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任何事情都要有標準

　　上海文化實力人物談文化軟實力系列1

　　對任何事情都要有標準

余隆在激情指揮

　　問/諸葛漪  答/余隆

　　編者按：一座城市的實力，既依托于經濟的“硬”筋骨，又離不開文化的“軟”血脈。打造文化這個“軟實力”，則離不開一大批實力人物的聚集與作為。今天起，“朝花·評論”將刊出上海文化實力人物談文化軟實力系列，從文化藝術的不同領域出發，為上海文化“軟實力”的精進提升提供思想、評論和謀略，并期待更多有識之士的參與。

　　余隆是中國最忙的指揮家，身兼中國愛樂樂團、上海交響樂團、廣州交響樂團三團音樂總監重任。充滿光環的職業生涯背后，他喜歡提起毛筆寫小楷，這源于年幼時家庭傳統文化教育的熏陶。

　　一個半小時采訪中，余隆反復強調 “標準”的+重要性，這是他青年時代留學德國最大的收獲之一。在他眼中，音樂只有好與壞之分，千萬不能給自己找解釋的理由，他害怕聽到一句話，“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因為……”

　　上海交響樂團新音樂廳9月正式投入運營。余隆把新廳比作名牌西裝，“穿西裝的人得有內涵。光有外殼不夠，內容也要跟上。 ”

　　帶領樂團走遍世界，余隆深感，有創意的中國作品還需要再多些，“現代音樂、現代創意、現代委約作品，我們和西方同行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誰更具備引領的理念，誰就更有影響力。 ”

　　靈魂和思想，永遠比包裝重要

　　問：今年9月，上海交響樂團搬入新音樂廳，開始2014—2015年度音樂季，會給觀眾帶來哪些驚喜？

　　答：我毫不夸張地說，上交音樂季是亞洲音樂盛事。它的常規形態、質量完全達到國際標準。音樂季質量決定樂團地位，每一年我們都反復權衡曲目和邀請藝術家。上交歷經135年，有了自己的新家，體現了上海這個城市對文化的支撐和關懷。新音樂季在新廳舉行，給音樂愛好者提供最高享受空間。過去，樂團無固定場地里演出，音樂季編排節目再好、陣容再強大，不停換場地、調整音響，或多或少會損害演出音色。

　　問：新廳運營后，會改變上海音樂業態嗎？

　　答：一個城市文化發展有自己的脈絡、背景、發展方向。上海是中國國際文化發源地之一，上交音樂廳的管理模式和藝術內容，或許能提供新的理念。

　　110伏電器接到220伏電壓下，會爆掉，只有接軌國際，讓它不爆掉，才能更有效地把中國最有價值的文化產品傳遞給世界，把世界最好文化內容傳遞給中國。我們總說文化要影響世界，要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的魅力，沒有很好的職業平臺，如何讓外國人知道？交響樂只是形式，就像我們穿西裝、打領帶，只是正裝的一種形式而已，重要的是人本身的內涵。如果西裝里面的人，沒有內涵，穿得再高級，也沒有用。靈魂和思想，永遠比包裝重要。音樂業態同樣如此，建設最好的音樂廳、最好的樂團，內容跟不上、做不到世界級水平，不能把中華文化最重要、最先進、最優美部分傳遞出去，就無法達到事先預計的完美效果。

　　我一直強調，上交音樂廳應該是世界文化走向中國的第一窗口，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第一平臺，能夠做到這一點，才不負音樂廳的使命，不負上交的使命。

　　問：上交的雄厚實力加上新音樂廳，像一條鯰魚攪動了上海演出市場。

　　答：競爭才能進步。上海從開埠到今天，不斷變化，因為它時刻有競爭，這是海納百川、充滿挑戰的城市。上海歷經百年，沒有挑戰，不會有輝煌的今天。競爭恰恰是上海獨有的生態環境，每個人都要有勇氣去面對它。新廳面對的壓力，遠大過其他演出場所。音樂廳只是形態，只有優秀的演出內容能賦予音樂廳生命力，否則它永遠只是一個殼子。

