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再偉大的男人，回到家鄉也是孫子

散文《抱著父親回故鄉》獲在場主義散文獎新銳獎

　　少年時的劉醒龍，在湖北黃州的山村里，用腳一寸一寸地丈量著家鄉的河流。和許多山里少年一樣，他攀上山頂仰望無際的天空，想起夜晚爺爺給他講的各式古代俠義故事，也想著山巒的盡頭，是世界的何處。多年后，他回憶起曾經被啟蒙的一個瞬間：“我少年的時候，就喜歡一個人躺在山坡上看天空。記得有一次一架飛機從天上飛過，我突然產生了一種恐懼感，一種對生命的無奈，想著世界上還有那么多的東西都還沒有嘗試過，也不知道這輩子能不能接觸到，就很絕望。”一種小路有盡頭，大路可朝天的期待逐漸打破了單純的“天籟狀態”。隨著父親的工作調動，他也離開家鄉，隨著挑夫起伏的背影，“一步一步地走進大別山腹地”。

　　在后來的成長歲月里，對于家鄉的印象越來越遙遠，逐漸內化成記憶中的一個焦點。他常用“漂泊無定”這樣蒼老的詞匯來形容少年時光，“很多時候，連我都覺得自己的身份十分可疑，而更相信自己漂泊無定，沒有真正意義的故鄉、故土和老家，無法像大多數人那樣，有一座老屋可以寄放，有一棵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樹木作為標志，再加上無論走得多遠都能讓內心踏實可感的一塊土地”。當他開始寫作，并期望手中的筆寫下家鄉時，發覺家園雖惘然，根脈卻抽出新枝，“人一旦離鄉村遠了，其心靈離鄉土就會更近”。因為少，也便更珍惜筆觸，他把家鄉當作濃郁的精神意象，沉浸在小說中，發掘深埋的心靈，就如獲2011年茅盾文學獎的《天行者》，主角鄉村民辦教師，被他視為“哺育二十世紀后半葉鄉村心靈的英雄”。

　　少小離家老大回。成年后的劉醒龍，很少回家鄉，他對記者說：“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在家鄉待過一整天。”而每一次短暫停留，在他記憶中都是忘不掉的大事。第一次回老家，還是30歲那年，父親帶著他，“為了替垂危的爺爺選一塊墓地”。那時他悟出了答案：“除了將心靈作為老家，我實在別無選擇。”他再次踏上這條鄉間小路時，手中多了父親。也就是這一次，他決定第一次以形而下非虛構的方式，寫下家鄉，寫下父親。

　　他在2012年末寫下的這篇散文，名為《抱著父親回故鄉》，而后發在2013年初的《北京文學》上，熟悉他的朋友看到這篇散文后，為其中隱忍的平和和流淌的回響所震動。他對記者說，這一次“一切都不再是抒情，而是一點都不含糊的真真切切的存在”。是第一次“父親與故鄉合為一體了”，也是他作為兒子，“第一次”且最后一次抱著父親。相隔一年，這篇散文獲2013年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也為這“第一次”平添了一層紀念意義。被潮濕小徑、寂靜小垸所喚醒的家鄉也在劉醒龍的答案中露出了原初模樣。

　　記者：《抱著父親回故鄉》 刊發后，許多人感受是溫情背后藏著深厚積蓄，延展出無限的家園感，是篇與眾不同的紀念親人文章。您寫完后是種什么樣的感覺？

　　劉醒龍：這些文字是為父親守靈時寫下的。當時覺得斷斷續續，寫到最后才發現，幾乎不需要再增刪什么，依著原始的樣子就行。主要的感覺是遺憾，是文學在表現情感時，無力達到真實狀態的那種遺憾。對家鄉的習俗我并不是太陌生，即便如此，當父親被掩埋在土地里，我還是強烈震撼了。熱心幫忙的鄉親們，將預先埋下的鋤柄從堆土中拔起，留下一個通向墓室的小洞。作為長子的我，幾乎是趴著將幾樣家鄉食物放進小洞中，讓深埋在土地里的父親吃上人世間最后一頓午餐，再用雙手捧起黃土堵上這洞口。這種震撼再過幾輩子我也許會寫出來，但在這篇文字里，我的文字是蒼白的。

