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用小人物寫大歷史

　　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歸來》廣受關注，而原著——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新版。

　　小說《扶桑》、《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梳理嚴歌苓的創作脈絡，她的作品主要集中在邊緣女性這個視角，探索她們的命運遭遇。作為轉型之作，《陸犯焉識》把視角轉向了男性知識分子，敘述嚴歌苓祖父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堅守。記者近日就影視改編、寫作手法等問題采訪了嚴歌苓。

　　影像：讓人物從小說里走出來

　　記者：影像化了的感情對比小說的感情，您覺得哪一種更有優勢，對讀者來說想象的空間更大？

　　嚴歌苓：這就要看你是讀者還是影迷了。讀者可能覺得電影不能讓他感到像書這么豐厚、立體，其實小說有一半的工作是給讀者的，要讀者幫助作者來建構人物，這種快感是一種勞動的快感、動腦子的快感，但是觀影會被動一些。

　　記者：其實電影《歸來》非常溫暖，您的原著是希望表達愛情還是一種知識分子對自由的追求？

　　嚴歌苓：小說主人公的原型是我的祖父。對我祖父的記憶都是那種碎片式的，我需要用我的虛構能力，想象出我的祖父。整部小說寫完后，我發現對自由還是蠻在乎的，并改寫了小說的開頭。我去了一次青海，就聽當地有人說：“上世紀60年代黃羊都已經跑印度去了。”很不在意的一句話，讓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感覺，于是有了現在的開頭：一大群人來開墾，把黃羊的自由給剝奪了。

　　記者：您怎么看陳道明和鞏俐的表演？是不是演出了那一代人的感覺？

　　嚴歌苓：陳道明從氣質上本身不用演，就已經很接近我的祖父。他有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氣質，他可以不費勁地找到那個感覺。我祖父留下了一些老照片，也戴著眼鏡，我覺得他們身上都有一種讓你產生距離的感覺，這種距離是你不會打破也不讓你打破的。馮婉喻(電影字幕為“馮婉瑜”)是一個水鄉女子，上海書香人家嬌小單薄的那種女人，我在小說里面描寫她是很白皙，有半透明的那種感覺。鞏俐整個表演讓我深信她就是馮婉喻。

　　敘事：個人史匯成大歷史

　　記者：您創作過一系列文學作品，《陸犯焉識》在您的創作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本書作為轉型之作，體現在什么地方？

　　嚴歌苓：轉型指的是我一向寫的主角都是女性吧，這次則以男性為主人公。

　　記者：電影拍攝只截取了小說的最后幾十頁，這是讓您最吃驚的一次改編嗎？

　　嚴歌苓：張藝謀在短短100分鐘里，把小說的主題——一對男女歷經浩劫發現彼此相愛，即男女主人公相互尋找，變成了一個寓言，我很佩服張藝謀導演。這個故事用一種人類共通的情感呈現方式，已經打破了年齡、時代和種族的界限。

　　記者：寫這種大歷史的過程中，有什么經驗和教訓嗎？

　　嚴歌苓：我的想法是用中國各種各樣的人物，如小人物、精英分子等的個人史來寫我們的大歷史。給他們每個人編一個個人的編年史，實際上把這個大歷史就寫出來了，這是很有意思的寫作過程。

　　記者：上了年紀的人會跟主人公有一些交集，對于“80后”“90后”觀眾，您希望帶給他們什么？

　　嚴歌苓：我倒真還沒有想到。我覺得作家都是很自我的，我寫作是因為自己一定要寫，我心里很少有預期。

　　記者：有些專家拿中國電影和好萊塢電影進行比較……

　　嚴歌苓：好萊塢寫的英雄身上都有非英雄的部分，通過塑造一個非英雄最后得到的結果是一個真英雄。

　　等待：喚醒對苦難的記憶

　　記者：本書的敘事充滿苦難，您希望這個作品起到什么作用？

　　嚴歌苓：什么作用我沒有想到過，我只覺得民族不應該失憶，很多不快樂的記憶是會讓我們、讓我們這個民族成長的。弗洛伊德說，人記憶的選擇性是有助于他身心健康的，因為心理有一種防御、保護意識。我們民族有太多令人不快的苦難記憶，一些年輕人現在不是有意識地選擇失憶，而是主動失憶，有意識地不聽這樣的故事。

　　記者：電影和小說中，女主人公馮婉喻失憶了，您覺得需要喚醒的，除了馮婉喻還有別的什么人和事嗎？她等待的是陸焉識這個人嗎？

　　嚴歌苓：她的這種等待已經升華了，是一種形而上的等待。實際上陸焉識已經回不到馮婉喻的身邊，因為陸焉識不是原來的陸焉識了，而且陸焉識也等不回原來那個馮婉喻了。

　　我覺得陸焉識悲傷的時候是他年輕的時候，在生活中磨礪了那么長時間后，他后來是不應該悲傷的。如果自己能夠選擇流放地去自我放逐的話，他一定不是悲傷的人，他能夠從悲傷里面穿過去。一個人經歷了所有的苦難以后，會產生一種不計較的態度，或者說他已經走出了苦難，給了苦難一種解釋、一種了斷。

　　記者：您現在在寫什么題材的作品呢？

　　嚴歌苓：我是大作品插著小作品寫，寫《陸犯焉識》這樣一部書很累，刪掉10萬字之后，成書30萬字。我喜歡自由，但對自己的自由要有所把控，比如早上9點到下午4點我是不開電話的，這段自由我就鎖定了，思考、讀書、寫作。

　　記者：電影《金陵十三釵》您打了90多分，電影《歸來》您打多少分？

　　嚴歌苓：我打9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