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走向對話和協商的網絡文學批評

何平在全國網絡文學理論研討會上發言

　　如果把批評活動作為文學生產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應該意識到媒介的日新月異必然會改變批評的觀念、對象、方式、修辭以及文體，當然也包括批評參與者的人員構成。因此，談論網絡時代的文學批評，或者在網絡進行文學批評，一個基本的前提是要搞清楚網絡上發生的文學活動與傳統的文學活動的差異。網絡寫作的逐日更新表面看和傳統紙媒的連載沒有區別，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許多優秀小說，比如《阿Q正傳》等一開始都在在報刊上連載的，但在報刊連載的狀態下，要對已經揭載的部分進行及時的批評是難以實現的，而這個“時間差”正是網絡批評的優勢和魅力所在。在網絡環境下，文學的創作發表與批評幾乎是同時到場的，不同文學觀點的交鋒也隨時可以發生。從目前的網絡文學創作看，無論是私人博客，還是專業文學網站、讀書頻道以及圖書電商都為閱讀者預留了發布批評表達看法的功能區。在這個功能區，讀者不僅僅可以“點贊”，也可以發表或長或短的批評文字。和網絡相比，傳統紙媒的讀者反應不僅遲滯，而且也只有紙媒愿意接納讀者的反應才能得以呈現出來。對中國近現代文學期刊做一個簡單的觀察就會發現，“讀者來信”是許多重要文學刊物的基本構成單元。一定意義上，“讀者來信”已經發展成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重要文學批評樣式。通過這種樣式，普通讀者得以參與到文學生產的活動中。但普通讀者的文學批評活動參與到文學生產在紙媒時代是很有限的。這一方面因為類似于《小說月報》1921年第12卷第5號那樣以“特別征文”的方式征集“對于本刊創作《超人》《命命鳥》《低能兒》的批評”很少見；另一方面即便普通讀者按照《人民文學》在1950年“稿約”寫出了“對本刊的批評，意見”如果要發表往往會被期刊的編輯者“摘錄”或“刪略”；進而，如果要讓不同的讀者和不同的批評觀點進行對話性交流也只能依靠編輯們的“組織”。“摘錄”、“刪略”、“組織”實現的批評結果往往是編輯意圖，參與批評的讀者本身難以完整呈現自己的批評風貌。

　　文學閱讀作為一個民族國民重要的精神活動，其重要性應該不亞于國民對政治、經濟活動的參與。整體意義上的文學閱讀當然應該包含文學批評活動。普通讀者的文學批評活動在非網絡環境下很難展開。因而，網絡帶來的更大的變化不只是寫作方式，還有閱讀和批評方式。網絡使得國民廣泛參與到文學生產成為可能。這些年，我們議論政治領域的參與多，而談論公民文學閱讀活動中的參與似乎卻很少。僅僅以文學閱讀和批評為例子，閱讀和言說當然不只是以少數文學期刊和學術刊物為核心，由少數專業讀者參與的批評和研究。今天，甚至還要在已經局限的精英閱讀活動中區分出資歷和等級——言說者和言說對象的社會和學術地位決定了言說的實現程度。同樣，我們今天的文學研究并沒有充分地回應當下文學的新格局。我們現在談的經典化和文學史建構，基本上是“五四”之后建立起來的以作家、專業批評家和編輯家為中心的一種經典化和文學史建構的方式。但是今天的整個文學觀、文學生產方式、文學制度以及文學結構已經完全呈現與“五四”新文學之初差異的狀態。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我們再用“五四”之后建立起來的“文學法則”去進行當下文學的經典化，有沒有效了？跟我現在所從事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密切相關。近幾年我除了對所謂的精英的、純的、雅的文學關注之外，開始有意識地觀察“這些之外”的文學存在。精英的、純的、雅的文學往往被我們的文學史“敘述”為一個時代的文學，當然我們的文學史也會關注不精英的、不純的、不雅的文學，不過更多只是一種點綴和陪襯而已，借此來顯示文學視野的開闊和文學趣味的多元。比如我們研究當下中國文學，我們所下的判斷，依據的常常就是《收獲》《人民文學》《花城》《鐘山》《當代》《十月》《作家》等可數的幾個刊物。我不否認這些刊物集中了中國文學的優秀作家，但這肯定不是當下中國文學的全部，或者只是文學金字塔的塔尖。如果我們做一個當下文學生態的田野調查，僅僅看刊物，大量的所謂的“小”刊物、“地方性”刊物、“民間”刊物、“新出”刊物、“非文學”期刊的文學單元就很少被納入文學史家和批評家的研究視野。再比如說網絡文學談論很多，但是我發現現在對網絡文學的研究基本集中在網絡文學生產方式上面，對于網絡文學中有影響力的作品幾乎沒有批評家和文學史家進行文本細讀。像“我吃西紅柿”這樣的網絡作家，他的作品在互聯網上有1個多億的點擊，對他這樣的作品，我們說好，還是說壞？我們說好說壞的依據是什么？如果沒有文本細讀，我們如何去說好說壞？這都是問題。那么如果要文本細讀，現在就碰到了一個問題，我們依據怎樣的標準作出判斷呢？專業批評家對網絡作家的“不作為”、“不專業”是當下中國文學批評的常態。

