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研究的最新成果——讀張健《三十年代民國喜劇論稿》

　　張健是中國現代喜劇研究的專家。30年間，他對偏冷的喜劇和喜劇學研究一直傾注著巨大的學術熱情，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近期出版的《三十年代民國喜劇論稿》不僅是他喜劇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國現代喜劇研究的最新收獲。

　　標志著張健學術生涯起點的《三十年代中國喜劇文學論稿》是海內外第一部研究中國現代喜劇的斷代史論著。但是，如果說這部起點很高的著述只是作者 關于中國現代喜劇理論與創作的研究論綱，那么該書則是其經過整體審視與系統研究之后的擴展版或升級版，實現了古與今、中與西、宏觀與微觀、理論研究與作品 研究有機融合的學術追求。因此，不能簡單認為是舊作的再版或修訂，而應視為一種學術思想與研究理路不斷拓展、深化和完善后的改寫、補寫或重寫，應視為突破 舊作框架和內容的一部“新著”。這種“新”主要表現在：

　　第一，縱橫捭闔的理論視野。從本土文化視野看，作者的研究并沒有僅僅囿于中國現代喜劇成熟期的20世紀30年代，而是以此為原點，前溯后拓。先 秦至宋代儒道思想支配下的前古典時期，中國傳統喜劇觀念基本形成了主體內向發展，重生命體驗和精神愉悅的價值導向；宋元至明代的古典時期，傳統喜劇觀念關 注娛樂性和藝術性，更加執著于表達人們對美好生活和社會正義的主觀期盼；明朝中葉以降的后古典時期，由于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城市經濟的發展，導致了傳統喜劇 觀念游戲精神的膨脹和對排遣苦悶心理需求的強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喜劇的濫觴期，傳統喜劇觀念中的消極因素受到了進步思想文化界的嚴峻挑戰，傳統 喜劇精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鄙夷和敵視。對此，作者一方面為傳統喜劇觀念進行了有力辯護：“在對于喜劇的本質理解方面，多數批評者并沒有高于傳統民族喜劇觀 念之上的認識高度”，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國傳統喜劇觀念的致命內傷：“對于我們民族的喜劇傳統，人們應當自覺地揚棄那種極易流為面對現實苦難的一種低調的 補償性的精神滿足的傾向”。《論稿》不僅前溯中國喜劇的歷史，還將民國喜劇延伸到40年代中國現代喜劇的黃金期。至此，中國喜劇已基本完成由古典形態向現 代形態的歷史轉型。同時，作者還將民國喜劇與社會、時代緊密結合，探討了喜劇發生與發展的外部規律。在這種歷時性文化視野的縱向觀照中，30年代民國喜劇 的觀念形態和藝術成就便得以彰顯。

　　從西方的文化視野看，中國現代喜劇觀念的生成，一方面需要對傳統喜劇觀念進行揚棄，另一方面也需要西方喜劇理論進行激活。因此，《論稿》認為亞 里士多德之后，喜劇是模仿“壞人”與表現“丑惡”便成了西方人理解喜劇本質的一種普遍觀念，以諷刺和嘲笑為主的否定性喜劇也成了西方喜劇世界的主角。經過 莫里哀和哥爾多尼時代，直至黑格爾、別林斯基開始，西方喜劇理論的思辨深度才有了質的飛躍。作者詳細論述了對中國社會及意識形態都產生深刻影響的馬克思的 喜劇觀念，獨具慧眼地指出了王國維深受西方生命哲學影響卻鮮為人知的喜劇觀，即以諷刺和幽默兩個關鍵詞為軸心建立起的“痛苦說”。這是王國維對于中國現代 喜劇觀念最大的理論貢獻。王國維之后，林語堂對歐美幽默思想的借鑒、丁西林對英國近現代喜劇的吸收、陳白塵對俄國果戈理喜劇的拿來，等等，都是吸納西方文 化的自覺行為。正是在中國喜劇界面向西方博采眾長的橫向文化觀照中，作者全面展現了民國喜劇繁榮的西方影響源流，使其論述在中西文化的遇合中建立起深厚穩 健的根基。

　　第二，加重了喜劇作品的個案研究。《論稿》新增加的10余萬字，主要集中在這一部分。喜劇研究如果只有理論闡釋而沒有作品分析，理論研究顯得空 泛；如果僅有作品分析而無理論闡發，作品解讀顯得缺乏深度。丁西林、徐訏、李健吾、陳白塵等喜劇家個案研究的增添，實現了喜劇觀念研究與喜劇作品研究的有 機結合。如第六章《徐訏的喜劇》，作者認為徐訏為中國幽默喜劇藝術增添了“新的因素”，作出了獨特貢獻：幽默的喜劇與機智的話語、神秘的詩意和奇詭的哲 理、佯謬式的結構范型。而“佯謬式的結構范型”為“徐訏喜劇所獨有”，這種“發現”不能不說是一種真知灼見。

　　第三，不斷完善已成研究成果。作為一位“深挖式”學者，張健已在中國現代喜劇研究領域打出了一口“深井”，甚至打出了一眼“清泉”。無論是宏觀 的喜劇理論研究，還是微觀的喜劇作家和作品研究，作者都能反復探研，不斷加大研究的深度、廣度和力度。僅以李健吾為例加以闡明。《論稿》之前，作者已發表 多篇專論，多層面闡述了李健吾的喜劇創作和喜劇觀念。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對李健吾的每一次闡釋都有新的發現和新的突破。那么，為何如此偏愛李健吾？在作者 看來，李健吾是“最易被忽視”，對其研究也“最為薄弱”。但也正因其研究的“薄弱”，才可能有更大的創造性甚至原創性闡發空間，而實踐證明果真如此。有學 者認為李健吾的《這不過是春天》是“悲劇”，而作者在通過深入研讀得出它是一部“喜劇”的結論。這一觀點被作者寫入之前的《中國喜劇觀念的現代生成》《中 國現代喜劇史論》等多部著作。到了《論稿》，作者在這一結論后又增加了一個“腳注”，即2009年的新史料：1936年，李健吾曾委婉地表示過，該劇實際 是出“喜劇”，是獻給妻子的生日禮物。可別小瞧這個“小注釋”，它反映的可是“大問題”。這個注釋，既佐證了作者當年判斷的準確，使其立論因李健吾本人的 表述而更加令人信服，又體現出作者及時跟進研究的最新信息和嚴謹的治學態度。

　　在中國，戲劇學研究屬于“又小又偏又冷”的學科，研究者原本就不多，研究喜劇的就更少，而能30年傾心研究喜劇者更是少之又少，張健就是這少之 又少中的一位，這種鍥而不舍的執著精神和學術追求令人感慨不已。值得欣喜的是，如今，張健已構建起屬于自己的中國現代喜劇研究體系，為中國現代喜劇研究作 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