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朱德群大師

姚鐘華與朱德群（左一）1985年在巴黎合影

　　朱德群先生于今年3月31日在巴黎去世了。而我太閉塞，不久前才得到消息。2011年夏，我在巴黎小住，本想去拜望，但有朋友告知，他因腦血栓已癱瘓臥床多年。于是打消了此念頭，不去相擾了。而今先生仙逝，頓感悵然。

　　我第一次見到朱先生的作品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時吳冠中先生因參加一個到非洲訪問的畫家代表團，途經闊別30多年的巴黎停留了三天。他見到了老同學朱德群，并帶回了這幅畫。我被那奇麗的色彩和躍動的筆觸所吸引所震撼。這是我第一次面對一幅“抽象繪畫”的原作，給我留下了至今難忘的印象。

　　1985年我有幸被中國美協派遣前往巴黎國際藝術城呂霞光畫室作為期半年的進修考察，同行的是畫家鮑加。較我們先期到巴黎學習進修的尹戎生、蔡亮、邢嘯聲、潘世勛等已在巴黎住了些日子。那時大陸畫家出國的還不多，旅法的藝術家對我們非常熱情關照。有前輩藝術家如呂霞光、代頑君、朱德群、熊秉明等先生，也有同輩的如彭萬墀、陳建中、盧伙生、潘英、陳啟躍等先生。趙無極先生深居簡出，很少見大陸畫家，但還是接受了在陳建中引領下我的拜訪，之后還給我寄來了一些畫冊。

　　這些旅法畫家無論來自大陸或臺灣，都經歷過艱苦的拼搏，漸漸融入西方文化中，有的已取得巨大的成就。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對中國藝術的發展也彌足珍貴。對于長期處在封閉僵化環境中的大陸畫家來說，他們像一群到西方取經的先行者，他們已替我們探索了幾十年。他們是東西方美術的橋梁，和他們交流，聽他們那些親歷滄桑的肺腑之言，使我們很快拉近了與西方藝術的距離，而接近其核心。至今想起來亦心存感激之情。

　　朱德群先生身材魁梧高大，為人謙和低調。他1920年出生于江蘇蕭縣白土鎮。祖父、父親均為中醫并雅好書畫。他自幼受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而習字作畫，1935年考入杭州國立藝專，深受吳大羽、潘天壽先生影響。抗戰時期隨藝專一路烽火，遷往贛、湘、貴、滇、川，跋涉數千里。后隨中央大學遷回南京，1949年又遷往臺灣，任教于臺灣師大美術系。1955年赴法，后來在巴黎定居下來，過著職業畫家的生涯。

　　我與鮑加每次都是隨尹戎生拜望朱先生的。那時他住在巴黎十一區的一座18層公寓的頂樓上。那頂樓有天窗畫室，還有個小陽臺。朱先生待人親切誠懇，一點沒有“大師”的架子。師母董景昭是東北人，也是高個子。后來我見到他們的兩個兒子，也長得高大健壯。在那里見到了朱先生更多的作品。有一次他從瑞士歸來，在車窗外是大雪飄飛的阿爾卑斯山奇異景色，回來畫了一批以黑、白為基調的大幅面作品。遠看如同水墨淋漓的山水畫；近看山巒樹石，高山流水不見了，只見縱橫揮灑的油彩和變化豐富的機理。和他通常辦展覽的做法一樣，展廳四壁是他的畫。中間的空間是他的摯友阿爾伯特·費侯的不銹鋼抽象雕刻。擺在一起互相映襯，相得益彰。

　　朱先生的畫作大筆恣肆，間以小筆游動的點線；用色或濃重或清雅，雜陳著寶石般的光斑，神秘而深邃。極富音樂性和節奏感。正如他自己說的“看一張畫就像聽音樂一樣”。吳冠中先生有感于他的作品常常表現出來的晶瑩奇麗。曾形容如“隔著水晶看狂舞而聽不到一點噪音，粗獷的力溶于寧靜的美”。我看他表現大自然的奇幻，卻常想到一些古人的詩句如“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杜甫)，他的畫有如精心釀造的美酒，醇厚而令人陶醉。有如“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李白)，而碧玉碗盛著透光的琥珀，就像朱先生某些畫的色調。他的作品確乎沒有描繪具體的形象，但卻是“象外之象”。它沒有情節故事，卻給人豐富的詩意的形象聯想。

　　抽象繪畫興起于二十世紀初。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類型：一是以蒙德里安為代表的，更具理性精神和幾何構成的“冷抽象”，雖然可溯源于自然形象，但已高度抽象化而遠離了自然形態。二戰后又派生出如極少主義、硬邊藝術、光效應藝術等諸多流派。另一類是以康定斯基為代表的，被稱為“熱抽象”的繪畫。更多地保留了對自然物象感性認識的因素。也更具有繪畫性和表現性。戰后崛起了抽象表現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如美國的杰克遜·波洛克、弗朗茲·克萊因等人。他們作品粗獷強烈，咄咄逼人。朱德群、趙無極先生應屬后一類，卻帶有東方文化清雅含蓄的抒情意韻。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他們能立足于當代藝林的原因。

　　朱先生知道我是昆明人，又是他的同學董希文先生的學生。對我講起了抗戰時期國立藝專遷移的往事。他說從貴陽到昆明，找不到車坐，他就一路步行到昆明，一路畫速寫，可惜都丟失了……他說他初到巴黎時，畫的還是具象的，較為寫實的畫。在1957年，當他看到法國抽象派大師斯達爾的大展，內心深受沖擊感染，從此決心轉向抽象繪畫。但作這種畫，畫家更要有豐富的想象力。他還說抽象繪畫只有近百年的歷史，還沒有產生像倫布蘭那樣的巨匠。他也不時流露出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崇敬。如對范寬倍加推崇，說他的《溪山行旅圖》是中國的第一杰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作品中，并沒有這些人的痕跡。那時他已在畫水墨畫——雖然沒有拿出來給我們觀賞，但師母向我詳細詢問過托畫的方法。

　　朱先生還把他的摯友，金屬雕刻家阿爾伯特·費侯介紹給我們。帶我們參觀了他的工作室——完全是個金屬加工車間。費侯在法國享有盛譽。從巴黎乘地鐵一號線往西，凱旋門的下一站，一出站門就能見到他為二戰時在北非立有戰功的格涅柯將軍作的巨大金屬雕刻紀念碑。其藝術語言來自意大利文藝復興時的大師烏切洛的戰爭畫——矛與盾的對抗。當然，那是銀白色不銹鋼的架構。我們考察期滿，即將離開巴黎時，在國際藝術城的展廳舉辦了展覽。巴黎的師友、一些不認識的法國人及住在藝術城的藝術家都前來賞光。朱先生及夫人也來了，這是對我和鮑加的鼓勵和指導。

　　離開巴黎回國后，收到過朱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您在國外看了許多國家的收藏，對您會有許多啟示，現在可安心工作了，這些啟示將隨著時間慢慢流露在您的畫面上……”我想這些啟示也包括朱先生給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