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傳統的當代啟示

　　沒有歷史，何以有現實；沒有現實，何以有未來。

　　沒有驕人的歷史，何以有偉大的現實；沒有偉大的現實，何以有輝煌的未來。

　　中國文化天生就是一種特別重視歷史，或者說特別注重歷史與現實及未來銜接的文化。四大文明古國的文化惟中國文化不曾發生歷史性斷層，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

　　那么，當下文學應該從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學中學習些什么，就成為一個無可回避的話題。我以為，有三個層面的歷史經驗尤其值得注意。這三個層面的經驗同時代表了中國古典文學的三大品性和成就。

　　獨一無二的吸化能力

　　所謂吸化能力，就是對傳統的吸納與化用能力，化用其實就是創造。但中國古人少講創造，他們更喜歡講敬天法祖、重道親仁。對于歷史，中國傳統歷來尊重。這樣的文化品性，就是在北京大學這么一座在中國當代歷史起過非凡作用的學府中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現。北大的著名教授喜歡講的一句話是，照著說和接著說。何為照著說，就是把先人的東西先原汁原味地學過來，先有照著說，后有接著說。照著說得對，才能接著說得好。這個就是厚積而薄發。

　　需要補充一點的是，中國人喜歡接著說，西方人則傾向反著說，他們顯然更重視批判性思維，我也曾就此專門寫過文章。我的基本觀點是：二者可以相互借鑒，不可以相互拒絕；可以相互補充，不可以相互詆毀。接著說有類于海納百川，反著說更容易一針見血。

　　中國儒學經典影響最廣泛的是《論語》。《論語》全書20章，第一章第一句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非孔子所編，但內容是他教育學生時的言論。之所以編《學而》為第一章，我想在更深的層次顯然存在著中國文化的某種內在性邏輯。

　　梅蘭芳先生有一句關于改革的名言，叫做“移步不換形”。何為“移步不換形”？“形”說的是京劇自身的規律與形態，這個是不可以改的；改了，就不是京劇了。但京劇又是要發展的，從臺詞到唱腔，從服裝到化妝，從舞美到舞臺調度，從劇情到音樂，樣樣都要發展。這個就是“移步”。一方面，是“移步不換形”，其實就是漸變；另一方面，漸變的結果很可能就導致突變，移步又要換形。唐詩變成宋詞，就是一種換形；宋詞變成元曲，元雜劇變成明清傳奇，也是一種換形；明清傳奇發展為昆曲，也是一種換形。如果永不變形，京劇就無法誕生，京劇如果只強調傳統，那么它的未來發展也必然會遇到很大的瓶頸。

　　這樣的變化，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例如我們讀梁啟超的文章，就會想到韓愈。梁先生與昌黎先生相距多少年，讀韓愈文章又會想到孟子，昌黎先生與孟夫子又相距多少年。但那文章與文氣確實是一脈相通的。我們讀林語堂的文章，就會想到蘇東坡，二人相距有多少年。讀東坡先生的文章，會想到莊子，二人相隔的時代又有多遠。不僅如此，舉凡中國的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都可以找到他們前輩的影像，或者說文化的根。換一個角度，中國古典戲劇中最偉大的作品首推《西廂記》。《西廂記》雖然是一出元雜劇，但它的文學元素可謂無所不能，唐詩宋詞應有盡有，典故俚語比比皆是。中國古典白話小說中最偉大作品當然是《紅樓夢》，而且直到今天有哪一種小說可以超過它的嗎？《紅樓夢》是一座無盡的寶藏，其偉大之處不但在于發展和創造，而且在于包容與繼承，它所表現出來的文的能力、詩的能力、詞的能力及各種各樣的文體能力，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人的這種吸化能力尤其表現在更廣泛的社會領域和更深厚的文化內涵。唐代三位最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和王維。李白稱為“詩仙”，杜甫稱為“詩圣”，王維稱為“詩佛”。作為詩人，他們為什么能得到如此崇高的贊譽。因為他們不但在詩的技術層面達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度，而且在認知層面和文化層面也做到了一個詩人可能達到的歷史巔峰狀態。從一個詩人角度理解，李白最合乎道教文化的典范，杜甫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儒學的理想者和踐行者，而王維對佛學的了解和詩化程度也與他的藝術創造水乳交融、渾然一體，所以才有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那樣的藝術境界。

