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國教育出版的引領者

——六問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長蘇雨恒

　　2014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走過了一個甲子。

　　60年來，高教社伴隨新中國教育和出版事業的發展不斷壯大，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符合中國國情、體現國家意志、代表國家水平的精品教材。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高教社經受了60年的風雨洗禮，凝聚了一代代高教人的勤奮與智慧，在新中國的人才培養史上寫下了獨具特色的篇章。在建社60周年之際，《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就高教社60年的改革發展成績，對社長蘇雨恒進行了專訪。

　　一問 60年經歷了什么

　　三場戰役 兩大轉變 多種精彩

　　《中國新聞出版報》：高教社60年的發展史，實際上也是新中國教育出版的發展史。能否簡單回顧一下高教社60年的發展歷程？

　　蘇雨恒：從宏觀上看，高教社的60年，以1983年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立、恢復獨立建制為界，可粗略地分為前后兩個30年。

　　前30年，最能代表高教社歷史貢獻的是三場教材建設攻堅戰。

　　1954年建社之初，國家下達給高教社的任務是：翻譯出版蘇聯教材中譯本，滿足我國高等學校理科、工科、農科和社會科學等學科和中等專業學校教學用書需求。這是高教社建社后解決教材有無問題的第一場“硬仗”。高教人克服了初創時期人才匱乏、基礎薄弱等困難，到1957年12月，出版了蘇聯高等和中等學校教材中譯本944種；1958年、1959年，又連續出版了413種。這些教材基本滿足了當時各高等和中等專業學校相關基礎課和基礎技術課教學的迫切需要。

　　1960年，高教社與人教社合并，原高教社的員工大批下放，剩下的21名編輯人員迎來了第二個教材建設攻堅戰——編輯、出版國內自編高等學校通用教材，解決“大躍進”和“教育大革命”帶來的教材短缺問題，保障1961年秋季開學供書，中央要求做到“從無到有，課前到手，人手一冊，印刷清楚”。這支21人的小隊伍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頭，他們經過150個日夜的奮戰，針對高等學校基礎課程教學需求，共選編出版全國通用教材200余種，再一次勝利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的教材建設任務。

　　“文革”后，“教材荒”問題十分突出。鄧小平提出要使1978年秋季入學的新生都有新教材使用，實現“課前到手，人手一冊”，高教社迎來第三個教材建設攻堅戰。高教人在尚未拆除的抗震棚內，在酷暑中堅持工作。他們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辦法來協調編輯、出版、印刷、發行等各個部門，保證教材按時出版、及時供應。經過努力，第三場戰役取得了完勝，課前到書率最終達到了95%以上！

　　1983年5月，高教社與人教社分立，恢復獨立建制。在基本解決改革開放初期學校面臨的教材缺乏問題后，高教社逐步向承擔國家規劃教材出版任務與自主研發、自主經營相結合轉變。此后30年里，高教社是重大教育教學改革活動的積極參與者和支持者。我們積極參加了“六五”“七五”直至“十二五”國家級教材規劃的建設，是出版任務的主要承擔者，在激烈的競爭中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高教社大力支持和積極參與了“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出版了幾乎全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我們承擔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的出版任務，等等。在數字化、國際化方面，高教社也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我們承擔了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計算機輔助教學軟件的研制開發與應用項目、新世紀網絡課程建設工程；我們實施了世界范圍內不多見的中國首個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我們通過精品教材和高水平數字化資源的有機融合，實現了原有優秀品牌教材的數字化升級。我們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和文化走出去，24個語種的國際化產品行銷世界60多個國家和地區；憑借在版權產業發展和版權保護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高教社成為國內唯一榮獲“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創意金獎——單位獎”的出版機構。

　　在后30年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特別是黨的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高教社進一步由事業單位向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轉變，直至2010年完成轉企，進入中國教育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重組改制，進入中國教育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體制與機制這兩大轉變，給高教社接下來的30年注入了新的發展活力，使高教社在復雜多變的出版市場競爭中繼續保持引領地位，始終走在我國出版行業的前列。

