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以軍：想做赫拉巴爾式的城市人類學采集者

丁楊/攝

　　《臉之書·砸碎的時光》、《臉之書·種樹的男人》，駱以軍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55.00元

　　我希望《臉之書》可以讓大陸的讀者看到另外一種臺北。其實我是宅男，沒那么多認識外界的機會，也沒有長期穩定的工作，更沒有像莫言啊賈平凹啊那樣的鄉村生活經歷，我的家庭也不是大家庭，所以我這些方面的經歷很單薄。我特別想要成為像赫拉巴爾那樣的作家，寫出《底層的珍珠》，像一個城市人類學的采集者。

　　十年前，不到四十歲的臺灣作家駱以軍已經寫出了《紅字團》、《月球姓氏》、《遣悲懷》等為文壇注目又獲讀者認同、獎項肯定的作品。他對小說寫作心懷虔敬，幾乎是不管不顧地全情投入，寫作之于他是非常辛苦又如此享受的神圣之事。就在那時，或為稻粱謀，他接了《壹周刊》的專欄，以每周一篇的頻率寫臺北蕓蕓眾生的故事，這一寫就寫到今年被停掉為止。

　　新近在大陸面世的《臉之書》即源自這些專欄文章，這些篇章經駱以軍精選，以兩本書的體量呈現。雖然不同于他的代表作《西夏旅館》那樣在主題、篇幅、結構和氣勢上才情洋溢、野心勃發，但書中出沒在臺北的那些形形色色面孔，連同他們五味雜陳的人生，以或現實或魔幻的方式，被講述或評議，有著生動、鮮明而獨特的意味。

　　對于很多作家來說，寫小說特別是寫長篇小說才是要緊事，至于寫專欄文章，更像是寫小說寫得太勞神費力后的某種調劑，看輕專欄寫作者不乏其人。駱以軍也聽到過文學前輩或同儕對其寫專欄的告誡，諸如這樣會把文學手感寫壞、浪費素材等等。可他從未以敷衍之心去對待那每周筆下的兩三千字，反而將小說寫作中的“較真”帶過來，費心搜羅、耳聞目睹，從一個側面觀察他生活著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像做拼圖一樣，一篇篇勾勒出臺北的眾生相。

　　駱以軍對本報記者談及《臉之書》的寫作，坦言其中有為生計的成分，但他對這部作品相當看重。他說這個主題的寫作受到本雅明《單向街》的啟發，他想要像赫拉巴爾那樣寫出屬于他自己的“《底層的珍珠》”，也期望讀者能從這些文章中讀出有別于張大春、朱天心、舒國治筆下的駱以軍的臺北來。

　　讀書報：四年前采訪你時你說會為了生計接一些寫廣告文案或專欄的活，當時有前輩作家還為此告誡你，不過你認為寫專欄是種鍛煉。《臉之書》是專欄結集，雖然是一個個短篇構成卻有不輸給長篇小說的獨特魅力，這似乎印證了你對專欄寫作的看法。

　　駱以軍：《臉之書》來自我在《壹周刊》上寫了十年的專欄。不過這個專欄今年被停掉了，我就比較慘，得要一直去接外頭的活。之前我也沒怎么存錢，都是靠這個專欄的收入。可是你看，在西方，像是福克納這樣的作家也是一直在為經濟所困。

　　我覺得《臉之書》的寫作對我是有意義的，書里的內容是我從比較晚近的專欄中篩選出來的。早期的專欄結集出了《我們》，那個我也蠻喜歡，那時三十出頭，有種每一篇都是把青春時期的真實經歷寫成個故事的感覺。寫這些專欄的過程中確實有長輩或好友勸我，叫我別那么奢侈地把這么多的故事、素材隨便用在專欄文章里，至少留著寫短篇小說用。可是他們不知我的處境，我心目中認定的寫作肯定也還是寫長篇，但我生活在臺北，又有小孩，需要維持基本的生存。我很感激寫專欄的機會，我沒有用書評、時論和游戲文章去敷衍。幾乎每一篇專欄我都當做是文字的素描練習。

　　寫完《西夏旅館》之后，我有蠻長的低潮時間。2008年我在臺灣出版了《西夏旅館》，今天離那時已經很久了，可是我到大陸來還是跟我談《西夏旅館》。如果我是個對自己的創作很嚴格的作家，就應該花大力氣把《西夏旅館》在我心里洗掉。幸運的是我已經寫完了一部長篇《女兒》，這部作品從文字到視覺設定到劇場打開般不斷趨近的結構，都跟《西夏旅館》完全不一樣。

　　讀書報：據說《臉之書》書名由Facebook(臉書)而來，“臉書”這樣的網絡交流方式一方面打破了人與人交流的空間阻隔，另一方面未必不是加劇了現代人的孤獨感。從你書中所寫的這些人和他們的故事里，能讀出一種傷感和悲憫。

　　駱以軍：也不光是對現代人這種交流方式的悲憫。這里我想提一下本雅明的《單向街》(大陸譯本為《單行道》)，他在寫《單向街》時充滿感傷和懷念，他不是小說家，寫作模式是懷著古典教養的哲思短篇，作品中滿是發著靈光的藝術氣質，是人們對真實時光中發生過的事情的珍惜。記得那里邊有一篇叫《全景幻燈》，記錄他一趟穿越歐洲的旅行。而這一整本書的結構就是用全景幻燈的概念。他那個時代沒有臉書也沒有微博，他試圖在作品中呈現這樣一種觀看方式——放在游樂場的長橢圓形機臺，每個機臺有很多窗洞，里面循環放幻燈片，這些幻燈組成完整的故事。你或許不是從第一張開始看，但看到最后你會有默契。最終每個觀看者都看了完整的幻燈片，可是每個人觀看的次序不同，腦中對故事全貌就會有不同的理解。我當然沒有能力做到本雅明那樣，不過《臉之書》中的一些想象是受《單向街》的啟發。

