已有了“庠”、“序”、“校”三種尚未完全發展成熟的教育形式。然后說“國有學”,就是最高的國家教育機構,即名之為國學。到了漢代開始有太學,科舉時代,一直到清朝的末年,國家都設有國子監,是最高的教育機關。這種教育機構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延續了《禮記》里面“國有學”的意思。至于社會上“國學”這個概念開始流行,恐怕是最近十來年的事情了。很多企業家熱衷“國學”,各種“國學班”紛紛開辦,媒體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國學內容,這些當然都是好事。

      記者:事實上,今天我們所講的“國學”,內涵一直在變化,至少是人們關注的側重點不同。您講講這方面的情況?

      景海峰:確實,國學的發展經歷過三個階段,也因此有三個形態。首先,在清朝的末年,因為當時從西方傳來了各種各樣的新知識,是謂“西學”,也叫做“新學”,而且“西學”的勢頭很盛,對中國傳統的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這才開始有了所謂“國學”這么一個說法。這個國學明顯是對應著西學來講的,如果沒有西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威脅和壓迫,就不會有國學這個概念的出場。所以第一種形態或者第一個時期,就是對應著西學來講的。這時多講“國粹”。

      “五四”之后,也就是新文化運動以后,情況又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光是在科學技術層面、社會制度層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人們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的影響。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有很激烈的批判,認為中國的文化形態,已經不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所以要全盤拋棄掉。在這個情況底下,所謂“國學”,或者說中國一些有獨特價值和形態的東西,也很難再保留了,于是國學便進入到第二個形態或第二個時期,就是所謂的“國故”,主要是指過去歷史上留存下來的材料、典籍等,我們要用現代的方法去整理它。

      至于我們今天要講的“國學”,可以說是第三個時期或第三種形態的國學,這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才開始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不斷地變化,人們的思想在改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也在改變,國學現在逐漸有變成中國文化有生命力的主體的趨勢。這個新形態的國學,它必須要跟我們的日常生活、跟我們當下的社會現實結合起來,這種形態的國學可以說是方興未艾,才剛剛開始。我們要探討的問題,要做的工作,就是怎么樣去發展這個國學,如何把國學從學者的書齋里面、從古代典籍整理的狀態,引入到現實的生活當中,同我們的生活實際能夠結合起來,變成新的、活的國學。

      恢復國學教育,可以幫助我們回到人文性的軌道上來

      記者:無論是“國粹”,還是“國故”,都是專家的事情,也很難“熱”。現在出現“國學熱”,您認為這個“國學熱”的總體背景是什么?

      景海峰:今天的國學為什么這么熱?我覺得環境的變化就是答案。國際環境的實際意義是,這是中國文化由弱勢向強勢逐漸演變的一個表現。為什么?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一直處在被動挨打的狀態,按照胡適的說法,就是“萬事不如人”。我們有一種民族的屈辱感,甚至有一種悲情,這個局面中國人的體會太深了。改革開放以后,新的世界格局逐漸呈現出來,今天的中國以一個大國的姿態重新佇立于世界,引起了世人的矚目,而且在國際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從前所無法想象、無可比擬的。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對中國另眼相待、刮目相看。

      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經濟的飛速增長,中國對于世界的貢獻或者世界對中國更大的期待是什么呢?是文化上的貢獻和輸出。在全世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形態里面,中國當代文化不是西方文化簡單的復制品,一定要有自己的創造性,它能體現出中國人獨特的精神世界,而這套東西,是當代中國人最希望看到的東西,這就是要從中華民族幾千年優秀文化傳統創造積累的成果里面去尋找,在這么一個情景之下,對國學的期望也就油然而生了。所以國學不是懷古念舊的意思,而是基于對中國未來文化創造和走向的一種期待。

      記者:您在深圳大學一直倡導人文教育。在您看來,國學跟人文教育是一個怎樣的關系?

