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文彬:行走在書林彈雨里的一生

　　中國出版界資深編輯、作家歐陽文彬接受本報專訪

　　行走在書林彈雨里的一生

▶歐陽文彬近影

▲歐陽文彬著作《在密密的書林里》

▲《歐陽文彬文集》

　　在滬西番禺路的一幢公寓樓里，總會絲竹聲聲，你若循聲上3樓，可見眾人擠在一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吹拉彈唱，而他們的中心人物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太，滿頭白發，精神矍鑠，這位老太太就是在出版界赫赫有名的老前輩編輯、95歲高齡的歐陽文彬先生。

　　徐特立引導她走上革命路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粉碎了青年學子讀書救國的夢想。那一年，17歲的歐陽文彬在南京市立第一中學畢業后，考取了蘇州的東吳大學，正準備升學深造。可是，侵華日軍的戰火，迅速蔓延到江浙兩省，她和妹妹隨著母親也流亡到長沙。那時候的長沙，聚集著許多流亡而來的進步知識分子，經常有知名人士公開演講，宣傳抗日救亡。當時，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著名“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是長沙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又是共產黨的駐湘代表。歐陽知道他早年做過毛澤東的老師，便懷著一種崇敬的好奇心，去聽他的演講。徐老的演講，對她這樣一個流亡青年來說，好像黑夜里見到一盞明燈，找到了一條出路。

　　過了幾天，歐陽文彬在母親陪同下見到了徐特立。她趕緊問：“我聽了你的演講，很受啟發，但我一個女學生，能為抗戰做些什么呢？”徐老語重心長地說：“現在長沙有不少抗日團體，像文化界的‘抗敵后援會’，還有各種抗日宣傳隊等等，你可以跟同學們一起，參加這些活動，宣傳抗戰、鼓動民眾，讓更多人明白抗日救亡的道理。這不很好嗎？”于是，歐陽讀了許多進步書籍，進一步認識到正義戰爭必勝的道理，參加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6月30日，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一次黨內會議上，徐老居然一下子認出她，對她說：“小歐陽啊，我們現在是同志了，你要時刻記住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在抗日熱潮中處處以身作則，發揮帶頭作用；還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徐老的話，說得她心里熱乎乎的。在以后的日子里，無論環境再險惡再艱難，歐陽文彬始終記住了徐老的這番話。

　　張天翼是她的老師

　　著名作家張天翼當時也在長沙，張天翼在民國學院文學系講授“文藝習作”，歐陽文彬在法律系，也慕名前去旁聽張先生的課。張天翼要學生每人寫一篇習作，歐陽寫了篇《圖書館里》，受到張老師的關注，約她星期天到他家去談談，進行具體的指導。歐陽向張天翼求教的內容，遠遠超過了課堂教學的范圍，大至國際形勢，小至個人苦悶，無所不談。于是，成了他家的常客。那年頭，前方吃緊，后方緊吃；敵兵未到，國軍先退。十幾歲的青年學生，就有點憤世嫉俗的味道。張老師總是耐心地傾聽，懇切地引導。歐陽后來才知道他是抗敵后援會宣傳委員會委員、文抗會理事。后來，張天翼隨民國學院遷往寧鄉，貧病交加。1948年歐陽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時，生活雖不寬裕，卻還比較安定，就邀他來上海養病。直至年底前陳白塵為他聯系去香港和邵荃麟、蔣牧良等會面。

　　葉圣陶把她帶進開明書店

　　葉圣陶是歐陽文彬少年時期記住的第一位作家，讀到他在《中學生》上寫的文章，覺得他處處為中學生著想，后來，知道他是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在歐陽心目中的地位就更崇高了。1939年，國民黨反動派制造平江慘案后。歐陽和一批在戰區政工隊工作的地下黨員分散隱蔽，自謀出路。歐陽流亡到桂林，進了新知書店。后又接受組織指示在重慶建立分店亞美圖片社。新知和生活書店、讀書生活社都是地下黨領導的進步書店，她在那里不僅過足了書癮，更受到了教育和斗爭鍛煉。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對進步書店的破壞，組織上安排部分同仁轉入兄弟書店隱蔽。歐陽就在這種情況下有幸結識了《中學生》編輯傅彬然，并見到了心儀已久的葉圣陶。這次見面后不久，傅彬然就通知歐陽進開明書店工作。后來又在葉老和傅彬然的熏陶下，當了《中學生》的編輯，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編輯生涯。

　　歐陽又與葉老率領的開明同仁及其親屬，冒著風險分乘兩艘木船，整整走了47天，從重慶回上海，重建開明書店。直到建國初期葉圣陶去京，歐陽一直和葉老在一起。

　　為趙超構辯護受懲罰

　　上海剛解放，因黨員不夠，歐陽文彬身兼兩職，白天在開明書店編刊物，晚上到總工會的《勞動報》工作，還和翻譯家董秋斯一起組建了上海翻譯家協會，后來被調到上海市委宣傳部報刊處。1952年新聞界思想改造學習時，任“思想改造學習辦公室”聯絡員，負責聯系《文匯報》和《新民晚報》。1953年初，《新民晚報》改為公私合營時，為了加強黨對《新民晚報》的領導，她被任公方代表。她在《新民晚報》，與趙超構的關系不錯，在工作上配合默契，而且私交甚厚。1956年，為了發揮趙超構的積極性，組織上任命他為社長兼總編輯，歐陽任副總編輯兼黨支部書記。老報人夸贊她和趙超構的合作是“水乳交融”。

