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莎士比亞誕辰450周年,莎翁早已因他的劇作而蜚聲全球,英國文化也因而被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可見戲劇藝術之力量不可小覷。而堪與西方戲劇比肩的戲曲同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把中國古典戲曲翻譯成外語,自然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條理想途徑。
日前,“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叢書的第一批成果由外研社出版,為送中國傳統文化“出國”提供了一個新的嘗試,該叢書的翻譯策略也為今后的戲曲翻譯乃至中國古典作品的翻譯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
“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的大教師”
“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的大教師”是陳獨秀在1904年《安徽俗話報》上發表的言論,雖然“戲子”一詞的輕蔑意味不足取,可他的話糙理不糙。在古代中國的許多時期,受教育對廣大平民來說是一項較為奢侈的權利,多數人了解歷史、與本民族傳統文化產生認同往往并非通過書本教育,而是通過戲曲欣賞這種更通俗、更易接觸到的渠道,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許多并不能識文斷字的人說起忠孝節義來卻頭頭是道,為什么在信息傳播相對困難的古代,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體認、守護能在最廣泛的民眾間代代相傳。
“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叢書主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何其莘也正是看重戲曲的這一特點,“我認為戲曲這種形式比小說、詩歌等貼近生活,對人們影響更大,也更能反映作品誕生時期民眾的喜怒哀樂和真實的生存狀況。”因此,在斟酌將什么樣的中國故事講述給西方的時候,他首先就想到了戲曲。
其實這個念頭早在30年前就縈繞在何其莘腦海中了。上世紀80年代初,何其莘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做莎士比亞研究,發現西方學界對中國的相關研究成果所知甚少,中西方戲劇方面的交流做得很不夠,于是他就打算將中國的研究成果乃至中國的戲曲翻譯成英語,介紹給西方世界,怎奈當時美國的眾多出版社都覺得這樣的書太過專業,沒有足夠大的讀者群,因而這個想法就擱置下來了,如今才得實現。
“讀者意識”是關鍵:
寫給有英語閱讀能力的普通人
30年前未能實現的夙愿倒是給何其莘當下的工作提了個醒,“我們今天的中國人閱讀古代漢語尚有困難,如果把古典戲曲劇本直接翻譯成英語,外國人肯定看不懂。”何其莘懷著這樣的擔憂,慎重地擬定和設計了這套叢書的譯者和寫作方案。“我們這套書的目標讀者不是外國的國家領導人,也不是海外的漢學家,而是對中國文化有興趣、有英語閱讀能力的普通讀者。”因此,他選擇的譯者,絕大多數是上世紀80年代出國讀書,并留在國外任教的文化工作者。“他們不僅英文、中文的功底過硬,而且多年來接觸的正是我們預設的這些普通讀者。”
具體到寫作工作,也絕不是一句句把劇本翻譯過去就能了事的。為了摸索出最佳寫作方案,何其莘2008年親自做了一個昆曲《大鬧天宮》的翻譯。在劇本譯文之前,首先有三章介紹。第一章讓讀者了解《西游記》作者吳承恩的文學生涯,了解《西游記》中與《大鬧天宮》有關的故事情節;第二章則對昆曲進行概要的介紹,從服裝、道具到音樂、唱腔,不求深刻,但要全面;第三章則著重介紹孫悟空形象集中了哪些中國文化的要素。這就使得讀者在閱讀劇本之前,先對與之相關的文化背景有了認識。而翻譯劇本時除了譯臺詞之外,對于臺詞當中涉及的中國文化的要素以及舞臺表演的效果也做了注釋。劇本譯文最后,還附有“昆曲ABC”,即一個昆曲小百科,供有興趣或閱讀中有疑問的讀者查閱。這樣一來,外國讀者接受中國戲曲劇本,難度就大大降低了。
這種寫作方式對“俘獲”預期中的普通讀者來說行之有效,“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叢書的寫作亦照此辦理:每本書的字數約為10萬,其中劇本譯文的比重只占三成左右,而正是另外那七成的文化知識介紹,保證了這看似微薄的三成能夠被充分理解和吸收。
不必拘泥于直譯,傳播好中國聲音最重要
可見,這套叢書的寫作全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翻譯,每本書幾乎都是以劇本譯文為中心的原創作品。何其莘說:“我覺得我們在對外宣傳中國形象的時候,沒必要拘泥于直譯的方式,完全可以節譯、選譯、編譯甚至改寫,只要傳達出中國的文化精神即可。”
這一“得魚忘筌”理念的產生,從翻譯家林紓那里受到很大啟發。林紓一生翻譯外國小說近250種,是中國近代以降最重要、最知名的翻譯家之一。而有趣的是,林紓本人不會外語,他的譯作都是請會外語的人將小說的大概情節講述出來,再由林紓增刪后,用古雅的文言寫出。因而林譯小說的許多情節并不忠于原著,但是其典雅的語言和純正的文學趣味卻滋養了包括魯迅在內的一大批新文學作家。何其莘相信,經過專家們考量加工的這套叢書,定會與林譯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套叢書目前計劃出版23本,現已出版了9本,收錄了包括京劇《白蛇傳》、《秦香蓮》,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昆曲《西廂記》以及河北梆子《鐘馗嫁妹》等多個劇種的多部經典劇目。這是一次浩大的工程,更是一次勇敢的試水,或許這種翻譯模式會給中國古代典籍的翻譯和對外推廣帶來新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