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小姐》改編自斯特林堡同名劇作,由德國邵賓納劇院演出。原作是一出自然主義悲劇,導演將其中自然主義因素剝離,著力勾勒主人朱莉小姐、仆人讓及其未婚妻克里斯汀間的關系:主仆權力層級關系及其顛倒;克里斯汀與前二者間形成看與被看之關系。
許多觀眾未及細想,導演為何選擇這個劇本,以為只是截取其中精華加以改編,并通過精巧、精確的調度,將之一氣呵成地呈現在屏幕上,因此,感慨于 導演在這方面的深厚功力。簡而言之,許多觀眾認為,這出戲是在告訴我們,如何在舞臺上一氣呵成地拍攝一部電影。當筆者翻檢看戲時所記筆記、打算做一番批駁 時發現,這出戲的癥結,其實就在于,導演為何選擇《朱莉小姐》這個劇作,繼而作了如此改編。
該戲其實是在探討一種戲劇觀念。導演是將《朱莉小姐》作為一個隱喻,思考電影與戲劇的主仆關系,力圖將格洛托夫斯基深入探討過的議題在舞臺上呈 現出來。在隱喻意義上,讓是電影,朱莉小姐是戲劇,而克里斯汀則是一個正在深思前二者關系的旁觀者。觀看這出戲的樂趣是在戲劇思維上:導演試圖表達什么? 用了何種手法?是否完成了其訴求?有意義嗎?觀眾將作何反思?
如果將電影與戲劇的關系看作是一出戲的情節,那么,這出戲開始于電影在被戲劇引誘之后,已經占據了主導之時。對應于《朱莉小姐》,也即開始于讓 占據主導之時。而讓與朱莉此前的關系,則成為電影與戲劇此前關系的一種鏡像,電影與戲劇現時的狀況,已在舞臺上呈現出來,而它們此前的關系,則借由讓與朱 莉此前的關系提醒觀眾注意,從而使兩種關系都保持完滿,也使這出戲保持完整。
電影的主導性體現在,這是一部事先拍攝好的無聲電影。電影中有一個鏡頭,是克里斯汀倚窗而立,窗外在下雨,但現場并未下雨。這一點可以證明,它 是一部事先拍攝好的電影,而不是由攝影機現場拍攝、剪輯而成。至于“無聲”,也可在這一幕中得到證明。左側舞臺工作人員、演員始終盯著桌上的電腦,看著同 一部電影,以便精確地配上各種聲音,但他們并未制造出下雨聲,觀眾也沒有在電影中聽到。因此,這是一部無聲電影。
因為這是一部事先拍攝好的無聲電影,因此,不可更改,不容侵犯,主導性由此而現。舞臺上演員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精確地配合電影,不敢有一絲怠 慢,于是,它們集體成為一個隱喻,戲劇作為電影仆人的隱喻:演員們看似井然有序,實則著急忙慌地騰挪攝影機,是一個隱喻;左側舞臺上兩個演員(有時只有那 個女演員,男演員偶爾去幫忙干點其他事情)始終盯著桌上的電腦,配上各種音效,也是一個隱喻;旁白演員由左舞臺到右舞臺,又由右舞臺到左舞臺,繼而,兩位 男女旁白演員一左一右,似乎又成為左右聲道的隱喻……而這個電影仆人的隱喻,最完美地體現在以下細節中:電影里,克里斯汀正在脫衣服,只見左舞臺男演員也 迅疾拿過一塊布,模仿著這個動作,以便制造出脫衣服可能發出的聲音,但事實上,劇場很大,聲音太小,觀眾、至少大部分觀眾根本聽不到這個聲音——也即,雖 然不一定見效,但始終亦步亦趨。聯系下雨聲,戲劇作為電影仆人的形象得以完滿:盡管竭盡全力,但終有不可至之處。
然而,正是在這種仆人隱喻的反復疊加中,另一種感覺凸顯出來。作為觀眾,到演出中段,看著電影中克里斯汀清晰的臉龐、憂愁而絕望的眼神,更想看 清舞臺上那個活生生的克里斯汀。也就是說,這出戲并未背離戲劇本體,相反,觀看上的缺失是為了確證存在的必要。它力圖讓觀眾確信——借用羅蘭·巴特的著名 論斷——電影只能提供身體的表象,而不是身體本身。電影中身體的缺席,更加強了觀眾希望在劇場中看到、感受到身體的渴求。但在這出戲中,由于電影中相對應 的特寫、切分等各種剪輯鏡頭,舞臺上的身體在觀眾感知上實則已經被肢解,變得十分模糊。
這是導演對于戲劇的確信,卻并非戲劇現狀。很大程度上,克里斯汀、導演與觀眾,呈現為某種“三位一體”?死锼雇〈碇鴮а,作為一個旁觀者看 著這一切。而這,又是為了讓觀眾拉開距離,或者給予觀眾一個拉開距離的視角,從而可以思考導演所欲傳達的想法。但旁觀,意味著清醒而又無奈,欲有所為,卻 無能為力——克里斯汀憂愁而絕望的眼神,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
最后,朱莉小姐自殺了,也就是說,在隱喻意義上,戲劇自殺了。朱莉自殺是因為她勾引了讓,也即,將讓納入自己的生命歷程中,可以說,讓雖然誘導 了朱莉的自殺,但歸根結底,朱莉確實是自殺,因為正是她,主動勾引了讓,并自以為始終占據著主導權。這就是導演在隱喻意義上提出的問題:戲劇將電影引入自 身后,還一直占據著主導權嗎?它是在引火燒身嗎?這是自殺之舉嗎?……而最終的問題是,朱莉小姐死了,但,戲劇死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