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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經典作家對待無數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具體評價告訴我們:“歷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要把對象放到歷史發展的總過程中去,看其對社會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及其大小,看其是順應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符合歷史發展方向,對社會進步起推動作用,還是違背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與歷史發展方向背道而馳,對社會前進起阻礙作用。前一種是進步的、正面的歷史人物,后一種是反動的、反面的歷史人物,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應有的態度。特定時代的社會歷史條件,特別是社會經濟條件,制約著人們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因此,任何歷史人物的活動都離不開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任何歷史人物歸根到底是時代的產兒。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應該把對象放到一定歷史背景下,不能以今天的觀點套用歷史。在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應該分析什么樣的歷史條件造成了怎樣的客觀環境,使歷史人物如何駕馭歷史潮流,從而對歷史進程起到加速或延緩、促進或阻礙作用。
毛澤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并嫻熟地將這一原理運用于文藝領域。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經常以普通觀眾身份觀看延安評劇團演出,有時也陪同來延安的朋友們觀看。毛澤東熟諳京劇,在朋友問及時,他只是表示“很喜歡看看”,自謙“對于評劇沒有研究”。1937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大”(即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作報告。他說:《水滸》里面講的梁山好漢,都是逼上梁山的。我們現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擊。1945年10月,毛澤東從重慶談判返回延安,當晚就去看京劇,他對演出團團長阿甲說:“蔣介石三次請我看戲,我看了兩次,一次是看《法門寺》;一次是看《十三妹》。他們在技術上比你們好些,風格沒有你們高,你們演得深些!1943年,根據《水滸傳》和明傳奇《寶劍記》中有關林沖上梁山事而編排的《逼上梁山》上演了。毛澤東在半個月里連看了兩遍,他把這個劇視為“是舊劇革命的新時代的開端”。
1944年1月9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陪同下,觀看了評劇《逼上梁山》。該劇由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楊紹萱和教務處文教科科長齊燕銘編導,中共中央黨校俱樂部演出。毛澤東一邊看,一邊對彭真說:《水滸》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戲劇題材,如三打祝家莊就是一個。你們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著編個《三打祝家莊》。觀戲返回后,毛澤東又連夜寫信給楊、齊兩人。信中說: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1945年2月22日,延安評劇研究院公演《三打祝家莊》。毛澤東寫信祝賀,說:“我看了你們的戲,覺得很好,很有教育意義。繼《逼上梁山》之后,此劇創造成功,鞏固了評劇改革的道路!泵珴蓶|對《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戲劇創作的指導與評價,把人民群眾放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央,人民為本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內核。毛澤東的人民性思想傳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并結合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的具體情況,給予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毛澤東的人民性思想也催生了文藝新作的涌現,使當時的解放區產生了一批小說、戲劇、詩歌等堪稱經典的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毛澤東人民本位文學觀的確立打破了中國傳統的“載道說”、“娛樂說”的文學觀念,注入新內涵,體現了新文藝底層關懷的人文精神。這種文藝觀雖然質樸,不乏很強的革命功利主義,但卻也在客觀上推動了文藝啟蒙作用的實現。為解放區文藝指引了正確的方向,再一次闡釋了解放區文藝為什么人、歌頌什么、怎樣歌頌等重大問題。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審視我們的文藝創作,卻不難看到,馬克思、恩格斯經典作家、毛澤東反復倡導的唯物史觀在一些文藝創作中已經丟失了。當下,特別是一些歷史題材的文藝創作中,所謂“時尚”的歷史觀念對廣大讀者乃至整個社會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如有些文藝工作者,用多元主義的歷史觀念、相對主義的歷史觀念、虛無主義的歷史觀念、甚至是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觀念“戲說”、“解構”歷史,在他們的筆下,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發生了驚人的逆轉:封建帝王開明仁厚、體恤下屬,人民群眾狗茍蠅營,成了渣滓,這些歷史觀念的表現形態多種多樣,但都是用微小敘事的策略,反對和消解歷史文本的宏大敘事,用宗族史、家族史、村落史、家庭史以及個人的命運史、心靈史、性愛史和欲望史,戲說、乃至虛構和編織帶有非理性主義色彩的灰暗、奇異和狹窄的故事。他們所描寫的某些微小的歷史事件也許是真實的,但這些微小歷史事件背后蘊藏著的宏大的歷史卻是不真實的。在一些作者眼中,宏大敘事只不過是由當權的統治者按照自身的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訴求所虛構和編造出來的“偽文本”,因而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他們的做法是回避和消解歷史的本質和主流,追尋和拓展微小敘事的空間,從野史、稗史、逸史中尋覓素材,顛覆歷史。
在這種歷史觀念的影響下,有些作者對中國歷史上眾多可歌可泣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不感興趣,對100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涌現出來的眾多民族英雄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宮廷官邸里的帝王妃子,深宅大院里的閨闈密事,十里洋場上的風花雪月;在他們的筆下,反動官僚、地痞流氓、金融寡頭、娼妓舞女都有了自己“合適”的位置,惟有中國人民為尋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斗爭史,以及這部斗爭史的主角——人民群眾卻失去了應有的歷史地位,他們成了消極的群體,歷史的陪襯。歷史觀念就其實質來說也是世界觀,科學的歷史觀念使人立足于歷史的頂峰,登高遠望,既能清醒地梳理和分析歷史的昨天,又能務實地奮斗于今天,自覺地為實現明天的理想而努力。但在一些歷史觀念出了偏差的文藝作品中,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進步與落后等基本的價值標準都已不復存在,一切都可以在相對主義的框架中重新評說。我們應該高度警惕這種唯心主義歷史觀念的現實危害。
當今,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社會財富的積累還不能滿足13億人口的物質精神文化需要。加之體制和吏治方面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社會上還存在著貪污腐敗、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等不良現象。也許這是社會轉型期不可避免的,但我們應當看到當下社會的主要矛盾決不是婚外戀、口紅之類, 在這個特定的轉型期,人們需要激昂的、引領時代風潮的、催人奮進的作品作為精神支撐,這些都是很自然也是完全應該理解的。社會丑陋現象要揭露,人民群眾的心聲要反映,當下文學創作需要為創業者、改革者、新人形象謳歌,他們對引導和帶領人民群眾實現當代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具有積極作用。作家要深入生活挖掘這些人物既平常又超常的英雄舉止,寫出他們的人生態度、思想觀念、理想信仰和價值體系。用他們的精神面貌引領、溫暖、滋潤和激勵廣大人民群眾。
文藝創作雖不同于歷史文本,但作品必須處理好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關系。文藝作品雖然允許和提倡創作主體進行想象和虛構,以激發作家的創造精神,提高作品的審美品位。但這種文藝作品畢竟又是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不能不受到歷史背景、歷史內容和歷史發展規律的制約。文藝的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也決定了歷史題材的創作不能戲說、解構甚至顛覆和曲解歷史。堅持唯物史觀就是要用唯物論來解釋全部歷史,如實地反映人類歷史進程的本來面目,堅持唯物史觀的客觀性、整體性、必然性。本著這樣的歷史觀念,一個負責的文藝工作者在從事歷史題材創作時,一定要自覺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方法,要盡可能勾勒出廣闊的歷史背景;盡可能地忠于歷史的總體風貌和基本事實;正確表現重要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性質和特征;表現歷史潮流,發掘思想深度,展示審美理想,折射時代精神,給人民群眾提供真正有益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