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位置與批評的空間

方維規

    受楊慧林、耿幼壯之邀，參加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西方文論”教學團隊最近完成的十卷本“人文學科關鍵詞研究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而舉辦的座談會，會議主題是“西方文論在中國學術語境的空間和張力”。陳劍瀾為《文藝研究》邀稿時的要求是，以座談會之會題為提示性主題，各自在大題目下做小文章，從自己的視角談具體問題，在關鍵問題上不惜筆墨，力求寫出深度來。這個看似寬泛的要求，其實亦屬“命題作文”，要為這一題旨寫下一些文字，并非易事。我的小文章談論幾個由此命題而想到的問題，或曰若干與此相關的現象。有些問題是早就想過的，另有一些是寫文章時想到的，并未深思熟慮，因而不敢指望深度。

　　我所談論的問題，與文學理論的一般發展和現狀有關，但主要不是在“理論之后”從文論內部展開討論，不完全從學理到學理，而是更多關涉文學理論和研究的生態變化。我所理解的西方學界動向以及文論在其本土的境遇，有些在中國不很突出，有些說法不一定符合中國狀況。然而，論說文學理論的空間和張力，離不開世界大勢。當然，相似的論題早有不少論述。但是讀者將會發現，我談文論的空間和張力，或者困境和危機，更注重文化和社會因素，同樣注重學術上的結構性問題，比如理論與文學、文學與批評的關系，或者批評與研究的關系。我不會、也沒有能力回答有些很難回答的問題，只想呈現一些不一定正確的思路。同樣，我也沒有能力就某些“病癥”開藥方，更不敢大膽預測。本文的一部分內容，是想在概念和范疇上厘清一些東西，它們顯然也與文論的空間和張力有關。

　　文學、理論及其貧瘠的生態環境

　　20世紀的西方文學理論，著實令人眼花繚亂，這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從克羅齊到韋勒克、羅蘭·巴特和德里達，從盧卡契到伊格爾頓，這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時代，誰都想對文學作品做出新的解讀。各種理論都是對現代歷史困境中文學創作的不同反應形式。它們有其合理成分，可是也充斥著矛盾；它們本身就是社會和語言危機的征候。在這個大環境中，我們能看到一種奇特現象：文學理論的重要性，似乎超過了文學本身；至少是那些大牌理論家，其風光程度并不亞于著名文學家。這也是一種為理論而理論的現象。當代理論之特色，時常旨在證明其自身，試圖讓人覺得那是自明之理、合情合理。至于理論是否能夠用于實踐，仿佛是次要的。

　　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到中國。現今的文學愛好者，面對如此紛繁的文學闡釋方法，大有不知所措之感，甚至迷失了通向具體文學作品的路徑。有人或許會提出質疑，認為我的這種看法忽視了多元文學理論的益處。當然，我是很贊同多元方法的，只是想要在此強調一個事實：從事文學研究，從未像今天這樣民主自由、紛然雜陳，視之為理論過剩或膨脹也不為過。多少年來，時常聽到文學理論的死亡之說，或者認為理論大勢已去，但是理論還活著，不少學者以其具體研究、特定方法及其成果來顯示“理論”。以往的宏大敘事或大理論，被名目繁多的小理論所取代。

　　幾百年來，文學作品的真正讀者基本上不會在乎美學、詩學、語言學、心理學等理論中關于文學本質和功能的諸多命題和質疑，他們不會為文學定義或作家意圖多費心思。“閱讀文學作品，往往是在非常實際的具體關聯中，且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修身養性，娛樂散心，逃避現實，尋求慰藉等。也就是說，讀者是根據現實生活和生存狀況的需求而閱讀的。”[1]我還是堅持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寫下的這一看法。然而用于此處，自有其用意；至少，我的傾向顯而易見，這是對理論之功能的懷疑；既不是“反理論”，也不是“后理論”。誠然，文學理論主要是為專門讀者或者從事創作的人而寫的，但是文論危機亦即它所遭遇的冷眼，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何為文論？文論何為？這是不少感到理論疲勞的人會提出的問題。或許只是一種譏刺，發問者不一定對答案感興趣。