　　尊貴無比的高位倫理

　　中國古典文學之所以取得那么輝煌的成就，最重要、最核心、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具有高位倫理性。高位倫理是文學的價值表現，不管何種文學，也不管哪一代的文學，如果在價值方面不能或者無法得到最充分的展現，這樣的文學成就就無法達到它原本可以達到的歷史水準。

　　說到高位倫理，還應補充幾句，倫理價值其實是一個系統，或者說是一個結構體。它既包含高位內容，也包含中位和低位內容，最核心的部分才可以稱之為高位倫理。

　　高位倫理又是一種歷史性的價值表達，它具有相對性。當不同的倫理系統相遇的時候，就會有高位、低位之別。那些最具魅力、最具親和力、最具生命力的倫理，一定是高位倫理的。

　　中國古典文學在高位倫理層面顯然占據明顯的歷史優勢和地域優勢，至少在16世紀之前，這樣的優勢從未遇到過真正的挑戰，也從未被任何內在或者外在的力量所動搖過。

　　蘇東坡有一段名言：讀《出師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友。中國傳統文化自秦漢以降，就與儒學生發出千絲萬縷的血肉關聯。儒家的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對中國古典文學在價值層面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這二者的關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但水乳交融，而且血脈相通。

　　以《三國演義》為例，它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那么大的作用，除開藝術方面的原因，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的高位倫理表達。明君賢相、忠義雙全。何為明君，代表人物就是劉備。劉備在新野打敗，但他不肯自己逃走，也不肯為了保存軍隊實力而拋棄跟著他逃難的數十萬百姓。這樣的愛民精神，就是高位倫理，他的這種堅持不是一種外在性力量，更不是一種利益算計，而是一種精神追求，所以就是他最信任的人勸他放棄這些百姓，他也是不聽的。《三國演義》和幾乎所有中國歷史小說不同，它所表達的價值高尚、人文偉大。《三國演義》最核心的人物被稱之為三絕。曹操稱為奸絕，諸葛亮稱為智絕，關羽稱為義絕。這樣的概括不免有些皮毛，實際上《三國演義》特別寫了一對宰相和一對將軍。最著名的宰相是諸葛亮和曹操，但這兩個人的價值表現恰恰相反，一個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一個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最著名的兩個將軍，一個是呂布，一個就是關羽。呂布的勇猛天下第一，但他不過是個小人，用一個字形容他就是賤，卑賤的賤，他人格卑賤，認丁建陽作父，又殺了丁建陽；認董卓作父——那完全就是認賊作父，卻不是為了正義，而是為了私情與私利，后來又因為同樣的原因刺殺了董卓。另一位將軍就是關羽，關羽的武功似乎不如呂布，否則為什么要三英戰呂布呢？但他的偉大確是一萬個呂布也無法企及的。用一個字形容關羽，就是義；用一個詞形容關羽，就是義薄云天。

　　所以自《三國演義》問世之后，其影響日益放大，不但在漢族中具有無與倫比的傳播力和感染力，對于很多少數民族甚至海外民族，如大和民族的影響也毫不遜色。滿族人入關本來是勝利者，但在文化上他們又是落后者，他們在高位倫理上基礎不夠、積淀不夠，但有很強烈的追求。所以他們非常熱愛中原文化，很快就投入儒學的懷抱，對于《三國演義》這樣的作品也是情有獨鐘。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古典著作，今天看來，有多少腐朽在其中。但在當時，和游牧民族的文化比，和少數外侵文化比，它們無疑都處于倫理高位。撫今追昔，正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清代文學史上，有兩個現象非常值得注意，一個現象是清代最偉大的詩人和詞人應該是誰呢？整體上看應該是納蘭性德。納蘭性德是純正的滿人，但他完全漢化了。他的詞寫得非常好，情景交融，冠絕一代。這說明優勢文化和高位倫理必定為那些最優秀的人士所追求。

　　另一個例證就是《紅樓夢》。《紅樓夢》則更鮮明的體現了那個時代的高位倫理品征。《紅樓夢》為什么偉大？我們可以列出十數項，甚至數十項原因與根據。但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它所體現的在那個時代完全可以稱之為石破天驚的價值追求與價值理想。魯迅先生評說古今，尺度極嚴。但他是怎么評價賈寶玉的呢？他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賈寶玉呼吸到什么，又領會到什么了呢？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我以為他呼吸到了造成大觀園種種悲劇的最深層社會原因與文化原因。有哲人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和制度，認為構成那制度的基礎在四權：神權、政權、族權和男權。換句話說，受迫害最深的則是女性。賈寶玉呼吸到了這種文化空氣的悲涼與悲哀，所以他對他那個時代的女性特別是深受壓迫和扭曲的女性具有最深廣的同情。賈寶玉領悟到了什么呢？他領悟到了男女婚姻自由的價值與理想。而且為了這價值與理想，他確實做到了死也無惜。

