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院的口碑靠的是劇目的積累

　　《死無葬身之地》復排 國話保留劇目制推經典

　　劇院的口碑靠的是劇目的積累

話劇《死無葬身之地》劇照 寇云暮 攝

　　時隔17年，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劇作家薩特的經典劇作《死無葬身之地》 ，日前被國家話劇院復排后再度登上舞臺，馮憲珍、王衛國、徐衛、韓童生等人組成的黃金陣容悉數回歸。作為一部帶有政治色彩并蘊含存在主義哲理的極限“境遇劇” ， 《死無葬身之地》審視了人們在極端境遇中的“抉擇” 。親情、愛情、信任、背叛、恐慌、絕望，這些元素在極限環境下萌生出各種選擇的可能，是當“英雄”還是“懦夫” ，每個角色內心深處的靈魂在瞬間抉擇。該劇導演查明哲說，薩特的原劇作滿載著對哲理的審視、人性的透析，對話冗長厚重，充滿哲理思辨的艱澀枯燥，而少有舞臺色彩和人物性格，他在二次創作中，力求增加豐潤流動的色彩、鮮活靈動的性格和嚴謹有力的節奏。

　　原作只有兩處場景，除了閣樓就是審訊室，而查明哲把劇中人的生活做了延伸：一開始觀眾看到的是一群自由快樂的法蘭西青年在塞納河畔唱歌、跳舞，每個人都不乏情調和理想，連他們的快樂也是平常自然的，陡然突起的一陣炸耳刺心的機關槍響后，舞臺暗轉開始了閣樓上的一幕。

　　“序幕的增加，使觀眾由欣賞的平常心態同劇中人一齊跌入面臨酷刑和死亡的囹圄，接受對自我的深刻剖析，經受痛苦和死亡逼近的體驗。 ”查明哲說，他力求使個體生命里隱藏的生命動機顯現出來，讓觀眾感受血液的流動甚至靈魂的顫抖。

　　保留劇目是劇院立身的“生死線”

　　“演出盛況可謂一票難求。戲散場了，全場觀眾沒有一個退席，而且樓上兩排后面的觀眾都是站著看完了整出戲，然后站著和我們一塊交流。 ”國家話劇院院長周予援在近日在京舉行的《死無葬身之地》專家研討會上表示，這次演出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演出行為，這是國家話劇院建立健全劇院保留劇目制極為重要的一環。保留劇目制，是國家話劇院從去年開始啟動的一個計劃，保留劇目包括新創劇目、合作劇目和國外經典劇目，常態化地在國話自己的劇場里進行輪換演出，在劇目積累、傳承尤其是人才隊伍建設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死無葬身之地》這個戲做到了老中青相結合，其中有兩位演員就是我們從今年的應屆畢業生里招募過來的。 ”周予援說，除了《死無葬身之地》的復排上演，下面還會有《薩拉姆的女巫》 《玩偶之家》等國家話劇院幾十年的優秀劇目，劇院將一年一年地分別恢復和建立起來。“國際上的大劇院都有這樣的機制，靠劇目滾動來建立整個劇院完整的劇目形象和跟觀眾常態的聯系。一個劇院的風格定位、評價和書寫是由劇目漸進累積起來的。 ”周予援表示。

　　“劇本是經典，但根據劇本演出的劇目卻不一定是經典。 《死無葬身之地》是劇本和演出的雙重經典，看這樣的演出是一種幸福，一種奢侈的精神享受。 ”戲劇理論家譚霈生認為，像《薩拉姆女巫》 《紀念碑》 《死無葬身之地》這樣的經典劇目一定要多演�！耙粋�劇院的口碑不是靠吹的，也不是靠炒作的，更不是靠評論家們捧起來的，而是靠你演出劇目的水準和不間斷的賡續積累，保留劇目是劇院立身的‘生死線’ 。 ”譚霈生同時擔憂，頻繁的劇目演出不能替代遴選劇目的眼光，國家話劇院要演出原創劇目一定要精挑細選、去蕪存菁，如若平庸之作泛濫就會把經典淹沒。