　　反思文學理論之現狀，會有危機感；而危機感不是沒有來由的。德國文學理論家、經驗主義文學研究的倡導者施密特(Siegfried J. Schmidt)早在1993年就已宣稱，文學研究要么成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要么將被完全邊緣化。此說出現在文化研究方興未艾之時。沒過多久，文學理論被各種思潮沖擊得支離破碎。不過，整個人文科學也已是危機重重。嗣后，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聯姻越來越多，美國的不少比較文學系科更名為比較文化研究；而按照傳統劃分，文學理論正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梵·第根、韋勒克：總體文學[2])。

　　要談論當代文學理論，離不開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總體發展和變化。在這個大環境中，文學和文學研究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呢？我們或許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察顯而易見的變化：

　　(一)已經發生變化的是文學及其運作的大環境。新的文化生活，尤其是人們對體育、流行歌曲和異國風味的濃厚興趣，已經剝奪了文學曾經擁有的特權地位。在各種藝術中，文學不再首屈一指。西方曾有一種說法：田徑是體育之王，詩亦即文學則是藝術之王。而在當今這個沒有貴族氣息的世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在與(新)媒體文化的角逐中，這兩個年事已高的君王不再容光煥發；尤其對于純文學，公眾似乎只有厭倦之情，外部社會需求銳減。如今，文學的影響力每況愈下，人們更熱衷于體育、音樂、電視、電腦、手機。或者說，文學同時尚、肢體語言、運動等其他符號系統沒什么兩樣。

　　(二)技術是我們的命運或曰宿命，它也通過媒介技術來影響甚至操控文學的發展。文學正面對一個窘境：人們期待它搬出自己的老宅，也就是走出書籍，遷居到新媒體中去。在許多國家，技術浪潮已經吞沒圖書館的檢索系統，以及不少辭書和百科全書；不少科學期刊已經純電子化，教科書也在向這個方向發展。很難說文學作品的出版能夠躲過這一命運。當今的閱讀習慣，已經很能顯示人們對電子產品的青睞。所有這些變化緣于信息技術，它為公眾提供了輕松、簡單的參與可能性。

　　(三)傳統的文學觀念，建立在排他性的基礎上；作家也同葡萄酒農一樣，堅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文學生活中才會出現文學批評這一重要機制，其任務是甄選和評價。常聽人說，19世紀的俄國文學之所以了不起，在于那個時代擁有大批評家。其實，批評并不能造就偉大的文學，但它能夠且應當揭示和阻止劣質作品被看做佳構，或躋身于偉大的文學。毫無疑問，批評具有導向作用(包括誤導)，對于文學青年來說尤其如此。然而在當今這個花哨而浮躁的社會，各種文化產品同時并存，人們不再堅守挑選、提煉和升華。輕便地借助遙控器來挑選電視節目，在手機上下載和翻閱趣聞，人們已經無暇根據批評權威的觀點去選擇和品嘗文學作品。

　　文論與批評的尷尬處境

　　30年來，中國或許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理論、尤其是西方文學理論都要多得多，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萬花筒景象。西方文論多少年來在中國可謂“得天獨厚”，給中國帶來文論教學和研究的重大變化，為我們的碩博論文提供了諸多論題。我們不但譯介了由于長期閉塞而未曾聽說的學說，我們在“補課”之時還及時翻譯了不少外國時髦理論，給人眾聲喧嘩之感。我的感覺是，西方文論在中國不但有空間，而且空間很大；但是張力如何，的確不敢恭維。我所理解的張力，是理論的運用可能性，思考方式的改變或引發新的思考方式，否則只是譯介而已，是理論的轉述。另外，我們常能看到由于譯介滯后而出現的一種現象：某一理論在其發源地已被冷落，遭到質疑、拋棄甚至“清算”，我們卻如獲至寶、津津樂道。對于張力的懷疑，有內外原因，也有語境因素，而最主要的根源在于文論本身的境況。這里說的不只是文論在中國的情形，而是它在世界范圍的尷尬處境。

