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劇院，一座城(任姍姍)

　　小小指揮棒如何征服人心

　　一座劇院，一座城(藝文觀察)

　　“建筑是凝固的音樂，音樂是流動的建筑”。劇院將二者完美融合。

　　過去3年是全國新建大劇院的爆發期，各地拔地而起的大劇院，已經不止是單純的文化概念，而是投射出更多的經濟意義與社會意義。投資數千萬甚至數億建成大劇院，如何使其既作為一地的建筑地標，又能擔當起文化地標的作用，成為建設者、運營者和管理者三方待解的命題。

　　日前，本報記者走訪了運營四年的廣州大劇院，以這家充滿活力的年輕劇院為樣本，探索劇院將城市的公共空間和市民的精神享受相連、使人文情懷與經濟發展相依的“奧秘”。

　　——編 者

　　一座劇院之所以聞名遐邇，不僅因為其獨特的結構特征，更因為它附著的無法忽視的象征意義和精神氣質。

　　兩塊巨大的“礫石”，靜臥在珠江之濱，與昵稱“小蠻腰”的廣州塔遙遙相望。即使置身鱗次櫛比的鋼筋叢林，它也依然卓爾不群�，F代而不強勢，龐大卻不硬朗，它的生命力，總是伴隨夜幕的垂落生長、蔓延。那些碎銀般的光影，透過數以千計的玻璃幕墻，灑在地面、水面和人們的面龐，影影綽綽，婉約沉靜。如果視珠江為這座城的基因，這片風景則堪比城市鮮活無比的心跳。一大一小兩塊“礫石”折射的，就是今日廣州的精神氣質。

　　12年前，首位普利茲獎女設計師扎哈·哈迪德以“圓潤雙礫”的設計方案，沖出奧地利藍天組、美國庫哈斯等世界頂尖建筑師事務所的合圍。人們未曾預料，扎哈要在這里建構的，不是一個沉穩的劇場，而是一個充滿生命質感的藝術品。

　　拾階而上，一個拒絕常規的世界撲面而來。傾斜的階梯、白色的墻面，簡潔通透。走進劇院的“心臟”——歌劇廳，這里幾乎沒有一條直線，4000多盞燈光，點綴在高低起伏的平面上，任光影沿圓潤的線條流淌。抬頭仰望，劇場上方竟沒有音樂廳、歌劇院的常規配置——反音板。這是建筑大師扎哈與聲學大師馬歇爾天馬行空的創造。充滿未來感的歌劇廳處處隱藏數字的玄妙：1.6，歌劇廳滿場時的混響時間為1.6秒，是兼得清晰與優美的“黃金值”；3，座椅之間橫向距離3公分，保持了觀眾舒適度，也確保表演者從舞臺看到的觀眾席不會過于松散；32，歌劇廳樓座的最遠視距在32米以內，推倒了區域分布帶來的觀賞效果的藩籬。2011年，英國阿庫·漢姆舞蹈團《上升之路》在這里進行中國首演。消息一出，海內外媒體蜂擁而至，英國《衛報》甚至用“低調的偉大”評價這座新生的劇院。

　　“要想知道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看看它的劇院就知道了。”這是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第一任總監列奧波德·達姆羅什的看法。在今日中國，各地拔地而起的大劇院，已經不止是單純的文化概念，而是投射出更多的經濟意義與社會意義。人們也不僅僅滿足于一座地標建筑的崛起，他們更期待隨之而來的生活的改變。

　　我的疑問是：一座劇院能改變一座城市的性格嗎？

　　據說二戰結束后，奧地利人的頭號大事便是在廢墟中重建國家歌劇院。歷經9年，一場空前豪華的貝多芬歌劇《費德里奧》宣告了劇院的重生，它同時成為一個民族的聲音。那個時刻，音樂被賦予重大的精神使命，它承載著民族最深的驕傲和獨立。

　　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劇院同樣承載著一種深深的期許。它昭示著一個古老文明大國在文化演進上的勃勃生機，一幅全球化語境下現代文明中的海納百川。劇院，首先不應成為一個沉默的盒子。有關廣州大劇院，我看到這樣一組數據：2011年，演出320余場次，國際A類演出占到60%以上，觀眾30余萬人次；2012年，演出、展覽、講座416場次，國際A類演出占到60%以上；2013年，演出、展覽、講座400場次，國際A類演出達到67%。廣州市文廣新局副局長徐彬告訴我，誕生這些數字的前提是政府和企業的完美合作，依照2010年廣州市政府和中國對外文化集團簽署的合同，政府和經營者各歸其位、各盡其職、互不越界，共同為社會提供文化服務。

