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內心深處并未妥協 與世界相處方式更溫和

　　徐小斌的小說大多帶著黑暗的色彩，但現實中的她卻沒有“巫”的氣息，相反，她無比明朗，有著明快的外表和明媚的笑容。她溫婉地說著話，很入世的樣子，卻有自己的堅持和鋒芒，間或有智性閃爍。她被稱為當代文壇的“局外人”，她也認同自己是一個“非主流”作家，這使她的寫作可以從容而又隨心所欲。

　　訪談的話題并不只限于文學，她談對現世的看法，談榮格的“阿尼瑪和阿尼姆斯情結”，談與《收獲》的緣分，談對巴老的崇敬……但談得最多的竟然是——愛情，這緣于她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天鵝》。故事講述女作曲家古薇赴伊犁邊防部隊采風，結識了同樣熱愛音樂的年輕的邊防軍少校夏寧遠。夏寧遠的愛閃電般地擊中了本已萬念俱灰的古薇，一場驚世駭俗的情愛就此展開……這可以算是一部愛情小說，所以我們的話題從“愛情”開始。

　　周報：“愛情”在你以往的小說中并不占據主要地位，甚至可以說，之前你是排斥愛情的，這次為什么會“向愛投降”？

　　徐小斌：我不太認可“向愛投降”這種說法。《天鵝》與其說是一本愛情小說，不如說是一本“釋愛”小說，是寫由真愛到開悟的這樣一個超越自己的過程。

　　小說的原型是“非典”時候聽到的一個故事：一個男孩被懷疑感染了“非典”而遭到隔離，他的女友排除萬難進入隔離病房看他。結果男孩排除了嫌疑，女孩卻染上“非典”死去。有人說，“非典”是一個未遂的泰坦尼克號事件，我很同意。這其中可以體現出人性，映照出我們所缺乏的高貴的精神。所以我想寫這樣一部正能量的小說，我以前的小說黑暗的、負能量的東西好像多了些。(笑)

　　周報：但這部正能量小說的創作過程卻歷經了七年，你在后記《難產的天鵝》中說，你寫到一半寫不下去是因為不相信愛情了。那么，小說寫完了，你現在相信愛情嗎？

　　徐小斌：小說寫了六萬字就寫不下去了，因為覺得跟當代的情感格格不入。當代的愛情被污名化了，人們相信“誰動真情誰就輸”，真愛難乎其難。但如果生命過程中沒有經歷過真愛，那生命的意義何在？所以我還是相信愛情的，希望愛情能得到開悟，雖然很多人都未必能找到真愛。

　　周報：所以你在小說的扉頁上寫了這樣一句話：“愛情是人類一息尚存的神性”。你真的認為愛情能救贖一切嗎？

　　徐小斌：愛情不一定能救贖一切，但肯定是具有神性的。愛情是一瞬間的東西，它會轉化。在現實生活中，最好的結果是轉化為親情，但恰恰最多的是轉化為仇恨。在小說中，古薇在西域巫師的點化下頓悟，她的愛情也就轉化成了永恒，成就大歡喜。

　　周報：你以前的很多小說因為神秘魅惑的氣息而被貼上“巫”的標簽，《天鵝》雖然也存在著這樣的氣息，但更多是布滿“禪機”。從“巫”到“禪”，是不是喻示著你看待世界的眼光以及與之相處的方式有了改變？

　　徐小斌：其實我內心深處并沒有妥協，只是與世界相處的方式比以前溫和了，沒有那么尖銳。因為我認識到，在這個世界上還是有很多真正的大家的。比如巴老，我今天去參觀了他的故居，他對很多問題的反思，他的很多未竟的愿望，都應該得到重視。

　　周報：說到大家，這幾天我們都在談論馬爾克斯，他的去世給中國文壇帶來的震動好像比任何一個外國作家都要大，他可以說是影響了中國幾代作家，你的小說《羽蛇》被認為是很“馬爾克斯”的作品，你覺得呢？

　　徐小斌：我是在1983年的時候第一次讀到了馬爾克斯，在北京一家常去的書店里，我鬼使神差地抽出了一本《百年孤獨》。閱讀后，發現跟我的趣味暗合，讓我看到了寫作小說的第三條道路。以前我只知道寫小說有兩條道路，就是社會型的和自省型的。我不喜歡社會型的，但也不愿意因為寫自省型小說而變成瘋子或自殺。馬爾克斯、略薩等拉美作家讓我找到了自己的寫作道路。但后來，我最喜歡的作家是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

　　周報：這次除了這部《天鵝》，作家出版社還出版了八卷本的“徐小斌小說精薈”。從長篇 《羽蛇》《德齡公主》《煉獄之花》《敦煌遺夢》《海火》，到中篇《別人》《迷幻花園》，再到短篇《蜂后》，你小說的題材、風格、語言一直都在變化，為什么？

　　徐小斌：我不想重復別人也不想重復自己，我的語言方式是根據題材而改變的。這是一種挑戰，不但難，還很容易流失讀者，但我喜歡這樣的挑戰。說不定，我下一部小說又會回歸黑暗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