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鄉村小說的境遇與契機

　　社會的發展總是深刻地影響著文學的走向。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的膨脹式擴張與鄉村的急劇衰落，直接導致了城市文學的興盛和鄉村文學的式微。對中國社會來說，源遠流長的鄉村文明正在解體，一個以城市為核心的現代工業科技文明強勢崛起。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中國文學將在這個過程中完成新的轉型和再造。

　　鄉村小說的滑坡態勢

　　中國農村的道路，可謂艱難而曲折。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農村的“黃金發展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鄉鎮企業的興起，極大地解放了農民的思想，并把他們推向了商品經濟大潮。在這樣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中，鄉村文學得到了蓬勃而多樣化發展，形成了一個“高峰期”。

　　但到90年代之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推進，整個社會的重心向城市轉移。盡管農村和農民問題得到了高度重視，國家開始實施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戰略，但農村的衰退已成為一種趨勢。從傳統的鄉村文明向現代城市文明過渡，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但在二十幾年的時間中完成這樣的社會轉型，會出現問題并埋下隱患。鄉村文學面對這樣一場現實變革，既努力跟蹤和反映，又深感迷茫和乏力。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的鄉村文學在現實農村變革面前，是被動的、軟弱的。它表現了農村在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種種問題，卻把握不住農村的深層脈動和走向；它刻畫了形形色色的農民尤其是農民工形象，卻未能塑造出深刻、有力堪稱典型的人物；它過多地表現了農村無可奈何的衰落，卻看不清中國農村的未來生路和光明。

　　從上世紀90年代之后的文學現象與文體演變上，也可窺見鄉村小說的滑坡態勢。上世紀80年代是文學思潮噴涌的時期，思想呈現自由和開放的姿態。而到上世紀90年代，文學思潮退隱，文學現象凸顯，折射出作家思想的匱乏和激情的消失。20年間，曾出現過現實主義沖擊波、底層文學寫作兩種主要文學現象，鄉村題材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大，可以說勢頭強勁，歷時較長，成果豐富；但它只是復雜嚴峻的現實生活催生的結果，在思想和審美上并無重大突破。鄉村小說失去了新思想的支撐，只能日漸衰弱。

　　從文體演變的角度看，上世紀90年代之后長篇、中篇小說興盛，受到了作家的重視和讀者的青睞，而短篇小說逐漸“失寵”，受到作家、讀者和市場的多重冷落。短篇小說的不景氣，又直接導致了整個小說創新能力的削弱和審美水準的下滑。長篇小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批鄉村小說重量級作家，如陳忠實、賈平凹、莫言、張煒、劉醒龍等，奉獻出了他們的長篇巨構，但其作品大都寫的是歷史中的鄉村，帶有濃郁的挽歌色彩。中篇小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茬鄉村小說實力派作家，如閻連科、遲子建、關仁山、何申、葛水平等，創作出了他們的代表性作品，但在直接表現農村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是遜色于80年代作品的。而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雖然眾多作家依然在堅守，且不時有力作精品問世，如韓少功、鐵凝、劉慶邦、王祥夫等，但50年代出生的作家創作旺盛期已然過去，對當下的農村現實也有所隔膜。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對農村生活熟悉并有志于此的，已逐漸稀少。鄉村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的頹勢成為不爭的事實。

　　短篇系列小說的涌現

　　多元化時期鄉村小說的一個重要變化是短篇系列小說的涌現。這種系列小說，既有純粹的短篇小說組成，也有短篇和中篇混合而成，但以前者為多。短篇系列小說不是多元化時期的首創，新時期文學乃至“十七年文學”時期就已經出現，特別是在“尋根小說”流派中更是屢見不鮮。但真正形成一種氣候，并在文體上變得成熟起來，是在90年代后的多元化文學時期。

　　這種系列小說的蔚成風氣，有兩個原因。一是外在的社會原因。市場經濟時代的農村和農民生活，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單純、封閉，它已同整個外部世界構成了一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即便是農村內部，各個領域之間，人與人之間，其關系也變得緊張而微妙。這種復雜化了的社會人生，要求小說文體有更廣大的空間和更有彈性的結構去表現。二是內在的文體原因。短篇小說的精短、便捷，自然是它的特征和優勢，但也是一種局限。它的空間狹窄，難以容納較廣闊的社會人生；盡管結構精巧，卻無法對接更豐富的現實變化。這就要求作家從短篇小說文體自身進行改革，以適應變化了的現實生活和廣大讀者的審美需求，于是就有了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大幅度擴展的短篇系列小說。