　　此時，我們必須看到文學理論與文學、文學與文學批評的關系。文學研究或文學理論的一部分聲譽，從來就得歸功于其研究對象的聲譽。評論和解析上乘之作，自然也會給評論文章增添光彩，或者顯示其重要性。我不會完全把文學批評看成文學作品的寄身物，但也沒有采用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即文學批評與文學文本沒有誰依附誰的關系。他所理解的閱讀，不是揭示和闡釋作品意義，而是創造意義；文學文本與批評沒有主次關系，二者的創新亦無高下之分。常有人問“為什么要文學？”這里指的當然是純文學，即高雅文學或嚴肅文學。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我們還知道其他那些諸如消遣文學、通俗文學、消費文學的種類。其實，我們無需提出“為什么要文學？”這個問題，誰都知道文學為何存在。可是，它的存在意義，已經不同于50年或100年前。

　　文學的當下境況如何呢？令人失望的結論是，文學的整個社會價值和地位在衰落，越來越多的人對文學不感興趣，這一趨勢似乎還將延續很長時間，文學還在繼續喪失其重要性。在我們這個時代，得出理查德·羅蒂之“走向文學”的預言，是需要非凡的膽量和想象的：每個時代都有其英雄，文學家乃自由社會或未來時代之英雄。[3]在“理論之后”的沮喪和無奈中，有人提出“回歸文學”亦即理論走向文學的主張，并認為已經看到理論界的文學性寫作(融匯理論與文學的新型寫作)，這樣可以避免理論之抽象和晦澀難懂的弊病。[4]現在的問題是：人們對于文學的興趣尚且如此，有何理由相信理論的出路是文學或者文學性思維呢？目前還很難看出這條路是否可行。就當今狀況而言，不是文學生活機制或者文學的表現手法阻礙了批評家的精到評論，而是公共領域顯然對文學批評不感興趣。有人或許會說，大眾對文學理論和批評從來不感興趣；我只想補充一句：今日更甚；并且，專家學者也未必有多在乎理論和批評。通俗文學或消遣文學的銷售，不取決于批評對之采取的視若無睹的態度或毀滅性評判；而對嚴肅而艱深的文學作品的贊譽，也不必然有助于對它的接受。無論如何，文學經典和當代杰作之日益微弱的反響，使得文學研究和批評的聲譽也必然受到相應折損。理論家和批評家從前享有的榮耀和地位，一直在慢慢退色。

　　就西方學術語境而言，一些古老話題正在逐漸隱退，一些理論“死而不僵”或“借尸還魂”，還有一些理論“起死回生”，例如敘事學、精神分析學等。新的元素還在不斷滲入文學理論，例如情感研究(the study of affect)、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等。若說理論就是思考和推測，或是對思考的思考，那么新近理論的一大特色是對跨學科理念的思考，這便導致跨學科問題和命題的不斷提出。而跨學科本身是一種方法，很少拘囿于純粹的理論。跨學科而又以某個學科為重心，既在其內又在其外，但是邊界時常很模糊，這是當今常見現象。文學研究的一些論題，原本似乎與文學毫不相關。然而，文學理論總是身處理論研究的前沿，其他理論也時常會涉及文學。或者說，其他學科的理論常被用來闡釋文學，這里有視野融合，也有誤解誤用。另外，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或碩博研究生對西方哲學的興趣，并不亞于專攻哲學的學者和學生；他們當然明白，哲學是人文學科的知識根基。新近的一些西方理論，基本上不是源于文學研究，卻吸引著文學專業的碩博研究生，這或許就是所謂從文學理論轉向理論吧。所有這些，都涉及西方文論在中國的空間和張力，不管結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的。