　　問：你提到新廳同樣要面對很大的壓力，這種壓力具體指什么？

　　答：廳團合一，沒有任何模式可以借鑒，對管理層是很大挑戰，需要學習摸索和爭取，夜以繼日修正。在國際上“廳團合一”的范例很多，但不一定適合中國，不能徹底照搬。上交既要和國際接軌，又要找到我們自己的特點，利用好資源，為同行提供范本和基礎。

　　問：理事會制度是上海文化體制改革重要一步，在上交建立理事會過程中有哪些經驗可供借鑒？

　　答：2008年上海交響樂團理事會成立以來，在管理專業化、樂隊職業化、運營市場化、發展國際化等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比如，樂團在全國率先建立理事會遴選聘用藝術總監機制，在國內率先實現音樂季演出計劃，推出符合國際慣例的預售票制度，形成亞洲一流的“上海新年音樂會”和“上海夏季音樂節(MISA)”兩大品牌，初次進入國際主流演出市場取得良好反響。理事會是上交改革關鍵點之一。參照國際模式，是一個好的開始。讓上交很有方向感行之有效地進行改革，而不是一種口號式的表面化的改革。上交改革在理事會領導下進行，行之有效，實打實進行。很低調務實的改革，至關重要，非常好的上海工作作風。理事會有了遴選藝術家機制，國內率先實現預售套票，亞洲第一的新年音樂會，夏季音樂節，上海交響樂團與紐約愛樂合作的樂隊學院，得到國際良好評價。

　　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標準”

　　問：上世紀80年代你在柏林高等音樂學校學習，剛到德國時，西方音樂文化對你有哪些沖擊與啟迪？

　　答：音樂專業方面，德國教育延續了我在中國學習的知識。在德國的日子，我最大的收獲是——對任何事情都要有標準。建立標準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職業化，都是以最簡單的方式去解決最復雜的問題。在我們的行業里，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壞的，要么是對的，要么是錯的，千萬不可以給自己找解釋的理由。我常常遇到有人說，“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因為……”所以這些不好的事情就應該容忍？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沒有標準。你這么做，行，他這么做，也行。誰也不愿意說，到底什么是對的、好的，講究一團和氣。當年遇到這種事，我嗓門會很大，現在年紀大了，嗓門越來越小。嗓門大，不解決問題，得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好的藝術家嗓門大，好的管理者嗓門小，他們用正確的方法解決問題。我非常幸運遇到一批批極有抱負的工作伙伴。人靠團隊工作，才能完成目標。所有和我工作的團隊，我都非常感激，他們才是真正實現標準的人，給每個城市帶來不可磨滅的行業紀念碑式的貢獻。

　　問：你走遍世界音樂大國，覺得中國音樂與海外溝通，最缺失的是什么？

　　答：缺作品。有思想、能代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作品，不多。創作者不能太功利，一功利，主要任務就是賺錢去了。

　　今天的時代，不是東西文化差別、中國和外國的差別，而是各種文化互相闡述、比較影響力的時候。影響力，不在于東方、西方，中國、外國的區別，只看誰更有質量、更有前瞻性。因此，文化引領變得很重要，像現代音樂、現代創意、現代委約作品，我們和西方同行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誰更具備引領的理念，誰更有影響力。我們把中國有創意的理念和精髓帶到世界、影響世界，需要更有創意性的作品，然后才有能體現文化價值觀的演出。

　　問：有一種說法，在西方古典音樂正在沒落，在中國蓬勃發展，你認同這種觀點嗎？

　　答：在西方只有老年人聽古典音樂，這種論點有些偏激。中國人多、基數大，年輕人看起來多。同樣是30%年輕人聽古典音樂，外國十個人只有三個年輕人，中國一百個人有三十個年輕人，因此不能一概而論。我不喜歡夸張的表述，比如“古典音樂的未來在中國”。古典音樂就像所有文化一樣，屬于全人類。它發源于西方，今天在中國受到歡迎，是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包容和理解。在中國，各種文化平臺更大而已。

