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山和城市的邊緣行走”

——略論康巴作家群體的創作特色

　　雪域高原是康巴作家群取之不盡的自然描寫源泉。它是視覺意象，但也代表了某種“內在的”東西，可以直接構成完整的隱喻象征。

　　康巴作家群一直在以自我確證的方式，建構屬于自己的民族性審美敘事形態。他們“在雪山和城市的邊緣行走”(格絨追美語)，既保持自己的民族性書寫，又努力拓展自己的意義邊界。康巴文學作為藏族文學的一個分支，擁有共同的神話和祖先，共享記憶。從文化屬性來看，康巴作家群不僅是一個地域性概念，也是一個歷史性概念。從文學屬性看，可視為一個具有明顯地域特征的作家群乃至創作流派的雛形。

　　自然特性對康巴作家群體創作的支配性地位尤為明顯，可以說他們的作品是自然心性的產物，我稱之為自然心性中的文化寓言。對自然的悟性源自獨特的民族生活經驗，與其所處自然地理密切相關。雪域高原的生產、生活方式是他們創作形態的摹本。生活在川西北高寒之地的人們，與自然環境抗爭的方式跟內陸不同，他們能夠承受困難和打擊，又服從著自然的規律，如同藏族諺語所說：“沒有翻過險峻高山的決心，永遠到不了開闊的平川。”他們崇奉這樣的道理：“與其像狐貍拖著尾巴逃跑，不如像猛虎在戰斗中死去”(四川藏區諺語)。

　　康巴小說中的背景往往被儀式化。背景太強烈了，半透明式地反映著永恒。雪域高原是取之不盡的自然描寫源泉。它是視覺意象，但也代表了某種“內在的”東西，可以直接構成完整的隱喻象征：“康定溜溜的云”、跑馬山、雪山峽谷、草原寺廟……這些充滿寓意的自然物并非僅僅滿足視覺感知，也不僅僅是可供感知的美學景觀。由于背景太強大，天地自然成為了敘述主體，人在其中反倒產生主體間性。

　　從小說敘事看，在康巴作家群筆下往往呈現著“自然邏輯”的解釋方法，很少用宏大敘事的標簽，而是運用從自然中體悟的民間思維來形成浪漫想象。康巴作家擅長將藏族民間敘事傳統中的經典母題、隱性主題、英雄傳奇等融入敘事，大量創作人物和地方的視覺意象，并試圖轉換成他們解釋現實的意象，通過象征性確立“自然性”審美敘事形態。亮炯·朗薩(蔣秀英)長篇小說《布隆德誓言》，寫一個康巴藏區古老大家族如何從遠古的“白狼部落”演變而來。達真的“康巴漢子”，格絨追美《隱蔽的臉》中頭頂亂蛇堆的“扎噶神山”非常具有震撼力。這些描寫更多的是對自然的模仿，有自然大于藝術的隱喻。康巴作家有資本這樣寫，他們對世界的解釋不同于被現代主義統領的內地。他們的敘事邏輯不是資本的邏輯，而是自然的邏輯。自然本身就構成一種比較穩定的文化系統。即便是寫忍耐、堅毅這些人的品性，也愛用自然的譬喻：藏地有一種“紅色的小蟲子”，小孩子常把它滾著玩，滾來滾去它生氣了，“嘭”的一聲就把自己爆炸了。藏族作家愛用這樣的比喻反襯人要懂得忍耐。又如色達女詩人黃小蓉寫格薩爾王的長吟詩，從自然中借喻了神性。這些比喻已經被自然邏輯改造過了，同時還隱含著藏族的風俗，對于藏族人來說，一下子就明白了。用今天的理念看，這種自然智慧是有價值的，寫出了人與自然的多維世界，使支配現實生活與人的心靈世界的要素多了起來。

　　康巴作家的創作給人以空間感強、時間感弱的印象，很多作品空間實寫而時間虛寫，結構自由。小說的結構大多根據“自然”的節奏，結構的起點通常為自然的安排。達真的《命定》故事開始于“天空和草原漸漸地分出兩大色塊，帶亮的色塊作為黎明的代言者拉開了白色的天幕……”格絨追美《隱蔽的臉》則用“轉世”構筑敘事性結構，編織情節，使小說獲得敘述的自由。在這里，“自然”像詩一樣，是一種旋律，一種景象，一種真理。自然把人的心性打開了，為了自然結構的合理不惜召喚出另一個世界——心靈的世界，并把自己投射到這個世界中審視自然與現實，互為鏡像。

　　康巴作家群有著瘋狂的文學生產力，他們嫻熟地把傳統藏地的自然神話與對現代社會所做的解釋復合在一起，形成寓言式寫作。他們也是一群較為年輕的作家。整體來看，標志性事件識別欠缺，導致很多作品看不到民族變遷的過程，這是不足之處。如何解決在凸顯自然性的同時兼顧歷史敘事，是康巴作家群接下來要做的事。

　　(作者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