　　二問 60年變革了什么

　　體制 機制 布局

　　《中國新聞出版報》：在出版業改革發展大潮中，高教社走在了同行的前列。請問，這60年中改革發展的關鍵點是什么？

　　蘇雨恒：這60年，高教社改革發展的關鍵點，首先就是體制與機制的變化。體制的變化緣于國家對文化出版事業改革發展的總體戰略部署和要求，高教社是貫徹落實這一戰略部署的排頭兵。我們在國內較早和較徹底地完成了轉企改制工作，走在了行業的前列。與之相適應，我們根據單位實際與時俱進地調整和改革內部組織機構、管理模式、經營方式、用人制度，逐步建立起能對市場作出靈活反應的內部管理機制。

　　由生產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并且逐漸培養起對市場的靈活反應能力，這對高教社來說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早在1984年就出臺了相關制度，打破“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平均主義分配辦法。之后的30年，我們不斷根據實際需要出臺和修訂完善各類管理辦法、經營策略，不斷進行內部管理制度的改革、經營方式的創新，使高教社的整體管理水平、經營能力與事業的發展相適應。

　　與此同時，我們不斷調整和豐富產品布局，以適應和滿足來自國家、高校、學術團體和社會大眾對文化產品的需要。1985年，我們恢復了文科教材出版業務，并充分利用出版全國衛星電視教育中小學教師培訓教材、“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的有利機遇，使我社文史哲和經管法等學科的教材進入高校核心課和主干課領域；隨著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我們從出版中專技工學校的文化課、基礎課教材，發展為全面覆蓋整個中等職業教育出版領域。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我們又拓展了高等職業教育出版業務；近10年，高教社發力學術出版領域，成立了專門的學術出版部門，學術出版物形態涵蓋了圖書、期刊、電子和網絡出版物，在學術精品出版、走出去和版權引進等工作中取得了優異成績；近年來，在終身學習和建設學習型社會的大背景下，高教社將產品布局進一步向社會用書拓展，經過幾年的探索，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概括這30年來我們在產品布局方面的變革，從最初的只出版課程教材，到既關注課內，也關注課外；從服務師生，到服務社會大眾；從圍繞教育教學，到面向社會生活；從立足國內，到面向全球，高教社在全民閱讀時代，逐步探索出了一條獨具特色、品位高尚、質量一流的“全民閱讀、全面滿足”之路。

　　三問 60年堅守了什么

　　植根教育的理念與文化

　　《中國新聞出版報》：60年一甲子。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高教社是依靠什么樣的文化和理念支撐了自身的不斷發展？

　　蘇雨恒：60年經歷了很多，也變化了很多，但一直堅守和不變的是“植根教育、弘揚學術、繁榮文化、服務社會”的辦社理念。“植根教育”是核心、是根本，高教社生于教育、長于教育、責任于教育。教育事業為高教社提供了強大的生命力源泉，教育事業改革發展給高教社提供了生長的土壤。高教社在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中發展壯大了自己。幾代高教人堅持改革創新、團結奉獻、追求卓越，在關鍵時刻抓住了教育改革發展的大好機遇，才成就了今天的高教社。

　　高教社始終與中國學術研究同發展、共成長，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有特色的學術產品，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文化積累和學術支撐，推動了中國學術在世界范圍內的有效傳播。繁榮和傳播中華優秀文化也是高教社一直在做的，我們出版了一批傳播優秀民族文化的作品，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和很好的社會效益，更旨在通過出版行為，引導社會和大眾的閱讀方向，從而達到提升國民素質的目的。我們一直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并重，在謀求企業效益的同時承擔社會責任，服務社會。近10年來，高教社共捐資3300多萬元、捐贈圖書近3000萬碼洋，積極支持學習型社會建設活動，支持各類公益事業。