　　1957年6月上旬，上海市有關方面召集各報社黨員領導干部開吹風會。會上有人提出《文匯報》、《新民晚報》發表了不少反黨文章，許多都是徐鑄成、趙超構寫的，這兩個人是反黨的。歐陽文彬頓時大吃一驚，她說：“毛主席教導我們，看人不是看他的一時一事，而要看他的一生一世。趙超構40年代到延安采訪，受到毛主席親自接見。他所寫的《延安一月》，大大激發了國統區老百姓對陜甘寧邊區、對共產黨領導人的崇敬和熱愛。趙超構絕不可能是反黨的。”

　　此時，趙超構正在北京開會。經編委會一致同意，歐陽一面組織編輯部同志檢查版面尋找問題，公開檢討，一面給正在北京開會的趙超構打長途電話，要他立刻寫一份檢討來，趙超構寫好檢討，立刻用電話傳到上海，當天發表。誰也沒有想到，《新民晚報》就此得到《人民日報》“七一社論”的表揚，在這場猝不及防的風暴中，趙超構終于安然脫險。

　　可是歐陽的大膽言行，使她差點被打成右派。幸虧當時市委已有決定，新聞系統黨員領導干部一律不劃右派，歐陽文彬這才躲過一劫。但懲罰是免不了的，給歐陽的處分是：“留黨察看兩年，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降職降薪兩級。但此事并未了結， “文革”中更是糾纏不休，直到“四人幫”粉碎，為右派改正時才為她解脫了這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回憶往事，歐陽無怨無悔，如果說還有遺憾的話，那就是這場風波讓她失去了一份珍貴的友誼。她和趙超構為了互不給對方添麻煩，不得不彼此疏遠，如今斯人已逝，歐陽感嘆：這才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因禍得福成了作家

　　歐陽文彬不再擔任領導了，趙超構安排她以“撰述員”的名義，專門為晚報文藝版撰寫書評、影評和劇評。她寫的《試論茹志鵑的藝術風格》引起了文學界強烈的反響，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的名篇。歐陽也相繼被上海作協和中國作協吸收為會員。歐陽也從此與茹志鵑結下深厚的友誼。1971年，茹志鵑就是從歐陽的書櫥里挑了蘇聯女作家薇拉·凱特玲斯卡亞的長篇小說《勇敢》作為給在安徽插隊的女兒王安憶的生日禮物。

　　1964年，歐陽文彬被迫離開了《新民晚報》，調到上海作家協會《萌芽》編輯部工作，她像當年葉圣陶、張天翼等扶植她一樣，全身心地幫助青年作家。

　　“四人幫”粉碎后，生活、新知、讀書三家書店的老同志劫后重逢，都感到有撥亂反正、還歷史本來面目的必要。歐陽和京劇演員、編劇費三金合作的長篇小說《在密密的書林里》就是反映這段歷史的。歐陽在創作時把構思好的故事一章一章地講給各種對象聽，察言觀色，收集反應，從而調整構思，增刪情節，豐富了該書的內容。該書在1981年出版后迅速重印，發行量達19萬多冊，被列為當年十大暢銷書之一。因為它的故事性和可讀性，適合于講述，中央廣播電臺小說連播節目選用時未作任何改動。

　　1979年，北京三聯書店把歐陽借調去，為前輩作家聞一多、夏丏尊、宋云彬編文集。在北京三聯工作的三年，她仿佛回到闊別多年的老家。和讀書生活出版社的老同志范用及新一代的三聯人沈昌文、董秀玉相處，從他們身上感受到發揚傳統、繼往開來、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工作之余，她遍訪在京的三聯老同志，和他們暢談今昔，展望未來，情誼不減當年。

　　同樣是在撥亂反正的責任心驅使下，歐陽與費三金合作了第二部長篇小說《幕，在硝煙中拉開》，這本小說出版后獲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77—1986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優秀長篇小說獎。

　　2012年，上海作協組織力量為她編輯出版了《歐陽文彬文集》分為小說兩卷，評論、散文、雜俎各一卷，一共160萬字。

　　歐陽在談起她的小說創作時，往往為她因視力不濟而未能按計劃完成第三部小說感到遺憾。但朋友們都說，你那么大年紀，該知足了。歐陽說：“是的，我愛書，就和書打了一輩子交道。從看書、賣書，到評書、編書、寫書，一直干著自己愛干的事。離休了也擋不住我和書打交道。近視鏡不管用了，有放大鏡幫忙。電腦不能玩了，再拿起圓珠筆。長篇大論動不了啦，小文章還可以偶爾為之。還不該知足嗎？”

　　用歐陽老師的說法：“按原定計劃，我只準備活50歲，現在居然活到了90多歲，真是不可思議。”經常有人向歐陽老師討教長壽的秘訣，上海電視臺也專門請她去做過節目。她說：“回想起來，我一直信奉三句話：生活向下看，看看生活條件不如我的人，就能知足常樂；工作向上看，看看貢獻比我大的人和比我辛苦的人，就會感到自己做得不夠，還要繼續努力；學習向前看，看到前面值得學習的東西太多太多，怎么也學不完，激發學習的愿望。這三句話讓我擁有樂觀的心態、廣泛的的興趣、學習的勁頭，還能廣交朋友。知足常樂，天天向上，廣結人緣，笑口常開。這大概就是我的長壽秘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