　　與此恰成對比的是普通讀者在網絡進行的文學批評活動卻相當活躍，他們閱讀著且熱烈地參與其間，按照文化學者的研究：“德賽都將積極的閱讀形容為‘盜獵’，對文學禁獵區的僭越性襲擊，僅僅掠走那些對讀者有用或有愉悅的東西：‘讀者遠不是作者……讀者是旅行家；他們在屬于別人的領地上漫游，像游牧民族，在不是自己書寫的領域一路盜取，將埃及的財富奪來自己享用’。德賽都的‘盜獵’比喻將讀者和作者的關系概括為一種爭奪文本所有權和意義控制的持續斗爭。”(亨利·詹姆斯：《“干點正事吧！”——粉絲、盜獵者、游牧民》)今天，這場“爭奪文本所有權和意義控制的持續斗爭”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的網絡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媒介消費的模式因一系列新媒介技術而遭到了深刻的轉變。這些技術使普通公民也能參與媒介內容的存檔、評論、挪用、轉換和再傳播。參與性文化指的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浮現出的消費主義的新樣式。”“這些新技術不僅改變了媒介生產和消費的方式，還幫助打破了進入媒介市場的壁壘。網絡(Net)為媒介內容的公共討論開辟了新的空間，互聯網(Web)也成為草根文化的重要展示性窗口。”(亨利·詹姆斯：《昆汀·塔倫蒂諾的星球大戰——數碼電影、媒介融合和參與性文學》)這也是當下中國文學的現實，至少在今天的網絡環境下，以博客、微博、、論壇為代表的網絡平臺正在部分地實現普通讀者參與到文學批評活動。僅就我對天涯、豆瓣、當當、百度貼吧等的觀察，即使往小處說，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這是一種新批評模式的誕生。顯然，普通讀者正在憑藉新技術，在專業讀者壟斷批評的世襲領地之外開辟出自由言說和表達的天地。有一種偏見，以為網絡上廣泛談論的只是所謂的網絡上寫作的通俗文學，事實卻是即便是紙媒發表和出版的所謂純文學在網絡上也有可能成為討論的熱點，可以舉一個例子，像新世紀登場的阿乙、馮唐、廖一梅、李海鵬、苗煒這些“70后”新作家在網絡空間都有著相當的影響力。在“豆瓣讀書”廖一梅的《像我這樣笨拙地生活》《悲觀主義的花朵》《琥珀》和《戀愛的犀牛》都有一萬以上的評價。應該看到，除了他們在其他地方發表的文字被挪移、張貼過來，很少有專業批評家主動、直接地介入到“豆瓣讀書”的實時、互動的評論。但我們是不是因為專業評論家的缺失，就據此認為“豆瓣讀書”的文學批評是無意義的？還是確實已經是“批評在民間”了？

　　十余年快速發展的傳媒形勢，直接催生了新一代作家完全不同成長和評價模式，以及他們完全不同的寫作趣味，如果我們把網絡文學和類型文學放置在其中考察，如果我們再注意到小說之外的其他文類，其復雜性將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既然如此，那么我們今天的批評界依然固守著傳統文學期刊和圖書出版的作家成長模式觀察這一已經“巨變”的文學時代，他們所得出的關于中國文學的那些想象還成立嗎？

　　去網絡文學批評，是對今天中國批評界的期許。對于當下的那些專業批評家而言肯定不是一個技術壁壘的問題，而是專業批評家能不能正視今天的文學生產新變，迅速地抵達網絡現場。很多的時候，我們的批評家們一面指責普通讀者淪為“點贊手”，另一面卻放不下身段去下比“點贊”更多的批評功夫。他們也看不到對中國文學最及時有效的批評已經不是在傳統的文學期刊和專業批評刊物，而是在“豆瓣”的一個個小組。去網絡文學批評，專業讀者之間，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之間在新媒體的網絡平臺，在豆瓣、天涯、當當、百度貼吧，在博客、微博、微信、論壇發聲。當下中國的網絡環境下，我們斷言普通讀者可以繞開、拋棄專業讀者的世襲領地在網絡上筑造自由言說的王國還為時過早。但我們有理由期望專業文學批評從“豆瓣讀書”中獲得啟發。事實上，類似的閱讀和批評在博客、開放的論壇和個人網站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在紙媒的文學批評日趨學院化、精細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評價這種網絡“私媒體”的閱讀和批評機制，暫時也許難下決斷，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樣網絡上發生的閱讀和批評孕育著一種走向對話和協商的新批評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