　　高教社始終高度重視、大力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把企業文化建設融入企業經營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全過程，打造了與出版社實力、地位相匹配的優秀企業文化。我們堅持“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核心，致力于“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多年來我們堅持入社培訓制度化、崗位培訓全員化、進修學習高端化、海外培訓經常化，這些靈活多樣的培養、培訓方式，幫助員工樹立了創新思維和開放理念，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編輯、管理和營銷人才，有力支撐了高教社事業的持續發展。

　　四問 60年留下了什么

　　品牌 資源 人才

　　《中國新聞出版報》：高教社建社60年來，您認為最寶貴的歷史財富是什么？

　　蘇雨恒：首先是品牌。品牌教材就是高教社的生命。經過幾代高教人60年的艱苦努力、辛勤付出，高教社在教育出版領域打造了眾多在高校和行業內廣受好評的品牌。在主要依靠翻譯出版蘇聯教材的年代里，高教社開啟了我國較大規模組織國內高校教師自編高等學校教材的歷史。我們出版的《熱力學》《物理化學》《物質結構》《高等數學講義》等教材在各自領域內產生了深遠影響。上世紀80年代，高教社順利完成了國家“六五”和“七五”規劃制定的教材建設任務。此后，從“八五”到“十二五”的國家級規劃教材，高教社都是主要承擔者，并取得了突出的業績。這顯示了我們的實力和地位，體現了品牌的影響力。

　　1994年起，高教社出版了近千種“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不僅在我國教材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同時通過該系列教材形成的高教社品牌價值，在近20年和未來更遠的時間里將持續發揮影響力。

　　品牌為我們帶來了市場，帶來了作者和讀者對我們的信任，也帶來了國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和相關部門的認可和支持。我們承擔了高校思政課教材、“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的出版任務，承擔了國家精品開放課程建設任務的組織實施，等等。這些工作的承擔都與對高教社品牌的認可密不可分。在教育領域，無論是知名的專家、學者，還是初出茅廬的學界新秀，都以能在高教社出版自己的科研成果為驕傲，這是高教社品牌獨有的魅力。

　　高教社品牌不僅在國內享有較高的聲譽，在國際出版舞臺上，HEP(高教社英文簡稱)也同樣具有魅力。高教社于1985年開始邁出了國際交流的步伐，如今，高教社版權輸出數量在全國單體出版社中連年名列前茅。

　　對高教社來說，60年來與品牌同樣留下來的就是豐富的、高水平的作者資源、讀者資源、內容資源和市場資源。60年來，高教社以教育為紐帶，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以科學家、院士、學科帶頭人、著名專家學者和有杰出成就的中青年學者為核心的作者隊伍，穩定而龐大的讀者隊伍。作者的信賴和托付、讀者的認可和肯定，是高教社發展的不竭源泉和動力。我們也積累了大量的內容資源，當然包括大量珍貴的數字化內容資源，我們通過統一的信息化管理平臺，建立了全面的資源共享和調配體系，可進行“多元同步出版”。未來，這些都會成為高教社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支撐和寶貴財富。

　　60年來，高教社通過大力改革用人機制、內部加速培養與外部積極引進等多種方式，提高干部、職工的整體素質，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編輯、管理和營銷人才，形成了支撐高教社事業發展的人力資源。“十二五”期間，我們提出“人才強社”戰略，將進一步通過多種方式培育更加適應市場化、社會化、數字化和國際化挑戰的人才隊伍。

　　五問 未來面臨著什么

　　市場變化 競爭加劇 轉型升級

　　《中國新聞出版報》：高教社目前主要面臨什么樣的機遇與挑戰？

　　蘇雨恒：在這里我想重點談談未來教育出版行業面臨的幾大挑戰。

　　首先，高教社是以教育出版為主的綜合性出版社，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這10多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事業發展最快的一個時期。這10多年為教育出版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得益于教育事業的跨越式發展，得益于教育市場、教育規模的高速增長，高教社也實現了跨越式增長和發展。2008年后，教育出版發展空間增長放慢，甚至由于結構性的調整變化，局部呈下降趨勢。這是教育出版要面對的客觀形勢。從學校教育和學歷教育來看，目前國家的招生計劃仍然有一定的增長，但實際上，因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同省份情況不同。一些經濟社會和文化教育發展水平比較高的省份，不同教育類型和教育層次開始出現結構性調整，教育資源在重新配置，教育出版市場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同時，以教育信息化和教育現代化建設為根本任務，教育教學改革不斷深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需求的變化，我國的教育結構繼續調整優化，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也正在發生變化。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教育領域綜合改革進一步向縱深發展，將對教育出版產生深刻影響。這些都是教育出版需要密切關注的大趨勢。教育出版自身必須積極地適應這些變化。