　　讀書報：既然《臉之書》中的文章絕無敷衍之作，那么寫得好好的專欄為什么停掉？

　　駱以軍：《臉之書》中的這些篇章是《西夏旅館》之后寫的。寫《西夏旅館》時感覺太爽了，對文字的那種動員簡直是激爽。可是當時每個禮拜要交一篇專欄，我就從寫好的長篇小說中“切一段”發過去。那時有前輩覺得我是用專欄拼貼成《西夏旅館》，其實我是寫完了《西夏旅館》再切成專欄交出去，哈哈。后來他們發現我的專欄在周刊讀者中的閱讀率特別低，加上我寫《女兒》時又犯了老毛病，那時我寫得力氣耗盡，就把其中的若干部分拿去發專欄，他們不開心，專欄就停掉了。

　　我不知道臺灣的小說家和大陸的小說家是否各有各的苦處，在臺灣，即使你成為小說寫作這個行業里拔尖的，也還是免不了“餐風露宿”。這有個好處，不會擔心被圈養在一種舒服的狀況里。基本上，作家免不了強迫去撕裂自己，跟這個世界持續搏擊。我不能說，哦，我已經練了《西夏旅館》的功夫，就此形成自己的小宇宙。我得用這一套再衍生出我觀看世界的方式，重建，對我來講特別痛苦。

　　讀書報：《臉之書》的腰封和宣傳文案上都提到這是“臺北一千零一夜”，我反而覺得你的這些短篇更像現代都市版的《聊齋志異》，那種市井氣，小人物的卑微與困境，那種現實生活中的超現實一面，乃至那種笑中帶淚的諷喻意味，都和《聊齋志異》相似。

　　駱以軍：哈哈我好喜歡你這個比喻。

　　讀書報：我知道你有在咖啡館、小旅館寫作的習慣，書里這些故事是從那些地方聽來的還是來自“臉書”？你不會像傳說中蒲松齡那樣專門擺個茶攤引人來提供故事吧？

　　駱以軍：哈哈，不是不是。我是打工型的文字偵探，不是開茶館的私家偵探。這些故事是我很辛苦很好奇地“偷來”再拼裝的。沒辦法，我每個禮拜都要賣文為生，得去找這些故事。

　　這些年很多個人風格很強大的臺灣作者到大陸，比如舒國治。我現在發覺在臺北，常混那一區的小文青心目中的臺北就是舒國治的臺北。也有之前朱天心的《古都》里的臺北地圖甚至張大春的《城邦暴力團》里的臺北。我希望《臉之書》可以讓大陸的讀者看到另外一種臺北。其實我是宅男，沒那么多認識外界的機會，也沒有長期穩定的工作，更沒有像莫言啊賈平凹啊那樣的鄉村生活經歷，我的家庭也不是大家庭，所以我這些方面的經歷很單薄。我特別想要成為像赫拉巴爾那樣的作家，寫出《底層的珍珠》，像一個城市人類學的采集者。

　　讀書報：很多時候，一個地方或者一座城市與一位作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赫拉巴爾和他的捷克小城，比如莫言和他的高密。而你在《臉之書》中寫了那么多臺北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也有不少對這個城市的描述，你怎么看待你和臺北的關系？

　　駱以軍：對我來講，臺北很像是在陰陽界、換日線。到了我這個年紀，我的左眼看著過去右眼看著未來。左眼看的和朱天心、本雅明他們比較類似，我在永和長大，那里不是大城市，小時候沒有那么多高樓大廈，大家擠公車。那里有日本留下的規劃得不怎么好的小巷弄、小棟房，擠在一起像迷宮像十二指腸，發生火災時消防車都進不去。我從三十八九歲住到臺北市區，租房子，家很小，書房亂得完全沒有風水，沒辦法寫稿。十年來我寫稿都是打游擊戰，背個書包，里面裝著紙和筆，我有能力專心地進入寫作狀態，旁邊再吵，我都能寫。

　　我重翻《臉之書》，會覺得里面的很多篇都像是在做很純粹的小說的發動，它像我自己的一個練功譜。如果有晚輩看到這本書，里面有很多個兩千字三千字，已經是一部短篇小說的發動，可是我不把它發動完，點到為止。

　　讀書報：《臉之書》里那篇《丟棄難》讓我印象深刻，文章中記錄的那位前輩作家，向你講述他到各地活動時對如何處置收到的很多作者贈書深感為難，特別是你在文章中那個關于來自大街小巷彼此無關的書嘩啦啦飛進一個異地人的旅館房間的意象。面對互聯網上海量的文字，面對誠品書店里滿坑滿谷的新書，作為作家，你是否有過寫作上的幻滅感？

　　駱以軍：那篇里那位前輩作家就是寫張大春啊，他特別逗。臺灣印刻出版公司的老板初安民有一次跟我講，他決不讓作者去看他存書的倉庫。那些作者以為他們的作品都放在大書店里，實際上大批的書堆在倉庫，真實的結局是被壓成紙漿。我光聽到就覺得死也不要去看，那會讓我瞬間崩潰，再也不想寫了。大約十五年前，我去敦南誠品，那時我已經出了三本書。去誠品翻翻，不止是我剛出了兩個禮拜的一本書那里沒有，整個誠品的書架上也沒有我任何一本書，可是我已經為此寫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