　　以“劇院”為名聚攏在一起的人們，更是一幅活潑潑的都市景觀。他們目睹了這里從一個村莊變成一個劇場，見證了一個空白的空間被慢慢裝點得流光溢彩，一個美麗的夢想跨越時空在劇場里重生�！暗[石”首先改變了他們，他們又改變了更多的人。

　　梁麗珍，過去經營一家公關公司，現在為藝術工作，她說這是一項比財富增長更有成就感的事業。而在她的同事中，有的曾是知名媒體人，有的曾是大型企業的經理。他們對劇院每一個角落的故事都如數家珍。其中之一是關于知名品牌“香奈兒”與劇院“黑匣子”劇場。經過20個小時的長途跋涉，他們終于將總長13米、重達700公斤的畢加索原作《藍色列車》，從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搬”到了“黑匣子”劇場。盡管冒著極大的風險，但香奈兒的藝術總監仍堅持如此，因為這是該展覽首次從美術館走進劇場，無疑具有某種面向未來的象征意味。還有臺北人張顯靜，來廣州的3年也是與家人分隔兩地的3年。我問，為什么留在廣州？她說，因為這里充滿各種可能和希望，而且越來越好。

　　在為慶祝廣州大劇院4周歲的波士頓交響樂團音樂會上，我還見到了一位特別的觀眾。4年前，這里還是一片工地，這位英國《金融時報》駐香港的記者便慕名而來。他頂著安全帽走遍了劇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劇院開幕時，他為《金融時報》撰文：眾多聲名鵲起并蜚聲國際的城市群正遵循著一種嶄新的模式：先建造摩天巨樓，緊接著是文化性地標。一座歌劇院，她的橫空出世，預示著這種模式的最終確立，而很顯然，廣州已經成為這一模式的又一載體。但問題是，城市本身將何去何從？廣州大劇院的誕生，推動著這座城市向著某個確定的方向發展。

　　在廣州，數千載的嶺南文化賡續綿延，本地文化與港澳臺文化、歐美文化融合互生。這里是創業者的沃土，流行文化的圣地，卻曾背負“文化沙漠”的陰影。你也許聽說過：有一年《天鵝湖》造訪，因為舞臺太小，78位“天鵝”被迫減少到30余位；2008年，百老匯音樂劇《貓》因沒有合適場地，無奈選擇在體育館上演。你也許還想不到：兩年前，歌劇《蝴蝶夫人》在廣州大劇院首演，從落幕時算起，全場響起長達30分鐘的掌聲；2個月前，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出落幕，觀眾長達4輪的熱烈掌聲讓指揮家夏爾·迪圖瓦幾乎要在舞臺上跳起來；就在一周前，他們又攜手英國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復排歌劇《卡門》，精彩的演繹令粵港澳三地歌劇迷沉迷不已、流連忘返。還有，祖賓·梅塔、丹尼爾·歐倫、洛林·馬澤爾、馬友友……100多位世界一流的藝術家，都不約而同將目光投向這里。

　　以色列總統西蒙·佩雷斯曾感慨：一支小小的指揮棒比槍炮更能征服人心。剛滿4周歲的廣州大劇院被全美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今日美國》評選為“世界十佳歌劇院”。作為亞洲唯一一家，與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巴黎歌劇院等并列。這或許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毫無疑問地表征了中國文化國際地位的上升。

　　一座劇院能改變一座城市的性格嗎？

　　廣州大劇院常務副總經理張利和廣州市文廣新局副局長徐彬看到，作為“中演院線”的旗艦，廣州大劇院的輻射效益正蔓延開來，因為“它為整個珠三角地區的演出業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和活力”。

　　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董事長張宇則堅信：“從世界范圍來看，一個歌劇院往往會成為一個著名城市的文化標桿和驕傲。就像提起紐約總會想起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提起巴黎總也忘不了巴黎歌劇院，提起悉尼無法忽略悉尼歌劇院一樣，廣州大劇院正在成為這樣一個一座劇院與一座城乃至整個世界的美妙鏈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