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林兆華戲劇邀請展”事先被寄予極高期望的《朱莉小姐》(由英國導演凱蒂·米歇爾執導,德國邵賓納劇院演出),演完之后不免令一些人失望。但我認為它不但饒有趣味,而且不容小覷。
它的形式是什么樣的?主要有兩點,一是現場拍一部電影并同步播放,二是使用女仆克里斯婷的視角。在升起的大屏幕下,舞臺就像搭起一座精巧的片場,有一個靠推拉門換景、有著餐廳和臥室的仆人房,一部分表演是在這里面進行的。這時,就像“第四堵墻”朝我們關閉了,我們只能從窗子里隱約看見他們拍攝著的表演。舞臺的右側有一個聲音合成區,同步進行聲音的制造與合成,諸如切肉、流水、配音,這也是一種表演,關于聲音的表演。表演被拆解,并且我們通?吹靡姷谋徊卦诤竺,通?床灰姷闹糜谇熬白屛覀兛匆。舞臺左側及右側后方有時也是表演區,有的表演在場景中進行,有的則單獨在表演區進行,并與景致同步合成。這給人一種感覺:我們明明在大屏幕中看到的,真實卻不是這樣。
女仆視角在原劇故事開場前增加了一個長長的前奏,我們可以稱之為“女仆的生活”。鏡頭專注于她的環境和工作:她的餐桌、餐具、水池、案臺,她揉花、沖洗、切動物內臟…… 同時添加了我們并不能稱之為“她的”內心獨白的臺詞,即丹麥女作家英格·克里斯滕森1981年的詩作《字母表》,里面出現最多的是各種花、植物的名。可以認為這是一種間離,讓我們去關注、去接受一個并非沒有內心,而是可能內心精致豐富的女仆。繼而我們看到一個隱忍遙不可及的事物的女人——她并非如斯特林堡所說的遲鈍,她敏感;她混沌是因為她既無法界定,又不愿讓清晰觸發痛苦。因而整部以她的視角拍攝的電影是內斂于憂傷的,是沉重得停滯于底部的,是沿著家具和框欞的木紋的,是物化的。
斯特林堡在《朱莉小姐》序言中說:“她(克里斯婷)是個配角……這些配角所以顯得抽象是因為日常人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抽象,這與他們的職業有關,也就是沒有獨立性,只表現他們司職的一個方面……”邵賓納劇院的版本以克里斯婷為主人公,不但因為我們當前的同情心和理解力希望以任何人為主人公,而且因為這樣的人就是我們生活的主人公。物化、異化、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獨立性,在一個雇傭制和商品化成為先天性的時代,已是普遍和正常。如今我們把一個物化者作為主人公,正如易卜生和斯特林堡在他們的時代把“惡”作為主人公。當我們都是不道德的掙扎者反抗者、處在悲劇中,我們就都是朱莉小姐和讓;當世界到處都在發生悲劇,而我們是悲劇的麻木而悲傷的看客,我們就都是克里斯婷。
克里斯婷對于整個事件的破碎的不完整的視角,正像我們現在很多時候擁有的視角——看到一些新聞、網上的圖片、視頻。我們正是通過碎片揣測和自以為理解、得到這個世界。
形式的目的達到了,但它可以完全與《朱莉小姐》無關。那么這部戲劇是不是保留了《朱莉小姐》的精髓呢?我認為是的。它嘗試如何在最精簡限度內保留《朱莉小姐》的本質。
《朱莉小姐》所展現的,正像斯特林堡在序言中所說的“上升與下降的變換”,即朱莉小姐與讓地位的倒轉。原劇中的克里斯婷大部分時間在昏睡,這次以她的視角,讓她偷聽和偷看一部分真相。于是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朱莉與讓,截取了原劇中的三段,即倒轉之前、倒轉發生之時和倒轉之后。省略掉的,其實主要是朱莉和讓對話中的敘述部分,這些在原劇的邏輯中作為倒轉的依據。如今下層人的成長和上層家族不可告人的秘密,已成為常識的歷史,因此在劇中不再提及。
另一方面,我始終覺得《朱莉小姐》在戲劇性上有一個問題。為什么朱莉要告訴讓那么多她家族的秘密?僅一句“讓我們出走之前彼此了解”就足以解釋嗎?即便認為朱莉小姐已陷入迷狂,仍未免牽強。朱莉為什么哪怕面對一個敵人也要傾訴,是什么讓她焦躁不安?我們必須從構思人物的角度考量這個問題。朱莉的家庭經歷——女人和男人角色的顛倒,已使她經歷了一種撕裂必然性之虛偽的自由選擇,并看到虛無,因此她才對等級和習俗充滿蔑視。然而她既不能退回到“覺醒”之前,忍受必然性之虛偽,又看到虛無“此路不通”,進退之中她身處的現實卻仍然停留在必然性的框架之下。由此朱莉小姐深深帶上斯特林堡的氣質,超越了他在序言中界定的“女人”。一百年來很少有人在意這個問題。斯特林堡就這樣蒙混過去,跳向他的目的。然而他的目的太顯眼,對于我們太有價值。無論倒轉如何發生,它們發生了,我們看到了一場話語權力的微觀爭奪戰,看到人與人之間普遍存在的語言控制術。
這版《朱莉小姐》略去追述的內容,也因此巧妙地略去了引起敘述的牽強接縫,留下的“既成事實”——那些為了控制的進退反復、局部的歇斯底里,如今是日常的、輕微的,有時幾乎是游戲性的。直接跳轉到它們顯得非常自然。我們理解這是人性,已無需長長的理由。因而眼下這樣的縮編,在某種程度上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