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寫失憶也是寫自由

　電影距離小說有多遠？

　　張藝謀新作《歸來》正在熱映，影片原作《陸犯焉識》作者嚴歌苓近日攜手作家出版社推出新版《陸犯焉識》之時，北京晨報記者對她進行了專訪。記者看到，這一版《陸犯焉識》的封面，已經采用了陳道明和鞏俐相視而望的電影劇照。

　　從《陸犯焉識》

　　到《歸來》

　　每當一部具有影響力的小說，被改編為一部具有影響力的電影時，原著小說與電影的差異，總是在討論的焦點范疇中。盡管，這樣的討論，總是在大家對小說與電影是兩種不同藝術形式的共識中。但這樣的討論卻又總是不可避免。

　　本周，這一對比，又有了新的話題：嚴歌苓的原著小說《陸犯焉識》與張藝謀據此改編的電影《歸來》。盡管人們在看影片之前，已經被告知：影片只是根據小說最后的一部分來改編的。不過，嚴歌苓對于這樣的改編切入點，她的感受是什么？對于陳道明與鞏俐的表演，與她最初創作小說時，心目中的祖父母形象有什么異同？嚴歌苓自己寫這部被稱為她轉型之作、并且在她的創作序列里無疑是一部“大型作品”的小說，尤其是影片中沒有被改編的部分時，她究竟想表達些什么？又是什么觸動了她寫作影片中關鍵的“失憶”這一情節？

　　嚴歌苓

　　給電影打99分

　　對于影片的改編，作品已多次被改編為影視劇的嚴歌苓說道，電影的容量里能表現多少的小說？現在的這個切入點來改編，可以虛寫，用失憶來寫這兩個人的感情，或者殘酷的大背景造成兩個人蹉跎的情感，錯位的相愛。但是如果要按照原著鋪開來展現，那個選擇就更加難了，那個就要實寫了。她能夠想象張藝謀導演的困難在哪里。她還認為，對于這樣的主題：一對男女，要經過巨大的浩劫，要經過戰爭，要經過所有的，發現彼此相愛，用最后的一段比前面所有的節選，都要表現得更加巧妙，更加極致一些，“變成了一個寓言”。

　　不過，嚴歌苓也說道，小說原著，主要想表現的還是自由，從不同側面去表現自由。有陸焉識作為知識分子追求的自由，同樣的，馮婉喻一輩子也缺少自由，卻在失憶中，不要束縛，不再做過去的馮婉喻。

　　此外，《陸犯焉識》改編的電視劇也已經做好了劇本，與電影一樣，嚴歌苓沒有擔任編劇。“舍不得對自己的作品改動太大，讓自己真下刀子，還是蠻難弄的”。不過，嚴歌苓仍然給《歸來》電影打了99分。

　　嚴歌苓：寫失憶也是寫自由

　　改 編

　　這個切入點可以虛寫

　　北京晨報：一開始張導跟您談及改編的時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案，還有沒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嚴歌苓：因為我沒有擔任這個電影的編劇，所以我聽到的都是側面的，聽到就是說，這本書這么大的容量是不是弄上下集啊，那就更難選了。因為選取現在這個點來改編，可以虛寫，用失憶來寫這兩個人的感情，或者殘酷的大背景造成兩個人蹉跎的情感，錯位的相愛，這種可以用最后這一點來改編，但是如果你要鋪開來展現，那個選擇就更加難了，那個就要實寫了。

　　北京晨報：等于說是，一開始就是想從最后這部分來改編是嗎？

　　嚴歌苓：對，張導最感動的是他從農場出來以后，他感覺到這是特別讓他有感覺想拍的。我也從劇本就開始讀過，我看的有一稿，后來又有兩稿，我自己也參加改了前面的一部分，看到銀幕上呈現的并不是特別吃驚，畢竟是有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張導整個從最開始想到要怎么改，所以我能夠想象他的困難在哪里。困難是這個小說里有一些電影不好表現的，如對監獄的表現，可能會有一些困難。所以這些都是張導在改編的時候，在取舍上要動足腦筋吧。但是我覺得為什么要用最后的這一部分呢？最后他妻子的失憶，把失憶做了很多文章，一次一次去喚醒他的妻子，但是他妻子表現的失憶，這一段空白的記憶恰恰是表現了她的記憶。所以我覺得張導的這個改編是非常巧妙的，電影的容量里能表現多少的小說？他用了最后的這一點，是比前面的任何一個節選都會更能夠表現這個小說當中的那種：兩個人長別離以后，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被分開的最后又走到一起，這樣一對男女，要經過巨大的浩劫，要經過戰爭，要經過所有的，發現彼此相愛。這個主題他用最后的一段是比前面所有的節選都會要表現得更加巧妙，更加地極致一些。我覺得他在這樣一個短短的100分鐘里面，他把這個小說這樣的一個主題，就是男女主人公相互的尋找，最后變成了一個極致的做法，變成了一個寓言。所以我還是很佩服張導的，當然我覺得鄒靜之老師的編劇也是非常的到位。

　　閃回前面部分會破壞風格

　　北京晨報：您也說到了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折射了小說前面的一些東西，有沒有可能在電影中通過折射的手段，表現小說前面的一些東西？

　　嚴歌苓：那就用閃回嗎？閃回他們似乎也想到過的，好像不大好用，就是說會破壞這個電影的風格，現在的電影很成風格，它自己是一種風格，如果用閃回，那可能會破壞這種風格。我覺得他們都想過了，兩年多老謀子什么都沒干，都在做編劇。一天大概有16個小時都在跟自己較勁，怎么能寫好，跟編劇較勁。