　　記者：這篇散文里，您是重新踏上了一條回歸家園的真切小路，記憶都被喚醒了，魚丸、炊煙、包面，散發出慢慢“尋到根”的感覺，語言也是克制的，并不張揚。這讓我感覺，抱著父親葉落歸根，是情感上的儀式，尋回了許多往事。

　　劉醒龍：還有心痛。我這輩子沒有見過奶奶和外公，外婆也只出現在我一歲時那早已找不到蹤影的記憶中。爺爺和父親都是88歲時離開我們的。爺爺走時，我正鬧失眠癥，守了兩天兩夜之后，我從下午兩點一口氣睡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失眠癥就此痊愈。爺爺走時當事的是父親，所以，父親是我當事送別的第一個親人。那種心痛，包含著對諸多無法彌補的往事的追悔。

　　記者：您說：“此時此刻，我才發現大路朝天也好，小路總有盡頭也罷，都在自己的真情實感范圍之外。”當自己切身感受到那種生命內在聯系的復雜時，是否就不敢相信了？

　　劉醒龍：“根：是一種撫摸骨頭的感覺，一個人尋找到自己的根并不是一件令自己特別快樂的事情。它會讓人懷疑，從這根上生發出來的事物，真的與這根有著生生不息的關系嗎？

　　記者：這篇散文雖不長，但感覺隱藏了不少故事，比如父親只身在洪水來時抵抗決堤口，只希望全村人不用再出去乞討。您想過將來會通過散文形式更多地呈現嗎？

　　劉醒龍：散文是一種必須時刻保持警覺的文體，寫作者稍有不慎就會被自我異化。這也是我很少寫散文的緣故之一。除非我的情緒百分之百飽滿，除非我的心態百分之分正常。當然，真正的百分之百也是不可能的，起碼要達到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看上去散文是一種廣受歡迎的文體，實際上散文又是與讀者最不相干的一種文體，其非虛構性決定了它必須是寫作者的一種心靈狀態。在散文中的任何虛構，所殺傷的不是散文，而是寫作者自身。

　　記者：您曾提到30歲那年和父親回家鄉為爺爺選地時，因為當年棲身之所已成了別人的菜地，“關于故鄉的夢突然裂成碎片”，以及以前也提到自己童年是“流離失所”狀態，對家鄉的記憶是零散的，但您的小說并不缺豐富的家園意象。

　　劉醒龍：每每見到一些作品將大量鄉情恣意汪洋地堆砌其中，我就感到難受，是妒忌，也是遺憾。相比他們對家鄉的日常起居有太多了解，因為我所曉得的量少，就會更加珍惜。家園意象可以是一百件事，也可能是一件事。重要的是它們在每個人心中的分量。

　　記者：身居武漢多年，您曾說時時刻刻想著如何改變這座城市讓它更美好。城市也是許多人的“家鄉”，包括您的兒女，對于城市生活，您希望它的情感秩序是什么樣的？

　　劉醒龍：城市里的人反感拆遷，也是因為城市也是有故鄉的。這種情懷現在有了根本的改變，只要有足夠的拆遷補償，就算一年拆一次，一年搬一次家，也難得有人反對了。隨著城市建設的大功告成，生活相對穩定下來，人與人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情感秩序，也會慢慢回到城市。

　　記者：您主編《芳草》多年，觀察到的鄉土敘事寫作，對于“在場”和在城市書寫，這兩者之間如今呈現出哪些不同的特質？近兩年非虛構方式書寫鄉村的作品熱議頗多，也像是在對以往小說大量煽情的一種理性反撥。

　　劉醒龍：合格的寫作，優秀的作品，其狀態都應當是“在場”的。當代文學，包括小說、詩歌和散文，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正是其狀態沒有“在場”。既不在文學現場，也不在人生現場，甚至連生活現場都不在。在這一點上，詩歌反而是做得最好的。這些年，我所閱讀到的能撼動心魄的細節，既不是小說提供的，也不是散文提供的，而是由詩歌提供的。在這方面，小說做得最差。對細節的敘述原本是小說最核心的機密。這些年詩歌的活躍，在于詩歌發現并撿到被小說丟棄在田野上的麥穗。調查兇殺案的警察要弄清楚死亡原因，處理車禍的警察要弄清楚現場痕跡，文學若找不到文學的第一現場，就算每天上一次“排行榜”也不行。還是要聽信那句話：再偉大的男人，回到家鄉也是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