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振飛拍《墻頭馬上》

　　圖為影片《墻頭馬上》的劇照。其劇情為工部尚書裴行儉遣子少俊赴洛陽買花栽子，少俊策馬過一花園時巧遇洛陽總管李世杰之女倩君與丫環梅香在墻頭閑眺。少俊倩君四目相對，竟生下眷戀之情。入夜后兩人花園相會，倩君自主婚姻，隨少俊歸了裴家，卻懼公公不允婚事，藏于裴家花園七年，并生下一子一女，喚名端端、重陽。裴行儉某日游花園，撞見了正與老仆裴福嬉戲的端端和重陽，情事遂敗露。行儉狠心逼少俊休妻，入京趕考，倩君被逐至尼庵寄居。后少俊高中狀元，與座師李世杰翁婿相認。行儉在了解了倩君身份后，與子、孫同赴尼庵賠禮，迎回了兒媳。

　　□唐吉慧

　　前些日子做書商生意的老韓、老杜為我找來數十封俞振飛上世紀六十年代致某位學生的書信，跨度從1959年到1965年。經了半個世紀的流離，信紙早已脆了黃了，像枯寂的樹葉子。我依然收下，帶回家在燈下編目整理，帶著虔敬的心情追尋昆曲泰斗在那個貧瘠、樸實的年代，對學生濃濃的關愛和深深的懇摯。意外地，1963年那部分信件中竟然多處提及《墻頭馬上》拍攝彩色影片之事，所謂處處細節，處處文章，原來一部影片的完成不容易。

　　算來昆劇《墻頭馬上》和周恩來總理是有關系的。1958年俞振飛訪歐歸來，周總理問他：“明年建國十周年，你們準備拿什么劇目向國慶獻禮？……我給你們推薦一個題材：元雜劇中有一出《墻頭馬上》，主題是反封建，有教育意義，你們可以改編一下。”于是那年秋天，上海戲曲學校根據元雜劇名家白樸的《墻頭馬上》進行改編了，執筆是上海京劇院的蘇雪安，俞振飛演裴少俊，言慧珠演李倩君，1959年3月20日正式公演，1963年由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成了彩色影片。

　　俞振飛對將《墻頭馬上》拍成電影，開始是有顧慮的。1963年6月6日，他在給學生的信里表露了擔憂：“‘墻劇’拍電影當然是好事，不過幾時能拍，怎樣拍法，恐怕要經過一個很長時期才能實現。(一)電影限定一點四十分要結束。(二)乳娘、李世杰，兩個小孩等等的人選問題，也要經過一番研究。(三)他們要求到長春去拍。牽涉到老師、學生、京昆劇團演員、音樂組等等問題。”

　　第二天，俞振飛與言慧珠在靜安寺后面的軍人俱樂部演出《墻頭馬上》，長春電影制片廠派人來進行了觀摩。那晚演員們極為認真，因為到的大部分是內行，但劇場通風設備差，場內異常悶熱，累得俞老和言慧珠汗流滿面。花園一場結束，出汗過多的俞振飛開始發喘，到挨打一場差些暈倒在臺上，俞老自嘲：如果不休息再演一場，肯定會來一個“奔登嗆”。

　　1963年6月10日，信中描述這次演出結束：“長春電影廠的同志們，據說看完戲太興奮了，大家回旅館一直聊到了半夜。今日下午準備開一次座談會，編、導、演，都講一講過去的經過，可能還要討論一下這個戲的‘保留’‘刪去’‘增加’三個問題。更主要聽聽大家對‘馬’的問題如何看法。的確，這個問題很不容易解決。因為劇名叫墻頭馬上，沒有馬是不行的。如果用真馬，那就任何動作不好做了。如果用馬鞭，四周都是實景，又有矛盾，姑且聽聽幾位專家的高見吧。”

　　《墻頭馬上》的電影本子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楊村彬編寫的，拍攝時的導演是長影的蔡振亞。楊村彬的電影本子較舞臺本有更大改動，還增加了幾段唱詞，俞老頭痛又要動腦筋譜曲了。關于馬，電影里后來用了真馬，柳樹下一個短短的鏡頭，馬兒一抬足，俞振飛便拿著折扇飄然出場。

　　1963年7月，俞振飛一行由上海取道天津來到長春，他在8月2日的信中說：“到了長春氣候的確很舒服，有些像廬山的意思。晚上尤其涼快，往往需要蓋棉被。但是也很容易傷風感冒，原因就是天氣冷暖的變化，一天要有好幾次，所以出門須隨帶上裝，否則天氣一變就能受寒。”

　　到長春后，俞振飛先看了兩部長影的作品，越劇《柳毅傳書》與蒲州梆子《竇娥冤》，結果反而顧慮重重，對《墻》劇拍成電影后是“好”是“歹”缺乏信心。“戲曲拍電影，會在‘虛’與‘實’的兩個字上要掌握的恰當，現在我們的命運都掌握在他們手里，不禁為之惴惴不安。”

　　中國的傳統藝術追求“韻味”，古人論述為虛實相生、情景相融，無畫處皆成妙境。戲曲的“虛”與“實”，正是云中的神龍見首不見尾，不諳此境者，為藝終隔霧看花，“韻味”之深淺厚薄立現，所以俞振飛的“惴惴不安”是有道理的。好在俞老很幸運，1963年8月29日，他高興地告訴學生，電影有了一個更接近舞臺的劇本，信中詳談了部分劇情編改的過程，見解頗給人啟發：

