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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期刊的文學生產盡管面臨網絡寫作和出版社系統等多重挑戰,但依然是觀察社會文化狀況的重要場域。在中篇小說領域,集中了幾乎全部的名作家和大部分嚴肅寫作,有著不可替代的精神含量。
2013年中篇小說的一個重要收獲是心理層面的掘進。這是小說在放逐了史詩視野和宏大抱負之后,尋找到的新領域和新開掘。電視、電影、網絡新媒體不斷擠壓傳統文學的空間,現實被大眾媒體劫持。新媒體在反映社會、講述故事方面的能量遠大于小說;現實生活的戲劇性遠大于文學虛構的戲劇性;影像的信息傳遞效果遠大于文字的信息傳遞效果。這是當下作家面臨的普遍挑戰,也是文學消費者的普遍取向。全社會在低頭看手機。人們越來越不習慣于從文學中了解和獲得關于這個社會的講述。文學被逼向心理和精神層面。心理和精神領域成為迫不得已的富礦,是小說在多重競爭與壓力下的新選擇和新動向。小說向心理和精神層面的掘進,或許既意味著文學取向的歷史性調整,也意味著中國社會新生活方式和新社會經驗的出現。對現實中國的史詩性表達勉為其難,而對現實中國的心理和精神表達則大有可為。
從大量小說中挑選出來的這些作品,是我們窺探當下中國社會心理和精神狀態的典型文本,無論是講述個人奮斗、官場斗爭,還是描繪都市生活、鄉村圖景,都無一例外地突出了某種公共心理或社會情緒。悲傷、抑郁、憤怒、無奈、羞恥、失落、孤立無助、悵然若失、身不由己,這些心理與情緒,都超越了個人經驗,染上了中國色彩。這些作品或多或少引起了社會關注,成為有效講述中國故事的組成部分。當這些代表一整年度文學的主題詞集中呈現在眼前時,我大吃一驚:難道這就是當下中國的社會心理和精神狀態?靜下心來想一想,一年來非常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高富帥、屌絲、草根等熱詞,已經飽含了以上的心理和情緒,只不過很少有人將他們與小說掛鉤。所謂仇官、仇富、草根心理,也便可以理解了。
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如果我們在更大的視野中看待對當下中國的表述,文學的低沉悲傷和電視娛樂節目的熱鬧歡樂形成了鮮明對比。《歡樂大本營》、《非常6+1》、《中國好聲音》、《我要上春晚》、《非誠勿擾》,包括新近的《出彩中國人》,大量的娛樂節目中,一個活力無限、熱鬧非凡的中國躍然眼前。這些節目似乎表達著一種草根夢想的實現,蘊含著大眾對公平、民主和成功等一系列文化價值的訴求,與文學表達的悲傷抑郁恰恰相反。也許是不同媒體的功能定位不同,也許是各自傳統的差異,這種反差本身就包含了豐富的意味。正是在這種具有強烈反差的中國故事敘述語境中,小說乃至文學的蘊涵才值得探討。不能說文學一定比影視更具現實批判性,但也不能說文學表達的社會心理和情緒是虛假的、無根的。最起碼,從這些浸透著情感和淚水的年度小說中,我們得以窺見現實中國的另一面。
方方《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呈現的社會心理,是年度小說中最令人關注的。小說發表以來,雖然沒有轟動效應,但引發了震動效應。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被認為是大家的悲傷,草根的悲傷,中國社會的悲傷。涂自強成為當下小人物奮斗經歷和心理體驗的典型。涂自強是草根版的高加林,他的理想可謂卑微,不超過做一個城里宅男。正如他的名字一樣,他有艱苦奮斗的生活作風,吃盡了各種苦頭,生活拮據,省吃儉用,一心讀書,勤工儉學,與人為善,無怨無悔,甚至連虛榮都沒有。他始終保持著農民孩子的樸實厚道。最顯著的是,他從不氣餒,持之以恒,樂觀向上,任勞任怨。涂自強的疲憊是中國人的疲憊。一個成功男人應該具備的品質和優點,涂自強都具備了。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德才兼備的年輕人,最終走向了徹底失敗。這個社會沒有給他留下任何想象空間和發展余地。濃烈的失敗情緒是戲劇性的,種種不幸都落到了一個人的頭上。但是,這部小說卻沒有讓人感到虛假和做作。原因何在?它真就真在提供了一種公共性的真實的情緒,那就是無限的悲傷,疲憊到極點的悲傷,一個草根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渠道被徹底堵死的絕望。它點到了當下一部分人的痛處,表達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