　　文學批評的衰變

　　“文學批評”似乎有足夠的理由訴說自己慘淡經營的境遇，而不是自鳴得意。報章短評、讀者書評、自我炒作、明星膜拜、追逐時尚等，早就使傳統文學批評一再受到威脅。批評家身處自我要求(即批評之品味)與讀者期待的角力場中。自我要求緣于批評的理論高度，期待則來自出版社總編和經理，來自作者、同事和讀者。文學批評自己設定了一些要求，忽略了有些應有的要求，另有一些強加于它的要求。時代變了，批評也變了。如同大牌批評家難求一樣，上乘批評亦不多見。文學批評危機重重，不過它好像時常處在危機之中。同樣，圍繞批評之現狀的爭議，或哀怨批評的衰落，仿佛與批評一樣悠久。

　　文學批評能夠生存，已經是其功績所在：它要為公眾在新書或再版書中做出選擇。不過，大部分圖書無需批評家的推薦或詆毀也有其讀者。換句話說：在出版社精心策劃營銷策略與文學生活之高度商業化的時代，即便一部作品遭到非難，出版社亦可能以“頗受爭議”之名而成功銷售該書。有人把批評家視為文學公共領域之極具影響力的操縱者，另有人則把整個批評行當看做圖書市場之多余的、可有可無的擺設，與圖書銷售量沒有多大關系。對于這兩種觀點，并沒有可靠的調查數據為憑證，不同的調查所得出的結論相去甚遠。對于文學批評與銷售效果之間的關系，迄今還沒有系統研究。批評的調節功能，未必見之于對某部作品的態度，而在于選擇某部作品這一事實，即所謂“他寫我，我才出名”。如此看來，批評的能量并不在于評價本身，更多地見之于篩選和選擇：“什么算，什么不算。”

　　在西方學術用語中，“批評”源于希臘語крíνειν (krínein)，表示“區分”、“決定”、“判斷”等。誰要做出區分和判斷，就會努力判別善惡、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批評多半是對新近文學(作家和作品)的介紹、評論、詬病或歸類。一般而言，文學批評是關于文學的公開交往形式。萊辛無疑是他那個時代之德意志文學批評的奠基者，他所倡導的批評態度，常被看做批評家之最高行為準則：“[……]對于新手，和氣并且恭維；對于大師，帶著欽佩懷疑，帶著懷疑欽佩；對于俗士，嚇唬卻帶著善意；對于吹噓者，可以嘲諷。對于心術不正者，盡可能辛辣尖刻。”[5]

　　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里，文化景觀和傳媒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大量出版物與新的大眾信息渠道，例如電視或互聯網的普及，使社會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同時也在根本上重新界定了批評的功能。批評處于時代特征、社會總體條件、參與者的不同角色和個人特點之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之中。因此，考察文學批評，總是意味著解析它的危機與強調其重要性相結合。

　　50年前，韋勒克在其論著《文學批評的基本概念》(Concepts of Criticism，1963)中對文學理論、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做了區分，同時分析了它們之間的緊密聯系。其實，英語和法語中的“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 critique litteraire)，如韋勒克在《現代文學批評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965)中所強調的那樣，亦包括文學理論和詩學。隨筆性的文學批評，在英美屬于“書評”(Reviews of Books)范疇。研究與批評的連接點，顯然在于評判文本的能力，這種能力是文學史家、文學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選擇和解析文本時必須具備的。

　　盡管韋勒克認為文學文本的復雜性會使闡釋帶有模糊性，并且總是體現于評價，但是人們還是能夠區分不著邊際的闡釋與說得過去的闡釋。面對新批評的沒落，他認為人們可以就如何解讀哈姆雷特而爭論不休、各執己見，但是肯定不能把哈姆雷特說成女扮男裝者。因此，他提出研究者必須重新認識自己的任務，從藝術作品的具體分析與文學研究的成果中提煉出明確的文學理論、原則系統和價值取向。也就是說，他依然深信“本質”和“原則”，以及文學所體現的普遍價值觀。在《文學批評的基本概念》中，他區分了他那個時代之文學批評的不同方向：