　　要講究科學的演戲方法

　　“現在的不少劇組氛圍實在很差，別說研究劇本、深入角色、反復修改打磨，很多演員，尤其是青年演員根本不屑于對詞兒，說我們這是老一套。有些演員一到片場，就問我演好人壞人，我跟別人什么關系，之前從不做功課。 ”年逾七旬的著名演員李法曾拿自己在劇組排戲的親身經歷說，這涉及一個科學的演戲方法問題，誰都不能上來就演。

　　李法曾表示，劇院一定要重視表演，要對演員在表演上嚴格要求。“為什么《死無葬身之地》能成為精品，您到這個場子里來不做功課，不去讀劇本，不去研究人物關系你都進不來，沒法發言，要求非常嚴格，有的時候可能還有點過，演員開始還受不了，但事后會感謝劇組。 ”惟有秉持嚴肅認真的排練態度，形成互切互磋、互琢互磨的良好排戲氛圍才能出精品。

　　“這臺戲的演員在導演的指揮下從始至終在狀態之中，難就難在這兒。演一個角色怎么才能較好，首先要了解時代背景，充分理解這個角色的性格以及性格形成的原因，如果你沒有生活的積淀，沒有豐富的知識，沒有深刻的理解，你怎么能深刻地表現出來。 ”李法曾認為，演員既要會說話，更要會聽話，舞臺上的一笑一顰、一舉一動，哪怕是無言的沉默，都得做出戲來。而現在社會上培養了一批低俗欣賞習慣的觀眾群，只要讓他們笑就行了。“這其實對演員的潛心表演是一種挑戰，科學的演戲方法不是跳出人物性格或人物關系做一些嘩眾取寵、諂媚觀眾的低俗取樂。 ”

　　弱化革命英雄主義的敘事

　　《讀書》青年編輯衛純說：“為什么存在主義這樣一個上世紀80年代在國內很熱的東西到今天仍然有生命力，為什么這部戲在17年前演出后，到今天主要的觀眾群體都換了一茬后依然會被打動，這是個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

　　其中有一點很值得注意，這部戲在實際上弱化了革命英雄主義的敘事�！斑@次演比上一次更弱一些，沒有像第一次那么強烈，同時薩特本人的存在主義、人的選擇問題等方面卻更加強化了。 ”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教授丁濤說，這樣的變化和我們國家30多年來人們自身的變化也息息相關。我們都是受革命英雄主義的影響長大的，戲里有為了事業不出賣同志的，也有嚴刑拷打甚至親手殺死自己最愛的親人的。但另外一部分是我們陌生的，就是薩特所提供的，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情境當中人們的選擇問題，是成功還是失敗，我是誰，是生還是死，死有意義還是生更有意義，這是一個哲學命題。“但沒有說教，沒有刻意拔高，和每個人現實當中的可能性完全結合到了一塊，這些動人心弦的內容在這30年越來越變成為每個人心中現實的東西。這不只是話劇界，影視創作界甚至整個文化界都應該深思的一個問題。 ”丁濤說。

　　“中華民族最史無前例的命運本該產生遠比薩特更不朽的、更壯闊的、更豐富復雜的、更氣象萬千的、更具格致的、更具高貴品格和位置的作品，但我們沒有，而且我們無論是表現英雄人物或者說正面人物都始終沒有跳出一個枷鎖，即一元化的思維方式，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文學編輯岳建一感慨，人性的深刻與復雜，人物的立體多維多面多層次又如何展現出來呢？薩特的戲有個特點，他不會出現無意識或者潛意識，他始終帶著強烈的目的性：追問的就是我到底為什么，你不要說我為了什么正義，你到底內心深處想的是什么，這才能決定我是什么，我要做什么，所以這是非常深的。我們國家和民族經歷了那么多的苦難、折磨和戰爭，那么到今天如果我們從新的時代開始，在有了全局的認知之后，個人該怎么辦，在這方面或許從劇中能找到從每個人真實的生存和歷史的發展當中共性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