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英雄”———著名劇作家、八一電影制片廠副廠長柳建偉談創作

▲柳建偉

　　編者按：

　　著名劇作家柳建偉著有長篇小說《北方城郭》、《英雄時代》，電視連續劇《突出重圍》、《英雄時代》、《愛在戰火紛飛時》等作品，他的作品善于塑造英雄人物，剛剛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首映禮的電影《蘭輝》，就是柳建偉塑造的和平年代的英雄人物的又一代表。本報記者日前就文學創作中的英雄題材以及影視劇作的相關問題采訪了他。

　　問：柳先生，您好！談到大眾對您的熟知，恐怕要從電視劇《突出重圍》說起。《突出重圍》當時以前瞻性的眼光，濃墨重彩地書寫了面向未來的中國新型軍人的英雄形象。您塑造了許多這樣的英雄人物，您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名字就叫《英雄時代》，有評論說，您的作品英雄主義情結高昂。對這樣的評價，您如何看待？

　　答：說我有英雄主義的情懷，我不回避。我的很多作品英雄主義的聲音確實要高昂一些、明晰一些。我自己認為，我的文學作品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英雄主義題材的，對于文學創作，我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復調理論”影響較深，所塑造的性格比較豐富的人物比較多；我的影視作品，尤其是我的電影里，可以說，大部分都是圍繞中國精神、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為調式的。

　　為什么要在創作中高揚英雄主義情懷呢？我覺得今天的社會，負面信息傳播有些畸形。一則負面信息的出現，尤其是通過互聯網的放大，一時間可以覆蓋大眾對所有信息的關注。為什么會這樣？我覺得，除了大眾審美附有庸俗化、娛樂化的特點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傳媒的導向。所以，我堅持認為，當你的思想表達，借助的是像電影、電視劇這樣一種能夠對大眾產生非常廣泛影響的傳播手段時，盡量不要去強化一個故事、一個人物的復雜面、陰暗面。今天的某些影視可能礙于商業化壓力，為了吸引大眾眼球，常采用一些較為低俗的、惡俗的手段和元素。我想，越是這樣的情況下，就越要塑造英雄形象。我甚至愿意我是一個唐吉訶德式的“英雄”，多從正面的角度、理想的角度去創作文藝作品。

　　問：您的電影《蘭輝》不久前在人民大會堂舉辦首映禮。作為新時期的人民公仆，蘭輝又是一個和平年代的英雄形象。您塑造了這么多英雄形象，對“英雄”二字的感悟是什么？

　　答：蘭輝同志的事跡大家很熟悉。2013年他帶病到曾被地震侵害的北川地區檢查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在唐家山堰塞湖環湖路下車換藥時因公殉職了。這樣的人，在今天的和平時代，就是我們的英雄。我想，戰爭年代有戰爭年代的英雄，和平年代有和平年代的英雄。即便是一個小人物，如果他敢于伸張正義、見義勇為，敢于不屈不撓地向丑惡現象做斗爭，他就配得上時代“英雄”這個名字。

　　問：您筆下的影視劇形象，鮮活是很大的特點，令觀眾難忘。您的作品多直面現實生活，和當下發生的重要事件緊密相關，這是您創作的一個“秘訣”嗎？

　　答：其他題材的作品我也寫。但是，我更關注現實。我想，這不僅僅是我，有良知的作家總應該關注他那個時代的英雄，包括人的生存狀態、困境。就像寫出《戰爭與和平》的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那樣。文章千古事，作為作家不可沉于一己悲歡，一定要關注生活、關注現實。蘇軾在評價韓愈時曾說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韓愈為文，憂國憂民，關注民生，關注現實，就此一條，蘇軾便認為他比前幾個時代的文人都要了不起。可見文章的作用有多么大！

　　問：您塑造現實中的英雄，還有什么“秘訣”？

　　答：我曾在電視劇《北方城郭》中塑造了一個叫史天雄的英雄人物。他是位真正的共產黨員，他本可以仕途通達，但在十五大后的經濟大潮中“下海”了。在商業社會摸爬滾打的過程中，他也有困惑，也有掙扎，也有狼狽不堪，但是英雄的不同，就在于他對信仰的癡心不改。其實，在現實社會中不少成功的企業家身上，都能夠發現“史天雄”的影子。馬克思主義文論關于“典型”的論述其實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真正的“典型”要具備三個特征：廣泛的代表性、性格的獨特性和心靈的深邃性，三者統一就能創造出典型人物。我塑造的英雄人物，極力追求的也是這一點。

　　整體而言，在人物塑造方面，我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我視他為我的老師。前蘇聯文藝家巴赫金在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后提出了“復調理論”，巴赫金借用音樂中“復調”這一術語來概括陀氏小說的詩學特征。復調，即多聲部。如果把人物的塑造比喻成協奏曲，那么，它應該是多聲部的，豐富而又統一，沖突而又協調，這是我追求的人物塑造，包括英雄人物塑造在內的最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