　　北京晨報：您覺得當下用折射、暗示的方法表達苦難的話，會不會使一些人感覺不夠有力量？

　　嚴歌苓：它是用一個很寧靜的不說苦難的辦法，來暗示你苦難。苦難都發生過了，我們現在就是要把日子過下去。電影中鞏俐演的馮婉喻總是笑嘻嘻的，通過她的失憶，陸焉識知道她的生活常態，知道她和女兒的關系，包括她曾經不忠的秘密，所有的東西恰恰不是用一個控訴的，哭喊的，而是非常低調來處理。如果用正面的來表現，大概是需要分四集來把這個小說拍成電影，但是那樣拍又是什么樣的后果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其實作家是最開心的，因為我們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最壞的結果就是搭這么多時間精力去寫沒出版。但是作為一個導演，他不可能不考慮制片方的要求，觀眾觀影的耐心，時間啊，心理上能承受多長時間坐在黑暗的密封空間里，這些都要考慮，所以制片方對導演的制約，很多時候導演是沒有自由來施展他自己的。

　　北京晨報：所以在創作上您比張藝謀舒坦？

　　嚴歌苓：舒坦多了，因為一個人的名氣越大，他的自由就越少。

　　原 著

　　婉喻一輩子最缺自由

　　北京晨報：小說里頭關于失憶的那個靈感來源于什么？

　　嚴歌苓：失憶這點，因為我寫作很少徹底地編，這個也是一個親戚失憶了，有很多細節我知道了。有一個細節就是說到最后的一些日子，她根本不愿意穿衣服，任何衣服不愿意穿。生前有記憶的時候，她是一個非常含蓄，非常端莊的書香人家的女子。所以她失憶以后是更真實的她呢，還是以前那個有過各種束縛的、非常知書達理的那個人是真實的她？所以我想，婉喻這個人一輩子最缺的就是自由，可能她失憶以后，不記得她自己以后，她的生命那種真正的原動力，就出來了。她要自由，她連衣服給她的不自由，她都不要。

　　北京晨報：您的原著小說是希望通過不同的側面來表現您對自由的感受？

　　嚴歌苓：是的，小說主要想表現的，那當然是自由。因為這是我為什么要寫這部小說的初衷。這個小說是鑒于我爺爺寫的，就是說主人公的原型應該是我的祖父，我對我祖父的記憶，來自上海的老親戚，我的姑媽，我的爸爸，但是他們當時都很年輕，對我祖父的記憶都是碎片式的，所以我需要用我的想象虛構出來我這個祖父，我覺得我得到的結論就是，我祖父是被家庭和社會那種囚籠給困死的，他一生最缺乏的就是自由，特別是他在美國求學十年、回到中國以后，很快就發現了這個中國的文人之爭，對一個有獨立思考和對自由這個精神有追求的人，就會感到非常的窒息，所以他在這種對中國知識界非常不滿，自己又找不到合適的位置的情況下，他選擇了自殺。當然了，他學的是政治經濟學，他回到中國后，他覺得對中國政治的黑暗和政府的腐敗，所有的東西他都感覺到非常的失望，到最后絕望了，在八一三日本人占領上海以后，就自殺了。后來，我得到了另外一個老人的故事，他是一個政治犯人，他給我講的就是監獄里的故事，我就把這兩個世紀老人的故事結合起來。

　　表 演

　　陳道明 越距離越高貴

　　北京晨報：有人評價說陳道明和鞏俐的表演是影片比較出彩的地方，您怎么看他們的表演？您認為陳道明和鞏俐是不是演出了那一代人的感覺？

　　嚴歌苓：我自己對陳道明的評價，我一聽說他演，就覺得特別像，他有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氣質，他可以不費勁地就找到那個感覺。我看了他的扮相以后更覺得，因為我祖父留下了一些老照片，我覺得很像他，也戴著眼鏡，我覺得他們身上都有一種可以讓你產生距離的東西。那一點點距離是你不會打破，也不讓你打破的，他獨立慣了的一種人格，讓你跟他保持一種距離，他不會讓你把他拉到同流合污的人群中的東西，形成了一種高貴氣。所以我看了我爺爺的照片，再看到陳道明的表演，雖然他是演了一個落魄了以后了，而且不是在演一個知識分子，而是演一個不斷地失望、絕望、希望的老丈夫，但是他身上仍然有一種天生貴族的貴氣。陳道明從氣質上，本身不用演就已經是很接近我的祖父，馮婉喻是一個跟鞏俐氣質完全不同的人。她是一個水鄉女子，她是一個上海的書香人家的嬌小的單薄的那種女人，我在小說里面描寫的她很白皙，有半透明的那種感覺，非常的瘦。鞏俐是一個北方女子，但是鞏俐演完了以后我完全折服了。我對我奶奶的那個印象，大概是我再老20歲的樣子，我離開她去部隊的時候，我腦子里是這么個印象，但是鞏俐演完了以后，我徹底顛覆了我小說里寫的那個樣子，鞏俐的整個表演，讓我深深地相信她就是馮婉喻，她演得非常好，用一個字來說就是“絕”。

　　■嚴歌苓

　　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萊塢專業編劇。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一個女人的史詩》《扶桑》《人寰》《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說《天浴》《少女小漁》《女房東》等。中篇小說《金陵十三釵》《白蛇》《誰家有女初長成》等。作品被翻譯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國文字。多部作品被拍成電影或電視劇，最近幾年的有《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