　　問：你在上海、北京、廣州分別執掌不同的樂團，如何看待三地音樂文化的差異？

　　答：北京對藝術作品包容度大，北京音樂節大型作品、大型演出很多，從首演歌劇可見一斑，《指環》四聯劇中國首演在北京。北京國際音樂節委約歌劇《白蛇傳》拿到普利策音樂大獎。上海精準度高，做事精準精細，夏季音樂節曲目多元，跨界輕松，讓市民有參與感。廣州聚集了武漢、四川、沈陽各地音樂學院畢業生，年輕人彼此學習、彼此欣賞，新作品接受度非常大。

　　問：你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民族音樂？它對你個人有否影響？

　　答：我對民族音樂一直很關注，郭文景、葉小綱、陳其鋼都創作過很好的民樂作品。上交音樂廳開幕，我們委約陳其鋼寫新作品。去年上交音樂季委約作品《度》就是大提琴和笙合作。比如馬友友，就很具代表性，馬友友和中國的笙，雙重協奏曲，講述絲綢之路的地域風情和人文風情，2015年紐約愛樂要演這個作品是上交委約而不是紐約愛樂委約的，傳遞到紐約林肯中心。不僅僅為古典音樂觀眾演出，更多是傳遞文化信息和文化理念，文化信息的相互交換。文化誤解誤導來自于文化的不相通，別說外國人和中國人，北京和上海人溝通也可能有問題。我們貫徹一個理念，我們要利用交響樂平臺，把中華文化理念帶給全世界，不僅僅是外國形式西方形式的傳播方式。用全世界能聽懂的語言講述中國故事，作用遠遠大過用別人聽不懂的語言講述中國故事。在多元化世界里，確定自己的目標，什么樣的理念，必須符合更能體現中華民族價值觀的訴求。

　　至于我個人，傳統文化對我的影響來自家庭，父母、爺爺、奶奶講的傳統文化，遠遠多過在學校學習所得。坦率講，現在學校教的電腦、數學、物理，都來自國際教育通用模式。我自己對古代詩詞的認識來自家庭。我小時候上學有毛筆課、珠算課、文言文課。前一陣我每天寫小楷，真的挺好。

　　不要怕年輕人犯錯誤，不要怕出現瑕疵

　　問：你覺得當代中國人的音樂生活質量如何？

　　答：質量一般。客觀原因是海量信息泛濫，文化選擇多樣化，不能聚焦了。現在有多少孩子獲取信息，是靠看完一本書得到的？大家的習慣是上網搜索，只看電腦屏幕里跳出來自己需要的那一段。我們當年要了解一件事，得把一本書念完了，才能總結出它告訴了你什么。今天網絡已經幫人們把全部工序做完，省略掉了。我個人認為，文化體驗變得不完整了，也許這么想過于老套，但是大部分人缺少了閱讀、寫作、思考的時間。

　　問：快餐式汲取信息方式，會讓你感到沮喪嗎？

　　答：我不沮喪。我曾經留過長發、穿過喇叭褲，父親母親不能理解我，他們覺得這不是人干的事情。今天，我也不會對我的女兒說，這是能干或者不能干的。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點，不能指責。許多人對文化沒有專注度，因為取舍空間太大了。大部分人把文化變成娛樂的，以為文化應該是輕松的，而不是沉重的話題。由于不是沉重話題，對文化的思考，缺失了。文化要思考，思考才能引領。

　　問：上海是中國現代音樂和音樂家的搖籃，音樂一度是這座城市軟實力的代表性的體現，你覺得音樂在提升城市軟實力方面，該有怎樣的發展？

　　答：《泰晤士報》報道中國有3000萬琴童。我相信，他們中有許多人在上海。比起數量，更重要的是，他們學音樂的原因是什么。音樂，為熱愛音樂、需要音樂的人準備。學音樂、聽音樂，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讓孩子變成第二個郎朗，第二個神童或者偉大人物。