　　其次，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化，出版社成為市場主體，很多出版社在尋求發展壯大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的發展戰略、發展方向轉向市場相對穩定的教育出版領域。我國近600家出版社，可能有400家甚至更多在做教育出版。很多原來不以教育出版見長的出版社，在制定“十一五”“十二五”時期發展戰略時，都前所未有地強調進軍或發展教育出版業。這無疑加劇了教育出版市場的競爭。同時，國際出版商加速涌入中國市場，使中國出版企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和緊迫感，各種資源爭奪的競賽迎面而來。

　　再次，數字化時代，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不僅給傳統出版業帶來轉型升級的壓力、機遇和挑戰，也給教育教學帶來機遇和挑戰，帶來深刻的變革。隨著教育信息化的進一步發展，教育教學的革命性變革時代已經來臨。以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MOOCs)和“翻轉課堂”(SPOCs)為核心的教學手段、教學方法改革方興未艾，對教育出版的深刻影響已初露端倪，或許教育出版需要重新尋找自身的角色定位。

　　六問 用什么贏得未來

　　守正出新 數字化 國際化

　　《中國新聞出版報》：面對以上的國際國內形勢與挑戰，高教社未來會在哪些方面迎難而上呢？

　　蘇雨恒：首先是要守正出新。未來，高教社要繼續自覺地把自身看作教育事業改革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繼續融入教育事業、服務教育事業，支持和參與國家教育事業改革和學校的教學改革。在堅持挺拔主業的同時，順勢而動，根據市場需求改造、構建內容資源的研發模式、生產模式、營銷模式等，繼續積極延伸發展業態。

　　數字化轉型升級是高教社未來著力發展的方向之一。高教社在數字化方面已經有了良好的基礎，我們建設的數字化學科專業資源庫，已初步形成了結合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立體化教學解決方案業務模式；開發的4A網絡教學管理平臺，創立了“教材+數字化教學資源+網絡平臺”的教學資源體系；高教社承擔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精品開放課程與共享系統建設項目”的組織實施工作，“愛課程”網集建設、展示、共享、應用為一體，對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推動優質教育資源共享、促進教育公平、服務學習型社會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些成果為高教社未來迎接數字化挑戰打下了良好基礎。2013年我們制定了《加強數字化業務，推動出版轉型升級工作要點(2013-2015)》，致力于全面提升在數字技術、信息網絡技術條件下開展教育教學資源研發、生產、營銷、服務的能力和水平，在數字化轉型升級工作中邁出重要一步。當然，數字化轉型升級是一項系統工程，任重而道遠，我們還將繼續大力加強產品研發，加強技術平臺和研發生產基地建設，提高數字化運營服務能力，創新數字化業務模式，完善數字化管理服務體系。

　　高教社一直十分重視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1985年，高教社邁出國際化步伐，與英國麥克米倫出版社合作，出版適合中國市場的大學英語教材《現代英語》。新時期，高教社與海外的交流合作進一步深化，已與包括眾多知名出版商在內的全球200多家合作伙伴開展了合作。2010年，高教社的《體驗漢語中小學系列項目》正式進入《泰國教育部推薦教材目錄》，標志著我國教材首次大規模進入國外主流教育體系。前不久，巴基斯坦總統侯賽因親自參加我社《烏爾都語漢語詞典》新書發布會，對我社在對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貢獻表示祝賀。未來，高教社將繼續深化國際合作的深度和廣度，無論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都爭取有更大的成果和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