如果說溫柔敦厚的悲傷是方方的主題詞,那么在宋小詞這里就變得言辭激烈。宋小詞的《開屏》關于壓抑、憤怒、羞恥,表達了對獨立、尊嚴的渴望。小說將女性心理體驗放在家庭中上演。家庭的壓抑成為當下市民階層的重要心理。出軌,“包二奶”,一夜情,這些話語都是逃離家庭、自我解放的企圖的表達。《開屏》表達了這種沖動。農村女孩秦玉朵不能忍受權利被壓抑和歧視的生活,最終家庭破裂,隱情敗露,她一怒之下用匕首捅傷了想占有她的局長。這憤怒的一刀,讓人想起當年的鄧玉姣。經濟上的依附導致精神上的卑微,階級差異導致性的屈辱,在小說中表達得觸目驚心。“可是憤怒在這個家里沒有任何用。她整日里強裝笑顏,在衣帽間的鏡子前溫柔地給南翔系領帶,調皮地把領帶縮進他的脖子里,差點把他憋過氣去,他咳嗽,她就明媚地咯咯笑,他回來,她給他遞拖鞋,接公文包,晚上主動去書房糾纏他,她在床上也舍得做,擺出各種姿勢,跟當初為了登進這個門一樣,情緒非常高漲”。《開屏》是對當下社會仇富、仇官現象的生動詮釋。
在揭示心理方面走得最遠的或許是魯敏的《隱居圖》,小說有著普通的兩性模式,但卻有特別的典型性和當下性,所包含的社會意義遠超二人世界,可稱之為“市民心理小說”,出色地呈現了當下中國的市民心理。舒寧、孟樓這對校園時代的戀人,十幾年后偶然相遇,舒寧成為省城干練的女老總,孟樓淪為小縣城卑微的文化館職員。兩個舊日戀人的見面,上演了一出婉轉、曲折、多致的市民心態活劇。在這出活劇中,沒有一個人心安理得氣定神閑。遺憾、不滿、壓抑、疲憊,成為他們共通的心態。王家新有一句詩,“不能按一個人的內心生活,這是我們共同的悲劇”。《隱居圖》始終都在打量這樣一種狀態,虛偽地隱居,虛偽地成功,真實的內心外面有層層包裹,活得疲累,活得壓抑,活得虛偽。這難道不就是當下中國市民?
對于當下中國來說,疲憊、悲傷、憤怒、屈辱、無奈、虛偽、不幸福,這些心理感受尚屬表層。更深層的問題是精神上的空虛和信仰危機。毛建軍《第三日》以農村信教現象為切入點,揭示了農民的精神危機。信教農民并非少數,而且蔚然成風。得病的春燕信佛。曾經信賴共產黨、當年的婦女隊長、共產黨員伍奶走向了上帝。伍奶是農村因病致貧的典型,也是農民信教的典型。小說還告訴我們,當下農民對基督教、佛教的認識并沒有多么深刻,甚至有些膚淺,只是一種樸素的精神寄托,只是在生活困難時尋求精神安慰的方式,但是,他們都真誠地、專注地投身到對信仰的追求中去。《第三日》告訴我們,農民的精神需求不可小視,中國人的精神需求已經提到日程上來。
對于鄉村衰敗的表述是近十年來小說的重要主題。鄉村不再具有歷史動力感、政治優越感和精神上的居高臨下感,鄉村越來越成為當下中國人回望來處、緬懷過往、憑吊逝去的歷史的客體。肖江虹的《盅鎮》,以一種帶有魔幻色彩的敘述,寫出了鄉村行將消失的挽歌。馮俊科《何處安放》則以農村土地問題為源頭所引發的悲劇性問題進行了思考。陳應松多年來堅持對鄉村的關注,他的《去菰村的經歷》是對鄉村惡勢力的別樣呈現,讓人想起《中國農民調查》。小說意在揭示當下鄉村惡勢力給鄉村政權和精神領域造成的破壞性傷害。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以來,業已死去的鄉村“惡霸”階層,似乎在新的歷史情境中復活了。這是未來中國農村民主化、法治化進程中必然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名家依然是捕捉社會心理的高手,如遲子建《晚安玫瑰》,胡學文《風止步》、《奔跑的月光》,尤鳳偉《中山裝》等。范小青近年來與時俱進,對網絡、手機、快遞等新事物表現出濃厚興趣。《屌絲的花季》借用屌絲口吻,通過一名患了“婚前恐懼綜合征”的網民自白,展示屌絲心態:工作底層,兩眼茫然,前途渺渺,被擠兌,被傷害,悲摧,氣憤,壓抑,苦B,這些網絡用語幾乎構成屌絲感受大全,令人笑噴。徐坤《地球好身影》也以對當下的“惡搞”呈現了同樣的狂歡性質。楨理《微博秀》表達的是一個屌絲男的都市生活與情感體驗,“微生活”雖然帶來交流的快樂,獲得社會“虛擬承認”的滿足,但最終不過是一場夢幻。它告訴人們,單純依靠鼠標和點擊率不會改變社會地位。
“80后”的表現引人注目。呂魁的《大城小愛》觸及都市年輕人的苦悶空虛與新的欲望體驗,“我”對那個陽光而可愛的兼職賣淫女的復雜情感表征了一種不同于傳統的新都市心理,這個在傳統書寫中屬于負面的女性形象,被涂抹上陽光的溫馨色彩。蔣峰《手語者》表達年輕人陰郁壓抑的情緒。納蘭妙殊的《荔荔》具有典型的小資趣味和新文化經驗。在同性與異性間穿梭是小說的重要結構,假婚,雙性取向,對品味和情調的渲染,對瞬間感受的捕捉和玩味,對多元文化知識的熟稔玩弄,都呈現出與眾不同的素質,足夠新潮。黃詠梅《達人》有一種罕見的達觀和快樂,一個類似于武俠高手的小人物的歡樂。這位武俠小說迷、下崗工人創造了小人物的歡樂生活,留下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