　　(1)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

　　(2)文學的語言和風格批評；

　　(3)一種新的、注重文本肌理的形式主義；

　　(4)建立在文化人類學研究與榮格心理學思考基礎上的“神話學批評方向”；

　　(5)一種新的、受到存在主義及其相關世界觀影響的哲學化文學批評。

　　對于文學批評的這種歸類，能夠讓人清楚地看到，批評所得出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批評者選取的視角。與之相關：問題的提出，決定批評的方向，往往也決定解釋問題的可能方法，并直接影響最終答案。人們還能看到，批評不再是單一視角，而有多種視角。并且，每種視角都認為自己才是至關緊要的。

　　韋氏《文學批評的基本概念》與《現代文學批評史》問世不久，德里達于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演講《人文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游戲》，不僅是對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理論的解構，也意味著解構主義的悄然登場。在后來的發展中，新理論、新方法層見疊出，批評的視角也更為豐富。從某種程度上說，理論翻新或所謂“創建”，固然與新的時代格局有關，與人們對“本質”和“真實”概念的厭倦有關；但是同早先的理論一樣，女權主義、后殖民理論、流散文化理論、酷兒理論、生態批評等新潮理論，同樣是歷史困境中的社會和語言危機使然。盡管有些學者為每年都能提出新名詞而得意，但是個別倉促而簡陋的理論，是不少西方(尤其是英美)左派學者所熱衷的“講政治”或“政治正確”的產物。在伊格爾頓眼里，理論的黃金時代已是遙遠的過去，創造那個時代的大理論家也已過世；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后結構主義等，不再是性感的話題。目前的性感話題就是性。當代文化研究爭先恐后地撲向性的主題，活像一個禁欲了半輩子的老光棍。[6]無疑，這只是文化研究之民粹立場的一個截面。

　　批評與研究的頡頏

　　亞里士多德是理論家，圣伯夫則是批評家；世存文學批評，亦有文學研究。同文學一樣，不管是批評還是研究，假如從業者既不是為自己而寫，也不是為讀者而寫，只是為討好權貴或某種意識形態而寫，那它產生以后便已失去生命，至少是短命的。批評與研究關系密切，前者的一些功能，也得到后者的關注。二者探討同一對象，卻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其共有的功能上，兩種形式體現出合作與競爭的關系，例如“導向功能”、“甄選功能”、“推介功能”，以及有助于反思和交流的“啟發功能”。然而，批評對文學生產者的“告誡功能”，卻是注重史料的文學研究所不具備的；它所分析的作家，多半已經離世。文學研究也沒有漫筆或隨筆性批評時常具有的“消閑功能”。研究論文之嚴謹文字與批評家的隨筆風格之間隔著一條鴻溝，只有不多的一些人能夠跨越這條鴻溝。

　　盡管許多批評家同時在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批評和研究還是有著諸多區別，至少總體上如此。首先從媒介和機制上說，文學研究基本上與大學和學術出版社發生關系，批評則與報紙、刊物、廣播、電視或互聯網的隨筆和文化欄目編輯部打交道。也就是說，二者的區別首先體現在出版媒介上，體現在其發揮作用的場所。這種現象在中國不很明顯。其次是專業化程度：研究者一般接受過寫論文的科班教育，專業化程度較高。批評家多半也有科班背景，但其批評作業沒有或很少受過專門訓練。接著是論者與其考察對象的時間距離：文學研究與其論述對象之間的時間距離較長，它不像批評那樣承受著緊迫感和時效性的壓力。不過，這一距離在晚近幾十年中逐漸縮短，一些研究者也探討當下文學。就總體而言，亦由于事物的規定性，探討當代中國文學的人，多半從事文學批評。最后還須說到讀者：研究者主要是為研究者而寫作的，批評則有著更大的讀者群。不少讀者對文學感興趣，卻不諳研究理路，因而較能接受批評的文風。一篇可能只需三天就能寫成的批評文字，往往通俗易懂；而一篇像樣的論文，可能需要三個月。