　　“本來長影的工作同志，準備要電影化多一點，也就是更接近故事片形式，我們不同意這樣辦。經過爭論不少，現在基本上爭來了許多舞臺原有的東西，總之雖然都是搞藝術的，但是藝術觀點不一樣，那就很難在一起合作。為了這些問題，的確心里別扭的時候比較多。比如寫休書的問題，電影本是裴行儉念到‘永斷瓜葛’后，少俊正要落筆，倩君一怒回房取隨身行李去了，少俊擲筆欲追，行儉攔住。后來行儉看到少俊實在不肯寫，就命他即刻赴京趕考，不許停留。最后少俊看到無法挽留，于是說了一聲‘罷’，毅然離家而去。行儉看到四下無人，冒寫休書，剛寫完，倩君攜了兩孩，梅香帶了行李打算走，行儉將假休書給她，后面就接上搶兩個小孩等等。

　　“我們覺得裴少俊寫休書是被動，因此決定寫的時候唱‘沒奈何假意允從，忍淚修書，暫做一個薄幸郎’。這三句唱詞很說明問題，損害不了他的人物個性。但是導演無論如何不同意。最后長影的廠長和黨委書記來做我們的思想工作，搞得空氣很緊張，當然，‘把片子拍得比舞臺更好’，這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導演和演員在以后工作中是一刻不可分離的，如果有了矛盾，肯定是會受到一定的損失。因此在‘克服困難’前提下，我們也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但是，答應雖然答應了，‘如何把片子拍得更好’的原則還須要遵守，在寫休書這場里的問題還不太大，問題在最后一場團圓。在電影劇本上寫得稀松平常。當倩君唱到‘感謝你寫休書多承教’之后，少俊說：我何曾寫過休書。裴福從懷里摸出休書(這也是荒唐的。老院公是最同情他們一對夫婦的，反而在團圓的時候拿出這樣一件觸心的東西，不知要起到什么作用？)于是少俊接過休書一看，就對倩君說：你看啊，這是我爹爹的筆跡，不是我寫的。我認為少俊看到是父親的筆跡，不定要大大的驚訝，決不能這樣輕描淡寫。倩君的思想轉變，也要一步一步地轉過來，因為舞臺上是看見行儉逼著少俊寫的，所以團圓時抱怨幾句也就行了，現在，在倩君記憶中，分明是看見少俊寫了，而且也不像舞臺上這樣最后有——今日之事，你心中自然明白，后會有期，你要保重了。這寥寥數語，對倩君來說是有溫暖的。因此要按他們的設想，倩君在最后一場的感情，對少俊是更恨，因為更恨，要把它一下子轉到‘破涕為笑’就更麻煩一些。現在經過你師母好幾天的思考，改得比較合理，同時也增加了戲劇性。”

　　關于“墻劇”具體拍攝的時間信中沒有寫明，而拍攝時的情況，據曾任上海昆劇團副團長的鄭利寅回憶，他們(指俞振飛、言慧珠)每天須提前2個小時到攝制棚化妝，從下午2時開始做頭飾到深夜，每天拍攝10個小時。而且頂著高溫燈光聚焦，有時一個鏡頭要拍好幾次，一次不行，重拍，直到導演滿意為止。“當時俞老已是進入花甲之年的老人了，但他總是不怕苦，不怕累地堅持到底。”他說。俞老在11月19日的信中提到了言慧珠：“你師母從本月初以來，左臂酸麻，左手指感覺麻木，但是還是堅持工作。昨日開始拍花園(現在庭院飛花絮一段唱，改為與梅香游園時唱)，下來就是‘園會’。”可見老輩藝術家們對于藝術的認真。

　　俞老在長春除了緊張的電影拍攝工作，還須兼顧不少演出。1963年8月16日的信中就有這樣的抱怨：“東北的劇場，形式是現代化，劇院都沒有通風設備，也沒有電扇，但是天氣熱一點，看戲的和演戲的一樣受罪，簡直悶得要暈過去。按現代化的建筑，應當有冷氣設備(因為它沒有窗戶)，昨晚我們在臺上，演到下半出，真有些上氣不接下氣，因為臺下觀眾的熱氣，完全涌到臺上，再加上強烈的燈光，演完戲，大家感到筋疲力盡，我和你師母更感到有些支持不住。有一天看長春戲曲學校的楊門女將，在工人文化宮(這個劇場的條件是比較好的，但是也是現代化建筑)，我看到一半就感覺透不過氣來，跑到休息室抽了兩支香煙，才算勉強把戲看完。”而長春的伙食和入冬后的天氣同樣未能使他滿意……

　　歷經重重辛苦，電影終于在1963年12月下旬拍完，俞振飛到底是滿意了。他說從他第一次登臺起，舞臺生活將近五十年了，但經過《墻頭馬上》的拍攝，不僅提高了表演，而且提高了用嗓和唱法。他還夸影片的色彩好：“我們這次最占便宜的第一是底片好，第二是機器好(是美國最新式的，我們全國只有兩只，長影一只，上影一只)，第三是攝影師好(這次的總攝影師王春泉同志發揮了很大的威力。據說他和上海的黃紹芬同志是我們全國最好的兩位攝影專家)……還有好些更好的鏡頭，等我到北京再送給你。”他對學生說。

　　那天下雨，我窩在家里無心寫字無心讀書，從抽屜翻出這部1963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拍的昆劇《墻頭馬上》，一氣看到結尾。拍攝電影那年，俞老62歲，言慧珠45歲，兩人加起來107歲了，可影片中活脫脫一位青春少年郎，一位紅粉美嬌娃，演來拿捏自然，一點不做作。李倩君開場在閨房內細細端詳一柄宮扇，扇上是新繪的卓文君隔墻聽司馬相如彈《鳳求凰》，美嬌娃輕撫發髻，羞答答一句“丹青點染鳳求凰”，甜得差點酥掉我的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