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與抵達——談談電視劇《我在北京挺好的》(張立)

　　人類是一種本能地需要超越有限的物質生活抵達無限精神領域的動物。對于我們蕓蕓眾生來說，堅強不屈與有力這樣一些品質不僅僅是指身體的物質層面，更應該是精神力量的支撐。再看看，現在我們的家里，什么電器最重要，不是空調冰箱，不是洗衣機洗碗機，而是電視機。雖然沒有實用性，它卻占據著整個家最顯赫的位置——客廳的最中央。這個地方最早是放神位的，是神居住的地方，現在卻讓電視占據了。現在人們獲得精神慰藉和力量的地方供的不是神而是電視。誰家大小都有一臺電視，大都放在客廳，有好多人在電視機前一看就是幾個小時，電視無形當中給我們傳遞了一種精神的東西，成了我們生活中聲光化了的精神作品。尤其一部電視劇的播出，它的影響遠遠超越了好多文件和高臺教化的演說。

　　央視近日播映的38集電視連續劇《我在北京挺好的》，該劇講述了來自陜西農村的普通女孩談小愛離開陜南山村，只身來到北京，遍歷挫折、困境之后，抵達幸福彼岸的勵志故事。同時也展現了小人物的奮斗歷程以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北京發展的歷史畫卷。主人公談小愛千里迢迢來到北京，將自己在陜南鄉下的根須拔離那片土地，試圖在這片鋼筋水泥的京城森林掙扎茁壯。千奇百怪的事，光怪陸離的夜，形色匆匆的人群，大都市那張絢爛的臉仿佛褪盡了油彩，變得蒼白而猙獰。她做保姆、擺地攤、賣服裝、承包商場、辦企業，歷經坎坷、大起大落，盡管很艱苦，但是這艱苦并不等于痛苦，這是一種人生的苦斗和前行，有哭有笑有歡樂的人生。從這個層面講，《我在北京挺好的》不僅是一部反映時代變遷的“編年體”，更是一部催人淚下、激勵上進的“紀傳體”。

　　藝術總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我在北京挺好的》不是一個人的獨角戲，而是揭示天南地北在北京漂泊一群人的真實生活。反映了一個時期的社會眾生相，是“大環境”與“小人物”的命運結合，是獨特的“時空混搭”。在那個充滿了機遇與挑戰的年代，人們的思想開始解放，整個社會迸發出了極大的生機與活力。劇中通過談小愛、徐曉輝等人的經歷，展現了在上世紀改革開放大潮中小人物們的成長。談小愛從農村到北京，從擺地攤到包柜臺再到開工廠辦企業……經歷種種磨難，她都咬牙挺了過來，在她身上折射出了整個時代的精氣神。劇中，以談小愛為代表的一批“奮斗青年”為了所謂的成功，在大城市苦苦掙扎。他們蝸居著、彷徨著，同時又滿懷希望，踏實勤奮，他們的生存狀態與當下年輕人如出一轍。他們在北京這座大城市中，演繹了一場關于愛情、關于拼搏的奮斗故事。談小愛所代表的不僅僅是改革開放大潮下的陜西女子，她可能是張小愛、李小愛、王小愛；她也可能來自東北、西南，來自祖國大好河山的任意一個偏遠之地；她可能生活在上世紀改革開放初期，也可能生活在21世紀的今天。她渴望著離開，渴望著到達，渴望通過自己的雙手改變命運，她是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典型代表。正如出品方言說：“《我在北京挺好的》講述了一代人橫跨半個世紀的奮斗歷程。因此，中年觀眾有回憶，青年觀眾有感悟。”

　　而目下我們電視劇的現狀，用一個詞可形容，就是熱鬧。我國目前電視劇年產量約3萬集，位列全球第一。內容與題材可謂五花八門：諜戰余熱還在燃燒，穿越潮流大行其道，經典翻拍熱情不減，家庭婆媳吵吵嚷嚷。偶像言情劇則是山寨風越演越烈，歷史劇肆意戲說篡改。這熱鬧的背后是資本注入的興奮期。但我們也得清醒地意識到，熱鬧不等于真繁榮，可能是泡沫，是畸形發展。是以荒唐求刺激，以離譜求娛樂，鏡頭所表現出的城市就是燈紅酒綠，農村就是臟亂差加傻。我們必須承認，離開了生活之源，離開了對社會現實的關心與思考，創作就失去了根本之“心”，你的故事再天花亂墜，也不過是過眼云煙。缺少了鮮活的生命氣息，怎能動人？我們呼喚巴爾扎克所稱贊的那種“用最少的面積，驚人地集中了最大的思想”的電視劇作品。一部優秀的電視劇要進行多重思考，要表達溫暖與愛，要承擔憂國憂民的責任與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