      景海峰:在目前的教育體制安排之下,人文教育其實是很邊緣化的。因為人文的很多東西是無法操作的。但從大學傳統,或者教育的理念來說,人文還應該是所有的知識都應具備的,因為它是一種帶有某種普遍性,不管什么專業都需要這種素養。現在保留下來的,或者經過知識打磨之后的人文學科,它自身也有一些變形。因此,恢復國學教育,可以幫助我們回到人文性的軌道上來。比如,傳統教育講究“通儒”的培養目標,現在看來是不大可能了,但可以作為一種理想和傳統來介紹。其中的精神,我想可以保留在“通識”教育中。在這個操作主義的時代,很多功用的、功利的標準,已經成為潛在標準。那么對人文知識而言,課堂和課程是傳遞的一個方面。但也要靠一些輔助性的,如學校的社團活動,學校的規章制度的培育,對學生行為的引導,與社會環境的相互配合來完成。所以,與學會某種技能性的知識不一樣,不是把甲乙丙丁背下來人文素養就會提高,它是全方位的。但像自然科學或者社會科學,它靠這種強化式、灌輸式的方式,就會呈現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人文素養,除了一些常識性的,可以按標準化模式來傳授、背誦、記憶的內容之外,有很多東西是處在一個不斷地適應變化和環境的情況之中,它實際上是千變萬化的。國學要強調要體悟、覺知,它跟人文教育強調的整體性、綜合性、終極性有很多地方是相同或者相通的。

      對國家統一哲學的呼喚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了

      記者:您認為應該怎么理解主流文化跟“國學”之間的關系呢?

      景海峰:國學跟主體文化或主流文化之間的關系,確實到了一個必須要去思考和回答的關頭了。上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人們重新來理解馬克思主義,以及什么是主流文化的形態,實際上這10多年也在悄然變化。當代中國人都有切身體會,每隔幾年,都會提出新的口號,實際上都是在與時俱進,就是根據社會變革和發展的需要,提出新的問題,并嘗試給出新的解答。這個問題在學術研究層面已經不是什么禁區了。我是做哲學的,在哲學里面,傳統上分成三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就跟國學關系密切一些,以往的情況是大家各做各的。以前是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指導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研究,后來慢慢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地位提高了,就有一點井水不犯河水,各研究各的。甚至在某種極端的情況下,有點老死不相往來的味道,研究馬哲的人,不管你中國哲學,也不管國學。研究中國哲學的也不太去理會馬克思主義哲學,慢慢就有一點分家的味道。但是這幾年的情況也在變化,隨著中國的發展,對國家統一哲學的呼喚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了,這個統一哲學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它應該融合了新的時代特點,既包含馬克思主義以后西方哲學發展的一些東西,也包含了中國古典哲學,是一種獨特形態的、優秀元素的聚合,時代應該創造出新的形態來。

      當然從不同的角度說,理解也不一樣。有的說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原則,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而有的學者可能說,應該以中國作為主體來吸收和消化外來的東西,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同觀點的爭論在學術界已經是非常熱鬧,但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共同的答案。我前幾年在深圳大學就組織過一個中西馬哲學專家論壇,討論的大概就是這個主題。我們從哲學這個方面來講,想辦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之間進行對話和融通,而不能再各吹各的調,各行各的事。它不是跟現實生活很遙遠的東西,要跟當下這種社會發展、變化統一的要求結合起來。實際上也可能涉及到其他領域的問題以及理解,應該是慢慢來做融合的工作。

      記者:對于普通人來講,學習國學一定要去讀經典嗎?

      景海峰:這個大概還要從文化的傳承來講。因為這些經典也不是有意分之的,它是在歷史長河中積累逐漸形成的。人們稱之為“經典”,肯定是在經過不斷的詮釋和傳承之后,形成的一個豐厚的根源性的東西。這對一個文化來講,一直是帶有源頭意味的,是源泉活水。所以作為傳人,“經典”的很多思想和觀念,肯定是跟系統的根源的東西有所連接的。經典可以告訴你整個源頭的狀態,或者它的來龍去脈。所以,對現代人來講,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現在社會的觀念比較紛繁復雜,各種思想各種文化互相交錯雜糅在一起,對這些東西的理解沒有一個系統的,或者是追根溯源的意識,這個時候,經典告訴你哪些東西是文化中最重要的。“經典”就是具有深厚根源性的東西,它實際上可以起到這么一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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