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對當代文學的價值

　　文學的發展，乃繼承中的創新。沒有繼承，則無創新。劉勰說：“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堪久，通則不乏。”變乃創新，通為繼承，立足于繼承的創新，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永不匱乏的創新。傳統文學乃非常重要的文化載體，為華夏民族之精神瑰寶。創作固然來源于生活，但不能離開傳統文學的滋養，因而，如若希冀當代文學創作有所發展，有所突破，創作出偉大的文學，則不得不植根于華夏民族文化的土壤。緣此可知，重視傳統文學優秀品質之繼承，乃當代文學創作的不竭源泉。

　　傳統文學能夠為我們提供什么樣的經典質素？首先，傳統文學承載著民族精神，那種注重文學的現實性、重視文學的精神品性、追求真善美的文學本體觀，是當代文學創作所應該繼承的。司馬遷創作《史記》而彪炳史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旨在表達對天地自然、社會歷史、人類生活的獨特認知，考稽其興廢成敗之理，這一指導思想乃其獲致巨大成功的關鍵。其實這也正是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文學創作強調有感而發，有為而作，要有現實的針對性，表現出強烈的入世精神。作家要有對社會、生活的深切關注與體味，表達向上的力量，追求真善美。

　　詩人屈原有著強烈的入世精神，正道直行，竭忠盡志。他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卻仍然無法忘懷故國，“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一詩，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創作出來的。杜甫歷經艱辛，掙扎于“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亂離之中，始終秉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情懷，對社稷民生致以深切的關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即使被尊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穎脫不群，因為還有著對社會人生的深切體驗，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才會棄官歸田，勤勞自食。陶淵明思想的高度，使是其詩文“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典婉愜”。

　　緣此，劉勰提出對文學本體的認識：“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文學應該承載傳播思想、開啟民智的使命。“文者所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傳統文化所形成的“天下主義”，追求人生、社會的真善美，開創太平盛世。這樣的思想，主導文學本體，成為其主要內核，文學之使命是偉大的。劉勰說：“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顯然，承載傳播思想、開啟民智，乃文學本體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成就偉大文學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性。

　　其次，傳統文學經典倡導為文要有針對性，有感而發，要言之有物。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謂“見之行事”，即通過具體事件的敘述，在生動形象的敘述中，寄寓褒貶，當理切事，鮮明生動地闡明主旨，以積極的藝術感染力，吸引讀者、感染讀者。

　　文學內容的表達，需要堅實的“材料”來支撐。所謂“材料”，就是漫長的社會歷史文化所積累的豐富智慧、文化積淀。從經典文學來說，運用“材料”，就是注重歷史文化的延續性。《文心雕龍》曰：“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顯然，事類，并非僅僅指用典，而是泛指前代歷史文化的豐富積累，側重于歷史文化的延續性。熟悉豐厚的歷史文化，提要勾玄、細大不捐、沉浸濃郁、含英咀華，作為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基礎。如古典詩詞創作，即使比較偏重抒情性，也往往特別注重運用典故，而典故乃歷史文化的凝結，具有豐富的意蘊，如杜甫《望岳》“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化用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使得詩人之理想情懷表露顯豁，卻也不無含蓄之美，也使得詩歌具有充實的藝術容量和頗大的藝術張力，其感人也深。其它文學樣式，如戲劇、小說，往往取材于前代，踵事增華，使之更為豐富多彩、意蘊深厚，體現出一種文學的延續性及開拓性，往往取得空前的藝術成就。如唐人對《文選》的學習，積累了豐富的文學素養，鍛煉了嫻熟的藝術技巧，開創了落盡豪華而見真淳的唐代文學。

　　有些當代文學作品，忽視了對文學經典的繼承，往往缺乏對傳統文學、思想、文化、生活的同情之了解，非常隔膜。此類內容，即使作為文學創作的“材料”之一，也很難出現于當代的文學作品之中。當代文學創作出現了想得太多、寫得太多而讀得太少的弊端，許多作品結構相仿、內容相似，陳陳相因，“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了無余味，貧乏蒼白。其實，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前代文學往往是后來文學的滋養，或者作為進一步創造的“材料”，如《三國演義》《水滸傳》是在話本、講史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紅樓夢》與《金瓶梅》有著密切的演進關系；《聊齋志異》說鬼怪、刺人世，入木三分，與前代志怪小說、唐人傳奇，一脈相承；其文學語言的典雅、簡潔，兼有駢文和古文的優長。戲曲如《西廂記》《長生殿》，更是《會真詩》《鶯鶯傳》、董解元《西廂記》和《長恨歌》《梧桐雨》的新變，脫胎于前代而獨具自家面目，是戲劇史上的典范。至于詩文詞曲之積累豐厚，別創新局，自不待言。而我們即使寫一些小文章，幾乎不能汲取經典文學的奇葩，作為寫作的材料而化用自如。這樣的狀況，呈現出當代文學創作的貧乏與蒼白，割裂了歷史文化的延續性。其實，前人在這個問題上有著很好的經驗，柳宗元說：“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顯然，柳宗元重視經典文學，并視之為后來文學創作的不竭源泉。

