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送紅軍》“大寫”人的故事

　　用十組紅軍戰士的十個故事，串起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重要環節 ——長征。沒有領袖人物，沒有傳奇英雄，正在央視一套播出的48集電視劇《十送紅軍》，選擇讓老兵、敢死隊員、護士、偵察兵站在了舞臺中央。 紅色革命題 材天然與市場脫節？國產劇難以復制美劇模式？年輕觀眾對陳年舊事不感興趣？《十送紅軍》以自己的方式給出了否定的回答。截至昨天，該劇以超過1.2%的收 視率高居收視排行榜前列；在百度指數統計的搜索人群中，低于39歲的人群高達77%。這個例外也說明一個道理，國產電視劇不是出不了精品，如果從人性視角 出發講故事，也有可能達成內容與市場的和解。

　　個體敘事撬動革命題材

　　對熟悉革命題材影視作品的觀眾來說，《十 送紅軍》看上去并不像任何一部經典作品。十組戰士的故事，彼此獨立又環環相扣。奉命帶回一子“留根”的老兵鐘石發，最終與四個兒子赴死戰場；槍手張二光鼓 勵頹喪的老兵恢復士氣，自己卻慘遭斷指；少女葉小桃跋涉千里，堅持與戰士賀堅在戰場上完婚……故事里沒有高瞻遠矚的戰略部署，只有普通紅軍戰士長征途中的 遭遇，個體生命在故事中與生死照面。

　　“將軍們在炮火硝煙中談笑風生，彈指間檣櫓灰飛煙滅。這樣的畫面在無數描寫戰爭的影片中反復出 現過，甚至達到了審美疲勞的程度。”網友趙豬曾在劇評中這樣調侃。對《十送紅軍》的編劇李修文來說，如果寫長征還用原來的老辦法，“便沒有任何意義”。他 還記得，多年前在湘江邊看過的無名英雄碑，上面書寫著這樣一句話：“你們的功績永垂不朽，你們的名字無人知曉。”在苦于尋找劇本落點的時候，這句話讓他抓 到了長征的精髓，“在長征的隊伍里，不僅有‘眾神’，更有眾生。未經神話的那些戰士、那些生命個體是什么樣的？我想知道這個。”

　　李 修文所理解的長征，正是用無數個體的犧牲完成的奇跡，重現也自然是由一個個的故事構成。“如果用一個完整的故事來講長征，而忽略了別的可能性，這是對其他 逝者的對不住。”李修文引用了一句里爾克的詩：“如果他叫喊，誰能從天使的序列中聽見他？”李修文說，《十送紅軍》從一開始就確定要寫無名戰士的贊美詩。 在對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做研究時，他發現，“放眼整個‘二戰’題材的作品，90%的優秀作品都是在具體的描寫小人物，反映戰壕真實。中國人過去塑造英雄的 語境有些蒼白，往往棄其情義而將之神化，進而被供奉，但個體自身可憐的身體在哪里？我們做的就是改變這種敘事習慣。”

　　向美劇取經不只復制形式

　　《十 送紅軍》開播至今，收視率始終保持在同時段前三。一開始被認為“有很大風險”的獨立單元劇形態，通過收視與口碑齊飛，印證了試驗的成功。但在李修文看來， 單元劇形態的獨立敘事是并不難做到的事，國內影視劇更應該學會的是，如何在移植美劇形式的同時，學會價值觀的傳遞，并進行中國化和當代化的處理。

　　“不 管是《辛德勒名單》里辛德勒為了拯救小女孩的付出，還是‘二戰’故事里為世界和平而犧牲的美國戰士，體現出的都是植根于美國式人情倫理的道德系統。”李修 文相信，中國編劇的技術和能力并不差，能夠做到每集獨立敘事，并讓整體上內容有聯系、劇情有推進，“但為什么我們在做美劇移植時容易失敗？歸根到底，還在 于沒有把握住編劇的本質是認識的藝術。”在《十送紅軍》的撰寫中，他認為最難的部分恰恰是，如何解釋紅軍戰士行為的邏輯，“你必須找到中國人的人情倫理， 找到紅軍所依賴的情感和價值系統。”

　　故事里，一路尋子最終犧牲的鐘石發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面臨一個任務，小農會問怕不怕，商人 會問值不值，戰士則問對不對。如果是對的，那就讓我犧牲在任務中。”李修文透露，雖然現在有不少評價認為，鐘石發這種執拗的堅持似乎不可理喻，但在劇本 中，鐘石發是一個從清朝就開始造反的“蒙昧的革命者”，甚至被稱為“瑞金的孫中山”。“因為剪輯的關系，這部分處理得有些倉促，如果從人物的完整性去看， 就不會覺得突兀了。”李修文坦陳，看待人物要站在國家歷史進程中，從當時具體的語境去看，這樣就找到了故事立得住的支點，“全劇貫穿始終的邏輯，是這群戰 士靠著信仰和意志在堅持，這是我們理解人物的出發點。”

　　殘酷寫實恰是正視歷史

　　《十送紅軍》開播之后，密集的 夜戲和雨戲，人物角色的突然死亡，戰場廝殺的慘烈畫面，引起了不少觀眾的關注，“幾乎每個故事里的主人公都犧牲了，而且特別突然。為什么一定要這樣設定劇 情？”但在導演毛衛寧眼中，人物的悲壯命運恰恰并非憑空捏造，而是對歷史真實的還原。

　　“根據斯諾的記述，長征的統計數字是觸目驚心 的，幾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發生在路上的某個地方，總共有15個整天在打大決戰。”毛衛寧表示，夜戲、雨戲居多，本來是拍攝過程中應盡量避免的，會增 加不少制片成本和拍攝困難，但制片方基于歷史真實，依然做了保留。而血腥殘酷的戰爭場面，毛衛寧表示，這正是由題材本身帶來的，“我們作為創作者不能隨心 所欲，不能為了尋求一種方便而做更改。”為了確保真實性，拍攝前，導演組還專門研究過紅軍的戰略戰術，包括具體的打法，而盡可能在細節上不出漏洞。

　　李 修文也透露，十個故事里有兩個人物有歷史原型，女戰士戴瀾喬裝打扮、混進敵方找部隊的故事，是他在翻閱西路軍史料時發現的，劇作中將其設定在了紅一方面 軍。即將播出的第九個故事，則要講述一群戰士護送戰友尸體回家，曾真實地發生在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按照史料的記載，普通戰士在長征過程中每天都在犧 牲。”李修文進一步指出，單元劇的“擊鼓傳花”，形式上是勾連起全劇的線索，但實際上也是對長征過程的還原，“我們不能從泛人性論的基礎上去考慮是否要美 化，也不是人物的命運不讓人悲憫，這種慘烈就是史實。我們以往的雷劇和神劇都會拔高，呈現一種個人英雄的形象，但現實中，每個具體士兵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 沒那么大，神槍手也不是戰無不勝。但正是這樣一個凝固的群體，用每個人的生命犧牲為其他人鋪路，他們死于青春，維護的是對信仰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