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思維影響劇本創作生態(徐健)

　　在日前發布的舞臺藝術《中國劇本創作白皮書》上，來自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中直院團的37篇調研報告，用大量一手數據、材料“說話”，道出了各地劇本創作和劇作家的現狀——

實用主義思維影響劇本創作生態

　　近些年，隨著戲劇演出市場的逐步壯大，展演、節慶、評獎需求的不斷增加，各地藝術機構、演出團體對優秀劇本的渴求度和期望值也呈現出逐年上升的 態勢。它們盡管四處“求”劇本、“挖”人才，通過各種方式扶植創作、獎勵編劇，但仍面臨“編劇荒”、“劇本荒”的困擾，并日益威脅著戲劇藝術的良性發展， 阻礙戲劇的可持續發展。實際上，“編劇荒”、“劇本荒”非自今日始，早在20多年前就初露端倪。上世紀80年代，中國劇作家集體崛起，他們用立體多元的創 作支撐起了中國劇本創作的黃金期。然而，進入90年代，中國劇作家急劇分化，劇本創作開始滑坡，各省市的創作隊伍相繼進入了萎縮衰退的階段，這之前一次全 國性劇本征集活動就有逾千部作品投稿的景象，如今一下子變成門前冷落車馬稀。時至今日，“編劇荒”、“劇本荒”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那么，這種“事實”是 如何蔓延的？編劇、劇本的實際現狀又是如何？又有哪些可以借鑒的良策？在日前發布的《中國劇本創作白皮書》上，來自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中直院團 的37篇調研報告，用大量一手數據、材料“說話”，為我們勾勒出了各地劇本創作和劇作家的面貌，“事實”顯示不容樂觀。該白皮書由中國劇協牽頭，《劇本》 月刊具體組織。

　　正在消失的創作室

　　在當代戲劇發展史上，東北三省的戲劇創作曾一度走在全國前列，并以“三級戲劇創作網”(省、縣、市都有以戲劇創作為主的創作室)為傲，盛時每個省都號稱擁有一兩百位甚至兩三百位劇作家。

　　然而，調研顯示，僅僅過去了10多年，吉林的創作室(組)就銳減至21個，大部分縣級創作室(組)被合并到了文化館。黑龍江戲劇創作中心的成員 也減至30人左右，其中能獨立創作大型舞臺劇演出本者不到50%，雖然有些劇院還保留了專門的創作部，但是人員嚴重萎縮。如哈爾濱市戲劇創作室尚在，但能 獨立創作舞臺劇本者屈指可數，不過兩三人；齊齊哈爾市戲劇工作室已撤并至群眾藝術館，專職編劇三四個人；牡丹江市戲劇工作室并入藝術研究所，劇作家也只有 三四人；而且這些數字中還包含退休離崗劇作家50%的份額。其他城市情況大致相似，戲劇工作室或取消或有名無實。很顯然，創作室的調整、取消對現有體制下 戲劇隊伍的建設產生了較大影響。吉林省的調研就指出，一方面，被合并或撤銷的機構中的創作員不再能夠從事專職創作；另一方面，由于劇團體制改革，創作員的 作品為誰而寫變得更加不確切；還有就是由于機構的撤并，全省創作人員基數減少，發現、培養優秀創作人員的幾率更低。

　　東北三省戲劇創作室遭遇的“危機”在各省市也是普遍存在的，像安徽省現有縣級以上國辦戲劇表演團體48個，其中地級市以上的院團或演藝公司有 20個，已全部沒有了創作室，演出所需劇本全部來自院外和省外。這種情形在中直院團也難以幸免。如中國歌劇舞劇院2002年設立了劇目創作部，雖然在職能 上沿襲了劇院原有的創作室、藝術檔案室、閱覽室的全部工作，但是，隨著一大批卓有成就劇作家的陸續退休，現在專職編劇僅剩徐瑛1人。創作機構的銳減，讓很 多編劇失卻了可供依托、相互交流的精神家園，創作身份也從專職、固定變得松散、游移。

　　專業編劇人才極度匱乏

　　與創作室銳減同步的是編劇人才的流失和創作能力的持續下降。調研顯示：青海省目前全省都沒有一個專業戲劇編劇，仍活躍的60歲以下的創作人員僅 有5人，且都是業余的；廣西省堅持一線創作、并能達到國家級層面的劇作家就一兩個人，而40歲以下，能獨立完成大型劇目創作的劇作家基本沒有，只有四五名 集表、導、演于一身的中青年劇作家堅持從事小戲小品創作；海南省地方劇種瓊劇的編劇隊伍“潰不成軍”，只有海南省瓊劇院1名專業編劇，其余的劇團都沒有編 劇，若需要本子演出，主要靠兩三個退休老編劇提供，多數情況是“等米下鍋”甚至“無米下鍋”；江蘇省編劇人數與劇團數量是49：68，平均一個院團才 0.7個編劇，有3個市甚至連一個在職編劇都沒有；天津全市專業院團、群文系列及研究機構，在職從事編劇的人員加起來也不會超過5人，其中能夠寫大戲的更 是鳳毛麟角……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是復雜的，有深層次的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對編劇、劇本創作的忽視、偏見，缺乏對編劇、劇本的長期規劃和政策扶植。