　　其三，傳統文學經典的辭章之美，理應由當代文學繼承與借鑒。漢字乃形、音、義構成的復合體，漢語言天然地具有形文、聲文、情文之美。《文心雕龍·情采》說：“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形文，指語言文字的色彩之美；聲文，指聲律之美；五性，乃情感之美。在劉勰看來，講求形文、聲文之美，是為了更恰切而生動地表達情文之美；此乃自然而然，符合“為情而造文”的主旨——語言文字乃表達思想情感之需要。自白話文運動以來，追求語言的通俗化之同時，往往忽略了形文、聲文之美，單一地追求情文之美，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事實上，情感思想的表達，需要完美的形文、聲文之恰切配合，達到韓愈所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而駢儷與散行的交錯運用，可以使句式整齊而富于變化。“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駢散結合，要善于融鑄古今語言，簡約精辟，使文章氣勢宏博。姚鼐說：“文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在乎當理切事，而不在乎華辭。”要之，語言的典雅或簡潔，是文學經典留給后世的豐厚饋贈。

　　辭章，不僅僅指語言文字，還包括結構篇章。結構篇章乃為文之關鍵，應注意“首尾圓合，條貫統序”，即講求思維的一致性與周密性。劉勰論篇章結構，有曰：“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要求“首尾周密，表理一體”，因為此乃“命篇之經略”。清代桐城派講求義法，方苞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顯然，是將思想情感內容與藝術形式并重的。而“法”則指文章的結構布局之先后與層次之銜接，還包括對所寫人、事的恰切剪裁，以突出其特質，“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如若忽略篇章結構之經營，則如劉勰所說“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就辭章而言，經典文學，無論長篇或短制，都很重視篇章結構的布局經略，或體制宏大，氣勢恢弘；或精約簡要，有尺幅千里之勢，頗值得學習借鑒。而且，即使是實用文體，傳統文學亦頗注意于其篇章結構、材料運用、語言藝術的文學性。

　　桐城派大家姚鼐說：“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姚鼐欲兼收并蓄，融通三者為一。如果不僅僅膠著于桐城派的古文理論，而將其內涵擴充：以義理為承載思想、開啟民智、培養精神品性的文學本體；以考證指文學寫作的“材料”，承載歷史文化的延續性；以辭章(文章)指文學之結構篇章和藝術性。那么，經典文學的基本質素所提供給我們的，則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優美的語言和精密的藝術追求。反觀一些當代文學作品，輕視文學本體的追求，缺乏高遠的精神品性，內容上幾乎割裂了社會歷史文化的延續性，不能自如地運用豐富的文化積淀和智慧，而且結構粗疏，語言粗陋貧乏蒼白。這些皆阻礙了當代文學的發展，削減了當代文學的內涵和精神品性。

　　當代美國極富影響力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著有《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尋找并論述西方文學的經典。布魯姆選擇并品評了26位作家，指陳其偉大之處，乃“是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性，或是一種我們完全認同而不再視為異端的原創性”，并且說：“傳統不僅是傳承或善意的傳遞過程，它還是過去的天才與今日的雄心之間的沖突，其有利的結局就是文學的延續或經典的擴容。”西方文學，正是對前代優秀文學的延續、擴容與超越，其經典質素始終一脈相承，不曾間斷，希臘文明、《圣經》文化，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及藝術品性，或隱或顯地傳承著，故而能夠持續不衰地造就偉大的文學。相反，有些當代文學創作離開經典文學的滋養太久了，而今我們的文學創作，必須重新審視傳統文學的經典質素，植根于華夏民族文化之壤，很好地繼承借鑒，融會貫通，才有創新可言，方可創造出偉大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