　　音樂對于人來說，是提升想象力、創造力最好的平臺。音樂沒有語言，同樣，沒有任何語言能描繪音樂。音樂所有的動力，來自內心想象力。聽音樂，想象力在成長，讓人們對音樂更加親近。音樂不具象，它抽象，抽象中充滿美感。音樂家需要創造力，觀眾需要想象力，兩者結合，是完美的一瞬間。

　　任何人去聽音樂會，不要告訴別人“我覺得是什么”。音樂是私人的空間，是美的精神升華、靈魂升華，是創造最大空間的藝術形式，我們培養孩子，最重要培養他們對音樂的熱愛，培養他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現在音樂考級成績好，就能考上好中學，就像衡量城市實力，以GDP為標準。

　　問：音樂家在上海曾經輩出，面對城市發展的新要求，你覺得上海在吸納人才方面表現如何？

　　答：費城交響樂團大提琴首席、洛杉磯愛樂樂團首席、舊金山交響樂團中提琴首席、芝加哥交響樂團中提琴小提琴首席，都是從上海走出去的，人才在國際流動，本來就是有好處的，促進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和溝通。當城市有包容性，就有人才集聚，大到國家城市，小到單位部門，沒有包容性，就沒有創意空間，人才就會流失。留下來，說明有包容性和寬容度。我相信，“海漂”會越來越多，上海是個大碼頭，各種文化在上海都有淋漓盡致體現的機會。

　　問：需要我們做些什么讓“海漂”更多？

　　答：這么說就太功利了。人的流動都是自然形成的，某位領導開玩笑，“我們不是沒有錢，如果有《黃河》《梁祝》那樣的作品，我們一定給錢。”我不知道該怎么理解這句玩笑，這好比孩子剛出生，就要承諾他以后一定要考上哈佛，否則就不給他吃飯。藝術發展，要給時間，給充分的信任，不要怕年輕人犯錯誤，不要怕出現瑕疵。瑕疵和錯誤都是過程，都是成功之母，只有通過瑕疵、不成功，才能造就未來的成功。我對學生唯一的要求是“你得有個性。 ”

　　從音樂體驗、教育體驗的標桿角度上來說，上交是最早的音樂人才培養和輸出的基地、新廳特別設置音樂互動長廊，目的就是以輕松、互動音樂體驗形式打造近現代音樂史的教育基地。包括之前的地鐵角以及未來新官網的線上多媒體互動，都承載著教育的功能。另外，我們的樂隊學院全球招募、同時將為全球的音樂市場輸出人才。作為業內的標桿，我們正在積極拓展自己這部分的職能。

　　最重要的是具備創意性的新作品誕生。我們的藝術和管理都要多一些年輕人，讓人看到上海這座城市對新鮮血液的支持。我不繞彎子告訴你，上交、上交新廳今后將是對藝術家、年輕藝術家最有包容度的地方。

　　人物介紹

　　關于余隆

　　余隆是活躍于國際樂壇的杰出的中國指揮家之一。現任上海夏季音樂節音樂總監、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

　　1964年，余隆出生于上海的音樂世家，自幼隨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學習音樂，后求學于上海音樂學院和德國柏林高等藝術大學，先后受教于中國音樂教育家黃曉同教授和德國歌劇指揮家魯賓斯坦教授等名師。

　　余隆的藝術生涯涵蓋指揮和藝術管理領域。他創辦了首屆北京新年音樂會，開啟國內演出新年音樂會之先河。 2009年1月，余隆出任上海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同年11月，余隆率領上海交響樂團在紐約、洛杉磯、多倫多、圣地亞哥等北美12座城市進行了極為成功的巡演。2010年8月，余隆發起并創辦了上海夏季音樂節。

　　余隆亦把培養年輕音樂家和社會教育工作作為己任，每年他都會發掘和培養一批年輕音樂家與他領導的樂團合作。 2012年上海交響樂團與紐約愛樂樂團聯合創辦的樂隊學院令眾多的年輕音樂家心向往之。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