　　許多作家都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使這一文體在既往的基礎上變得更加精粹、嚴謹、成熟。這種文體是由一組相對獨立的短篇小說或少量中篇小說組合而成，系列中的任何一篇都具有自身的完整性，都可以分割出去閱讀。但在主題思想、核心線索乃至情節、人物、結構等方面，又有或松或緊的聯系，組合起來又渾然一體、自成世界。

　　對每個單元而言它是短篇小說，甚至是藝術精品。但對整體而言又是長篇小說或中篇小說，具有長中篇小說的宏闊構架。從這一文體的體量上看，有的如同長篇小說，由一二十篇短篇、中篇小說組成，篇幅在十多萬字至二十多萬字之間，因此一些出版社常常當長篇小說來出版。而有的只有中篇小說的規模，由三五篇短篇小說構成，篇幅在二三萬字左右，刊物報紙往往當短篇小說去發表。這種文體在構思上是頗費功夫的，作家既要像創作短篇小說一樣營構每一篇作品，又要像創造長篇小說一樣宏觀把握、精心部署，具有短篇和長篇的雙重難度。短篇系列小說的大量涌現，有效地促進了農村現實生活的表現，提升了短篇小說的藝術能力。

　　盡管上世紀90年代之后的鄉村小說在整體上顯得薄弱一些，但其中也不乏獨具特色的作品。如李銳的《太平風物——農具系列小說展覽》，不僅有較大的思想深度，在文體上也有創新。如曹乃謙的《溫家窯風景》，用地道的農民語言寫農村生活，別具晉北風味。如郭文斌的《農歷》，寫活了西部農村的傳統節日，既有審美價值，又有民俗學意義。這些均為典型的短篇系列小說。

　　把短篇組成系列小說，可以更便捷地包容現實生活，可以更自由地展現作家的藝術個性。阿來將藝術目光聚焦在一個古老、封閉的小山村，寫了幾十件奇人軼事，構成了“機村人物素描”和“機村事物筆記”，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格拉長大》。陳世旭以現實主義筆法，展現了農村現代與傳統、民主與集權之間的矛盾沖突，描述了走向市場經濟的農村和農民，小說有《立冬·立春》《立夏·立秋》四章，組成了“波湖謠系列小說”。王保忠用20個短篇小說建構出一道多姿多彩的《甘家洼風景》，表現了現代化、城市化浪潮中一個正在逝去的北方村莊，刻畫了鄉村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尷尬處境，以及留守農民和外出務工者的精神遭遇。

　　這些短篇系列小說，堅持了短篇的現實性特征，直接深入轉型中的鄉村社會和蛻變中的農民心理，揭示了城市化發展中鄉村社會的種種問題和一步步衰落的現實，真實地、多側面地記載了20年間的中國歷史進程。如果不采用這樣的文體形式，只用原有的短篇小說文體，這樣充分的藝術表現是不可想象的。短篇系列小說有力地促進了多元化時期的鄉村小說。

　　鄉村文學面臨突破的機遇

　　鄉村社會的危機和衰落，并不意味著鄉村文明的終結，也不意味著鄉村文學的消失。對這種危機和衰落的藝術表現，同樣可以成就杰出的乃至偉大的作品。

　　同時，正在進行的現代鄉村、城鎮的建設可謂任重道遠，鄉村文明中的寶貴傳統完全可以轉化成現代城鎮和城市中的重要元素。從國家的戰略任務看，需要把重心從大城市轉移到更廣大的城鎮化建設上來，用現代化的城鎮吸引和容納農民并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真正實現城市與鄉村的協調、和諧發展。這是一場長期、艱巨的工程。

　　鄉村的現代化需要城市拉動，城市的自然化需要鄉村滋養。城市與鄉村的互補與融合，才可能構成人最理想的家園。在這樣一場歷史轉型和跨越中，鄉村小說將再次面臨突破和發展的機遇。

　　(作者單位：山西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