　　正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這種高位倫理表現，才使得它在人類文明史上占據了重要的位置。而它的影響與魅力也必然千秋百代、永不褪色。

　　威爾·杜蘭先生在給他那部偉大的史學巨著《世界文明史》第10卷作序時曾說：我們主要的興趣是心智發展史。而這一點正是中國古典文學或者說中國文學傳統的一個強項。

　　開放無極的創造精神

　　漢語無疑是最豐富、最美麗的人類語言之一。這種豐富和美麗凝聚了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勞動和創造。中國古典文學在其中所占的份額顯然是非常巨大的。據說中國大陸的中文專業對于發展方向有著長期的爭論，一種認為中文的重點應該在語法，另一種認為重點應該是美文。二者其實缺一不可，沒有語法何以有中文，但沒有文學即沒有審美，又何能有漢語。漢語的發展至少從商周以降，可以譽為一條巨大的文字長河。它不但段落分明，而且前赴后繼。以我的觀察，漢語自春秋以來可以分為幾個重大的語言階段。最具標志性的文體則是詩。春秋戰國時代四言詩是它的標志，而且可以說已經達到了歷史發展的最高可能，我們甚至可以把那個時期詩意地稱之為漢語的四言詩時期。兩漢時期，五言詩初興，有杰作；至魏晉南北朝時蔚為大觀，成就也最為顯赫。因為詩的形式變了，整個語言的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至少我們會直觀地感到魏晉六朝人的文章，特別是他們的語句變得更長，更復雜，也更豐富了。唐代無疑是七言詩獨步天下的時代，雖然五言詩也有極高的成就，但最主流、最時尚和最具時代風流的乃是七言詩。這是漢語發展的又一個重大標志。宋代則是長短句處于最主流、最前衛也最時尚的時期。詞原本被稱為詩之余，主要在坊間和民間流傳，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它終于經過近200年的努力，而走到了歷史賦予它的黃金發展段落，長短句同時也成為那個時代漢語的重要標志。元代則以曲勝，元曲自然也是長短句，然而卻是宋代長短句通俗發展的極致。它的包容性顯然更大，而它的傳播力也更具有民間特質。到了明清時代，各種文學要素，包括散文、韻文、傳奇、雜劇、詩歌詞曲乃至各種話本相互融合，蔚為大觀，終于達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巔峰狀態。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則是《紅樓夢》《金瓶梅》《儒林外史》《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所謂六大文學名著。

　　此外，還可以從一個重要的維度看到漢語的發展歷程。漢語的語詞結構最初以單音節詞為主，后來以雙音節詞為主。這樣的語句發展和詩歌的發展正好相互推動，相互印證。

　　從漢語另一個層面，即音韻層面考慮，漢語發展又和漢文化的開放具有深刻的內在性聯系。中國文化的發展歷史原本就經過三次大的開放和整合。春秋戰國時期是一次大開放，那是華夏民族內部的地域性開放，秦漢文化則是第一次大整合。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第二次大開放，這一次開放的主要標志是漢文化與所謂胡文化的相互碰撞與融合，而隋唐文化顯然是這一次大開放的整合與放大。第三次開放則是自1840年以后的世界性開放，而當下的中國仍然處在這樣的開放與整合的巨大歷史段落之中。

　　漢語和西語的重要區別是漢字具有四聲，但漢文化對四聲音韻的自覺是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的。最突出的時期則發軔于魏晉南北朝時段，這時候的音韻學真正發展起來。這個時期文學開始自覺，藝術開始自覺，音韻也開始自覺。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進行一點有趣的反證。比如現代漢字中不是每個字都有四聲的。很多漢字只能發三聲，或者發兩聲，甚至發一聲。比如“扔”這個字，就只有陰平音，陽平音下面是沒有這個字的，上聲也沒有這個字，去聲同樣沒有。又比如“能”，發陽平音，但陰平音沒有，上聲和去聲也沒有相應的字。只有其音，未有其字。再比如“闊”，陰平、陽平、上聲都沒有相應的字，以普通話為標準，有的音干脆只可以拼出或者說出，在一般字典中是查不到字的。例如“kei”，音是有的，但在一般字典中無論哪種發聲都找不到相應的字。有些人能找到，除非去請教齊如山一樣的民俗大專家。