　　實際上，即便在經濟發達、戲劇文化濃厚的上海，編劇的現狀依然不容樂觀。以話劇為例。新時期以來，馬中駿、賈鴻源、沙葉新、孫惠柱、費春放、趙 耀民、張獻、徐頻莉8位劇作家曾在海派實驗戲劇上取得成就。但調研發現，這些劇作家中的5位，近年來未出現超越其代表作的作品或引起廣泛關注，已進入隱性 流失的狀態；另3位已轉移影視，呈顯性流失。

　　那么，青年的編劇人才都哪里去了呢？上海戲劇學院設有專門培養編劇的戲劇文學系，曾經為上海乃至全國輸送了無數一流的編劇人才。但調研顯示，近 年來，該系編劇專業的畢業生去向堪憂。以近兩年為例，80名本科畢業生中，絕大多數(60人以上)改行到了媒體單位、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工作，只有不到10 人是以專業編劇的身份在單位里從事編劇，但也大多身兼行政職務(秘書、助理等)，無法全身心從事劇本創作，而這種現象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了。

　　實用主義思維影響健康的創作生態

　　由于本土編劇隊伍嚴重匱乏，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如此一來，為了應付各種展演、節慶、評獎活動的“工作”需要，各省市紛紛請起了“外援”，追 求短期的功利效應。一時間，“外來的和尚好念經”的實用主義思維開始左右各地本已傾斜的戲劇生態。在湖北的調研報告中，就有一些劇團團長公開表示不愿意養 編劇：“我養一個編劇，一年好幾萬，十年就是好幾十萬，還不知能不能給我寫兩個好劇本。”同樣的現象也在甘肅發生著。除了個別劇作家具有創作和運作的雙重 能力外，甘肅本土的、具備創作能力的劇作家基本上是只能寫劇本，無緣見舞臺。甚至在這兩年還形成了一個怪圈，編劇好像要具備創作和運作雙重能力，才能使自 己的作品投入二度創作。因此該編劇要么是院團負責人，要么能拉來排戲的經費，要么能運作到大獎。這些可不是單純的一個編劇所能做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實用主義創作思維在削弱地方編劇創作積極性的同時，也催生了一些依靠各種名氣、頭銜四處忙碌的“名家”、“大家”。不少省份的調 研都指出：近幾年來，每每在各個重大戲劇活動之前，總有幾位知名劇作家格外忙碌，他們是受人之托代寫或代改劇本，而且往往是手頭的幾個劇本同時動筆。這些 “名家”真的能次次“出手不凡”嗎？以寧夏為例。寧夏幾乎每年都要聘請外地劇作家進行劇本創作，但這些外地編劇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調研報告指出：一 是，由于對寧夏的歷史、現狀與民俗，尤其是對于回族的歷史、現狀知之甚少，便會直接影響他們創作與寧夏、尤其是與回族相關題材作品的質量；二是，他們完全 按照市場經濟辦事，一般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高報酬往懷里一揣，扭頭就走。這樣的生態環境下，全國就形成了這樣一批人，他們經得多，見 得廣，一個個練就成了“嫁接”的高手，拼貼出一個又一個“拼盤”，然后到全國各地去高價兜售。這樣的作品乍一看，很有些新穎，再加上一些五顏六色、令人眼 花繚亂的大制作，便可以把各地的主管部門忽悠得團團轉。雖然不乏有獲得全國大獎之作，但終究經不起時間的檢驗。因為其中缺少兩樣東西：一是“精益求精”； 二是“真心熱愛”。

　　要宏觀規劃，更要有的放矢

　　結合目前編劇、劇本存在的種種問題，各地的調研報告也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措施。措施提出來很容易，關鍵是要落到實處，真正讓一線的編劇受益，真正 尊重編劇的勞動成果，按藝術規律辦事。這其中，一些省份根據自身劇本創作實際，提出的不少對策、建議，就對宏觀規劃很有價值。如四川、陜西都提到了劇本創 作缺乏前期調研規劃，帶來的重復生產和疏遠觀眾問題。陜西的調研報告指出，在陜西第五屆藝術節上，有三臺劇(節)目——陜北秧歌劇《米脂婆姨綏德漢》，信 天游歌舞劇《山丹丹》《掛紅燈》，它們的投資都比較大，創作機制都是全國范圍內請編導、舞美、燈光、甚至演員，讓人遺憾的是，三臺戲都構思了一個愛情故 事，都有土匪，都用的是陜北信天游的創作素材。這種內容重復、題材單一、形式雷同的狀況，帶來了創作資源上的浪費。

　　如何在現有的資源配置條件下，發揮編劇的最大潛能，打磨一部經得起歷史、藝術、觀眾檢驗的優秀劇本？相關主管部門還需要把宏觀規劃做細、做足， 有的放矢，在提出創作重點、題材計劃和實施方案的同時，合理調整題材資源、藝術生產的品種結構，避免題材撞車和盲目重復，避免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提 高藝術創作的成活率。