　　不同讀者有其語言習慣，這會見之于不同的語言、描述和表達形式。批評主要采用記敘文體，尤其是書評、作家肖像、采訪和隨筆，這些文本無須顧及論著形式或格式。這里涉及語言規范和語言行為的角色。批評與研究的寫作規范，亦可視之為角色規范。研究者和批評家都是作者，但以不同的角色從事寫作。區分文學、批評和研究，也是在區分作者的角色。誰從事寫作并發表作品，誰就在扮演一個角色，并知道他人有著特定期待。同一個人有時可以作為研究者，有時作為批評家，有時作為詩人或小說家從事寫作，這種角色交替并不鮮見。一些研究者間或也從事批評或文學創作，這并不等于他的寫作活動界線的消失，界線是由不同角色及其相應對象給定的。

　　如果我們進一步考究，還會發現批評與研究之間的其他一些區別，比如批評要比研究的評價空間大得多。批評時常憑直覺或藝術感覺，傳播感受勝于傳授知識，生動但隨意性較強。于是，我們常能看到妙筆生花，但也常見不著調的評說。盡管評價與科學的對立，即所謂不科學的批評或不批評的科學，早就被證明為靠不住的觀點，探討文學時尤其如此，但是批評顯然比研究更喜于評價。另外，批評與研究的主要功能也是不同的。批評家在“值得閱讀”與“不值得推薦”之間進行選擇，研究者同樣也在是否值得閱讀和流傳之間挑揀，可是這種區分形式在研究者那里是次要的。

　　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實際區別，也使二者之間有著極為緊張的關系，這種對立并不亞于時常見之于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敵意和傷人之言。查考研究與批評的相互看法，便會發現一些相當穩固的成見：對于研究者來說，文學批評通常是倉促的、膚淺的、主觀的；簡言之，文學批評是不科學的。而對批評家來說，反應遲鈍的文學研究過于學術，不通世情和現狀，遠離大眾和公共領域，缺乏社會影響。除此以外，文學研究的語言過于抽象、艱澀。兩種機制長期處于復雜的競爭或曰名譽之爭中，帶著文人相輕中的睥睨和無法說出口的嫉妒。

　　無論人們如何期望研究與批評的互動，或把二者看做文學生活中的分工形式，二者的區別是不爭的事實。縱然存在多種疊合之處，它們各有自己的任務、規則、習慣和活動空間。勾勒二者不可逆的區別，并不是要否定它們相互接近和互惠的可能性。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依托于盡可能廣博的文學史和方法論知識，也就是系統知識。盡管批評是不依附于研究的獨立機制，但是文學研究成果會有助于文學批評的思考。只有充分認識語言藝術的發展和特性，才能更好地判斷和評論一個思潮或一部作品。當然，批評也可以為研究服務，例如通過挑選和評價新的出版物，或對文學發展的早期預測來啟發研究。另外，那些對文學研究感興趣、而對其術語和理路所知無幾的讀者，也可能借助精到的批評來獲得相關知識。在此，我們能夠看到文學生活中的某些運作機制的空間和張力。換言之，理論的空間和張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學生活本身。

　　注釋：

　　[1]方維規：《“文學作為社會幻想的試驗場”——另一個德國的“接受理論”》，載《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第147頁。

　　[2]梵•第根早在1920年代就提出了“總體文學”主張，另參見其《比較文學》中的相關論點(Paul Van Tieghem,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Paris: Armand Colin, 1931)韋勒克和沃倫的比較文學經典之作《文學理論》，探討跨國理論和方法，依然堪稱“總體文學”的代表作，可參見韋勒克和沃倫《文學理論》的第五章“總體文學、比較文學和民族文學”(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49頁)。

　　[3]參見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1頁。

　　[4]參見卡勒：《理論中的文學》(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pp. 36-37)。

　　[5]《萊辛文集》卷五，“信箋第五十七”，萊比錫：G. J. Göschen，1841，第586頁(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Gesammelte Werke, Bd. 5, Aus den Briefen die 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 Siebenundfünfzigster Brief, Leipzig: G. J. Göschen, 1841)

　　[6]參見伊格爾頓：《理論之后》，商正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