　　漢字古代音韻的成熟和開放具有莫大的關系，據一些專家考證，它和佛經東來有關，也就是說和梵語有關。在這兒應該特別強調的是，漢語的發展得益于佛教多矣。古代白話的傳播和唐代以來的講經故事關系非常密切，或者可以說沒有佛教的傳播，漢語所走的歷史路徑都有可能發生改變。

　　這也就是說，古代漢語包括古典文學的發展，完全離不開開放。而人類的歷史至少可以在三個最重要的層面予以闡釋。人類歷史首先可以概括為解放史，從肉體到精神，從階級到個人，從民族到國家，從國家到國際，歷史正是一個不斷走向和達到解放的發展過程。

　　第二個層面，人類歷史可以概括為民權發展史。所謂啟蒙運動，最核心的內容是什么呢？就是從神權、王權向民權與人權的過渡。啟蒙運動之前，一切文化的核心在于王權和神權，而啟蒙運動之后一切進步文化的核心只是民權和人權。中國人所謂的四大文學名著，《三國演義》是講王權和王道的；《水滸傳》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西游記》走的是另外一個路數，和尚可以和皇帝稱兄道弟；到了《紅樓夢》，似乎一切都被顛覆了，所以寫到賈寶玉把北靜王送他的御賜的香串兒轉增給林黛玉時，林黛玉馬上給扔了回來，并且評價說：什么臭男人拿過的，我不稀罕。

　　第三個層面可以概括為開放史。人類文明的發展不但是一個不斷的解放過程，而且是一個不斷的開放過程。解放需要開放，開放促進解放。近500年的人類歷史，如果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這個詞就應該和必然是現代化。而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之一就是不斷地擴大市場，不斷地傳播文明，不斷地整合民族與文化。現在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過程的顯著發展軌跡就是全球化。中國人自古以來所夢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已經可以從種種重大文化事件與文化符號中初見端倪。

　　對中國人而言，開放到了民國初年，直至所謂黃金發展10年，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與境界。那個時候的著名文化人，甚至可以說人人學貫中西。那些著名的文學人物，無論是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還是詩人，大多具有海外文化背景。正是這樣的文化背景，玉成了他們。他們的得天獨厚在于既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又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接觸到了西方文化，這使他們的眼界、認知和創作都遠遠優越于歷代前人。從魯迅開始，中經曹禺、老舍、沈從文、錢鍾書、胡適、馮友蘭、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周作人，直到王國維、辜鴻銘，不論左派、中派，還是右派，也無論激進者、革命者、變革者、改良者，還是保守者，在開放這一點上完全保持同流而又同質。就此可以得出結論，開放乃是比之左中右更高文化層面的歷史潮流。左中右只是不同的樹種，開放才是整個森林，雖然開放不能保證每個樹種都得到陽光和水源的青睞，但封閉卻肯定導致整個森林的窒息與死亡。以王國維為例，有人說他是前清遺老，也有人說他是最具文化影響力的學問家和文藝批評家。這兩種觀點恐怕都有些道理，否則溥儀皇帝被轟出紫禁城，為什么只有他因此而觸發自盡的決心。胡適先生對那種做法也很不滿，曾在日記里憤然寫到，那是民國以來最不名譽的一天。盡管如此，王國維依然是一位具有開放頭腦、開放胸襟和開放學識的大批評家，表現在對元曲的研究上，他寫成了元曲研究中奠基性質的《宋元戲曲考》；表現在對《紅樓夢》的悲劇研究上，他寫成了影響深遠的重要批評文章；表現在對宋詞的研究上，他寫出了那部極為膾炙人口的《人間詞話》。王國維先生的作品以中國文學為基本研究對象，但方法卻是現代的和西方的，在這些著名的研究中，我們都能分明看到叔本華的影響和范式。

　　除去上述三點以外，中國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還包括多元風格，個性表達，道化思維，生命意識以及文藝批評等諸多方面。

　　站在今天的文學角度看，當代文學創作應該特別在技術、藝術和價值三個維度突破自己，走向世界。遺憾的是，現實狀況不但讀者并不滿意。單以文學批評這一點看，金圣嘆、脂硯齋、張竹坡、毛宗崗那種樣式的古典批評，早已乘風歸去，就連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激烈的文學爭論與爭吵也已經非常罕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